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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价值观、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表现出曹丕高屋建瓴的批评视角，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文学批评有着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典论·论文》 重要文学理论 开创性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典论·论文》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在它之后，相继出现了许许多多研讨文学理论的专文与专著，由此开启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时期。
曹丕的《典论·论文》虽只有短短几百字，但对文学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十分扼要的论述，并具有独到的见解。
（一）价值论
价值论是指有关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价值的问题。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曹丕看到了文学有“经国”的社会功能，同时又看到了它自身有“不朽”的价值。
关于文学的价值问题，古来都比较重视。《毛诗序》中已表现出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但它强调的更多是诗歌内容方面的美德、教化，要求诗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的作用，而对文学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则认识不够。“三不朽”说[5]其中之一也有“立言”。但当时所说的“立言”主要是指著书立说，也包含着道德教诲的言辞。曹丕说的文章，则主要是指文学，尤其是指论文和诗赋。他能够从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认识文学的不朽性，并把它提高到与德功并重的地位，显然把文章的价值和功能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还鼓励作家积极从事创作，不为环境所困，“不以隐约而费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4]，要寄身翰墨，见意篇籍，靠自己的文章自立声名。虽然他看到文学有“经国之大业”的功能，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实质上是希望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这依然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不可抹杀的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二）文体论
纪昀说：“建安黄初，文章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6]曹丕看到一切文章都有其共性，各种体裁又有它各自的特殊性，所以说“夫文本同而末异”。他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以“雅、理、实、丽”四字极简约精当地概括出各自的特点。这说明曹丕已经认识到各种文体的特殊作用与风格，不同的行文与修辞标准。自曹丕的文体论一出，开启了文体辨析与分类的风气：陆机《文赋》分体为十，刘勰《文心雕龙》分体为三十五，肖统《文选》分体为三十七，以至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体为一百三十二，清代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体为十一。由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门“文体论”的学科。
曹丕不仅把文学的体裁和特征分别开来，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把文学作品分为四科八体，这就和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划分开来。文体分类使文学观念日趋明晰，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种发展与进步。
（三）风格论
曹丕在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时提出“文气说”，这也是《典论·论文》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是指作者个人生命的外在表现、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气。作家风格的形成，首先是由体现作家气质的才性所决定的。这种才性，是一种天赋，是出自作家内在的本质，是自身所固有而不能外加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和素质，这种个性不可重复，就是父子兄弟之间也有所不同。
“气”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典论·论文》中的“文气”与曹丕以前学者的论“气”有根本的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哲学上的范筹，也不似孟子所强调的伦理道德修养、个人内心修炼。曹丕的“气”论是强调作家个性风格的独特性。在《典论·论文》中，作者正是以“文气说”这一标准对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作美学意义的评价。这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以文体为纲，以评价作家作品的风格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方式。刘勰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种理论，在《文心雕龙》中，不仅用“气”来揭示作家内在的气质和才性，也用来揭示作品风格特征的风气，还用来表示作家在创作时精神活动过程中的“神”和“志”气，并把气和情、辞和体结合起来。
（四）鉴赏论
鉴赏论就是对于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鉴别与评价。在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上，曹丕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互相品评的风气是“自古而然”，并且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就是说文人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认为自己的文章好，贬低别人的文章。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揭示了那种重视历史久远的、轻视近代的盲目追求虚名的现象。
为避免在鉴赏时出现上述偏见，他提出“审己以度人”的主张。“审己”，就是要经常地审察自己，“度人”，是要正确地去估量别人的优劣。作者认为“文非一体”，由于作家受到才能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掌握各种文体。只有批评家做到设身处地进行文学批评，批评的结果才会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
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虽然由于作者本身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提出的文学理论必然有其不够完整和严谨的地方，正如刘勰批评他“密而不周”那样。但是《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价值观、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不仅反映了建安早、中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精神风貌，而且还着重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观念认识的重大进步。曹丕文学观的提出，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文学批评有着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必胜，《曹丕及其<典论·论文>》，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82（08）
