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二战后的日美经济关系堪称一部“日美贸易摩擦史”。作为军事同盟国，日美在贸易上长期持续对立，实为罕见，也是令人费解的现象。
日美贸易摩擦早在日本经济刚刚走出“战后”的50年代便已开始了。围绕棉织品对美出口，美日发生了激烈对立。之后，钢铁、电视机、机床、汽车、半导体等制成品的对美出口成双边摩擦的主要对象。但80年代中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的重心转到了日本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领域，持续近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日美贸易摩擦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货币及其权力博弈的对立。日美微观层面的贸易摩擦转变为宏观层面的体制碰撞，以及金融货币权力的较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美经济矛盾堪具“意识形态”对立的属性。
二战结束后的50年里，日本出口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时发生重大变化，但日本出口对象国却没有明显改变，几乎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地的构图。即使如今，日本对华出口占比上升，对美出口占比下降，中国一度上升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2013 年以后，随着中美经济同步转型，美国再成日本最大的出口地。美国市场对日本贸易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尽管最初，日本的出口品也被指责为廉价而劣质，但随着日企品质意识不断改善，日本制品不断被美国市场所接受，在不同时期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出口剧增局面。如1950年到1952年的2年时间里，日本棉织品对美国出口暴增40倍。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要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临时进口限制措施，以及自主出口规制措施。在方式上，美国多用双边谈判方式，即一对一与日本谈判，集中提出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虽减少了日本对美出口量，但无法堵住其他替代出口者。如，关于棉织品，1971年美日签署了“日美纤维协定”，解决了日美摩擦，但香港和台湾等地棉织品乘势打入美国市场，纺织品的贸易摩擦反而国际化了。直到1974年，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达成了一揽子国际协定，纺织品贸易纳入国际管理体系，纺织品贸易摩擦才得以消停。
整个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货币体制危机，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国际政治也从美苏两极对立转为“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此间，日本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注重“量的增长”转变到“质的沉淀”，日本企业也完成了根本转型。这又奠定了80年代到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集中到来的前提。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完成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了“日本经济模式”；日本企业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升级，形成了“日本经营方式”。在电子技术飞跃发展下，日本制造业实现了“机电一体化”升级，一时间“丰田方式”“日本礼赞”享誉世界。日本的汽车、半导体、机床，以及一系列升级版家电流行于全球，成为世界级名牌产品。“日本造”又一次如暴风骤雨般“空袭”美国，日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这一次日美贸易摩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90年代中期，历经10年，跨越两个时代。美日之间所动用的“摩擦武器”堪称史无前例。美攻日守，互有攻防。在摩擦方式上，自主限制、数量限制、钢铁协定、半导体协定……可谓“十八般武艺全面上阵”，“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最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就是日美结构协议、日美框架协议。
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的一大特点是围绕“市场开放，扩大进口”展开制度博弈。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转变，在经济上不再容忍“日本第一”。克林顿政府甚至提出“日本经济是资本主义异类”，美日经济“模式之争”跃然纸上，微观层次上的贸易摩擦升级为宏观层面的体制碰撞，堪称意识形态的对立。诚然，日美经济矛盾的最终解决还是落脚于国际化的多边贸易体系，即WTO为美日解决贸易摩擦提供了协调机制。WTO不仅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是迄今唯一自带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作为进攻方的美国的诉求得到了公平的解决，日本的反击也得到了法制化的保障。
1984年，美国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赤字双双超过1000亿美元，至今升势不减。而1991年日本贸易顺差首超1000亿美元，翌年经常收支顺差再超1000亿美元。日美贸易、经常收支的反向变动，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综合征”的基本动因。
所谓“日元升值综合征”，是指 1971年以后日美政府的贸易、汇率和金融政策所引发的不规则的日元升值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日元国际化政策的前因。可以说，日元国际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日本经济增强日元升值抵抗力，并使升值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瓦
解后，日美贸易动向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此前20 年，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上升率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率均已超过美国，这被认为是美国遏制日本的发端。
但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单纯的日本经济增长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并不能构成威胁。关键在于这种增长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合流，冲击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体制”。如，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首次转为赤字，纽约股市大调整，而此前，欧洲、中东抢购黄金，大搞“脱美元化”，引发世界性“黄金荒”。同时，苏联突然闯入世界粮食市场，又引起世界性粮食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优先发展“重大厚长”型工业，引发世界资源价格骤涨，环境恶化。
而在更深层次问题上，还存在着日美对外资产关系的逆转。即在日美贸易收支逆转下，1983年美国对外资产余额锐减40%，1985年陡然出现1119亿美元的纯债务，战后首次转变为纯债务国，1986年成为世界最大纯债务国。与此同时，日本于1984年实现对外纯债权倍增，1985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1986年成为世界第一纯债权国。日美对外纯资产关系的逆转，反映了日美经济结构的相对变化，更被美国看成日本资本市场相对闭锁的结果。
在美国看来，战后，日本对外资实行严格管制，资本输出增加的同时，资本输入难以扩大。1983年后，随着日本企业资金剩余，日本民间对外证券投资，大量经过“欧洲日元市场”涌入美国证券市场， 成为日美对外资产关系逆转的要因之一。同时，美国资本的主要输出地——拉丁美洲出现债务危机，致使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锐减，而其国内投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證券投资流入增加，银行对外融资减少，资本对外影响力下降。