[2]张锐，张启胜，《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昭示——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观》，滁州学院学报[J]，2011（06）
曹丕，《典论·论文》
毛苌，《毛诗序》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曹丕，《典论·论文》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小序》
【关键词】《典论·论文》 重要文学理论 开创性
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典论·论文》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在它之后，相继出现了许许多多研讨文学理论的专文与专著，由此开启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时期。
曹丕的《典论·论文》虽只有短短几百字，但对文学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十分扼要的论述，并具有独到的见解。
（一）价值论
价值论是指有关文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价值的问题。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曹丕看到了文学有“经国”的社会功能，同时又看到了它自身有“不朽”的价值。
关于文学的价值问题，古来都比较重视。《毛诗序》中已表现出功利主义的文艺观，但它强调的更多是诗歌内容方面的美德、教化，要求诗应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的作用，而对文学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则认识不够。“三不朽”说[5]其中之一也有“立言”。但当时所说的“立言”主要是指著书立说，也包含着道德教诲的言辞。曹丕说的文章，则主要是指文学，尤其是指论文和诗赋。他能够从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认识文学的不朽性，并把它提高到与德功并重的地位，显然把文章的价值和功能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还鼓励作家积极从事创作，不为环境所困，“不以隐约而费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4]，要寄身翰墨，见意篇籍，靠自己的文章自立声名。虽然他看到文学有“经国之大业”的功能，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实质上是希望用文学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这依然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不可抹杀的激励和引领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二）文体论
纪昀说：“建安黄初，文章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6]曹丕看到一切文章都有其共性，各种体裁又有它各自的特殊性，所以说“夫文本同而末异”。他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以“雅、理、实、丽”四字极简约精当地概括出各自的特点。这说明曹丕已经认识到各种文体的特殊作用与风格，不同的行文与修辞标准。自曹丕的文体论一出，开启了文体辨析与分类的风气：陆机《文赋》分体为十，刘勰《文心雕龙》分体为三十五，肖统《文选》分体为三十七，以至明代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体为一百三十二，清代的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体为十一。由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门“文体论”的学科。
曹丕不仅把文学的体裁和特征分别开来，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划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把文学作品分为四科八体，这就和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划分开来。文体分类使文学观念日趋明晰，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种发展与进步。
（三）风格论
曹丕在谈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时提出“文气说”，这也是《典论·论文》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是指作者个人生命的外在表现、作者本身的生命才气。作家风格的形成，首先是由体现作家气质的才性所决定的。这种才性，是一种天赋，是出自作家内在的本质，是自身所固有而不能外加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和素质，这种个性不可重复，就是父子兄弟之间也有所不同。
“气”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不过《典论·论文》中的“文气”与曹丕以前学者的论“气”有根本的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哲学上的范筹，也不似孟子所强调的伦理道德修养、个人内心修炼。曹丕的“气”论是强调作家个性风格的独特性。在《典论·论文》中，作者正是以“文气说”这一标准对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作美学意义的评价。这开创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以文体为纲，以评价作家作品的风格为主要内容的批评方式。刘勰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种理论，在《文心雕龙》中，不仅用“气”来揭示作家内在的气质和才性，也用来揭示作品风格特征的风气，还用来表示作家在创作时精神活动过程中的“神”和“志”气，并把气和情、辞和体结合起来。
（四）鉴赏论
鉴赏论就是对于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鉴别与评价。在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上，曹丕开门见山地指出文人互相品评的风气是“自古而然”，并且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也就是说文人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认为自己的文章好，贬低别人的文章。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揭示了那种重视历史久远的、轻视近代的盲目追求虚名的现象。
为避免在鉴赏时出现上述偏见，他提出“审己以度人”的主张。“审己”，就是要经常地审察自己，“度人”，是要正确地去估量别人的优劣。作者认为“文非一体”，由于作家受到才能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掌握各种文体。只有批评家做到设身处地进行文学批评，批评的结果才会是比较全面客观和符合实际。
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一文中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虽然由于作者本身和时代的局限性，他提出的文学理论必然有其不够完整和严谨的地方，正如刘勰批评他“密而不周”那样。但是《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文学的价值观、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不仅反映了建安早、中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精神风貌，而且还着重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观念认识的重大进步。曹丕文学观的提出，对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中国文学批评有着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必胜，《曹丕及其<典论·论文>》，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1982（08）
[2]张锐，张启胜，《文学的自觉时代的昭示——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学观》，滁州学院学报[J]，2011（06）
曹丕，《典论·论文》
毛苌，《毛诗序》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
曹丕，《典论·论文》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