日美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正是美国利用贸易、汇率政策敲打日本，席卷其金融市场的根本动因。
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看，美国将对日贸易、汇兑制裁纳入了全面捍卫美国主导体制的轨道，堪 称“帝国反击战”的一部分。“反击战”的内容包括：对前苏联禁运、控制中东、封锁伊朗，与搞黄金美元脱钩相结合，以“石油、美元、战争三位一体”战略，迫使日本等分担国际货币体制成本。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速虽高，但在资本输出上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特别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大部分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 成为后者长短期利率逆转的主要条件。同时，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反过来又维护了美国整体的物价平缓，使其金融当局得以专心使用利率手段，抑制不动产泡沫，而不必过度担心紧缩金融导致经济下滑。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
对中国而言，利用贸易顺差条件，主动调整贸易结构、深化汇兑制度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强化国民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抵抗力，使货币升值转化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更有利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日美贸易摩擦早在日本经济刚刚走出“战后”的50年代便已开始了。围绕棉织品对美出口，美日发生了激烈对立。之后，钢铁、电视机、机床、汽车、半导体等制成品的对美出口成双边摩擦的主要对象。但80年代中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的重心转到了日本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领域，持续近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日美贸易摩擦在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货币及其权力博弈的对立。日美微观层面的贸易摩擦转变为宏观层面的体制碰撞，以及金融货币权力的较量。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美经济矛盾堪具“意识形态”对立的属性。
贸易摩擦与自主限制
二战结束后的50年里，日本出口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时发生重大变化，但日本出口对象国却没有明显改变，几乎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地的构图。即使如今，日本对华出口占比上升，对美出口占比下降，中国一度上升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2013 年以后，随着中美经济同步转型，美国再成日本最大的出口地。美国市场对日本贸易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尽管最初，日本的出口品也被指责为廉价而劣质，但随着日企品质意识不断改善，日本制品不断被美国市场所接受，在不同时期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出口剧增局面。如1950年到1952年的2年时间里，日本棉织品对美国出口暴增40倍。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主要采取限制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临时进口限制措施，以及自主出口规制措施。在方式上，美国多用双边谈判方式，即一对一与日本谈判，集中提出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虽减少了日本对美出口量，但无法堵住其他替代出口者。如，关于棉织品，1971年美日签署了“日美纤维协定”，解决了日美摩擦，但香港和台湾等地棉织品乘势打入美国市场，纺织品的贸易摩擦反而国际化了。直到1974年，在关贸总协定框架下达成了一揽子国际协定，纺织品贸易纳入国际管理体系，纺织品贸易摩擦才得以消停。
世界经济体制巨变，日美贸易摩擦升级
整个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货币体制危机，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国际政治也从美苏两极对立转为“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此间，日本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期注重“量的增长”转变到“质的沉淀”，日本企业也完成了根本转型。这又奠定了80年代到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集中到来的前提。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完成了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了“日本经济模式”；日本企业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升级，形成了“日本经营方式”。在电子技术飞跃发展下，日本制造业实现了“机电一体化”升级，一时间“丰田方式”“日本礼赞”享誉世界。日本的汽车、半导体、机床，以及一系列升级版家电流行于全球，成为世界级名牌产品。“日本造”又一次如暴风骤雨般“空袭”美国，日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这一次日美贸易摩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90年代中期，历经10年，跨越两个时代。美日之间所动用的“摩擦武器”堪称史无前例。美攻日守，互有攻防。在摩擦方式上，自主限制、数量限制、钢铁协定、半导体协定……可谓“十八般武艺全面上阵”，“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最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就是日美结构协议、日美框架协议。
这一时期，日美贸易摩擦的一大特点是围绕“市场开放，扩大进口”展开制度博弈。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转变，在经济上不再容忍“日本第一”。克林顿政府甚至提出“日本经济是资本主义异类”，美日经济“模式之争”跃然纸上，微观层次上的贸易摩擦升级为宏观层面的体制碰撞，堪称意识形态的对立。诚然，日美经济矛盾的最终解决还是落脚于国际化的多边贸易体系，即WTO为美日解决贸易摩擦提供了协调机制。WTO不仅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有管理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是迄今唯一自带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作为进攻方的美国的诉求得到了公平的解决，日本的反击也得到了法制化的保障。
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984年，美国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赤字双双超过1000亿美元，至今升势不减。而1991年日本贸易顺差首超1000亿美元，翌年经常收支顺差再超1000亿美元。日美贸易、经常收支的反向变动，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综合征”的基本动因。
所谓“日元升值综合征”，是指 1971年以后日美政府的贸易、汇率和金融政策所引发的不规则的日元升值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日元国际化政策的前因。可以说，日元国际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使日本经济增强日元升值抵抗力，并使升值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瓦
解后，日美贸易动向成为日元美元汇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而此前20 年，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上升率和生产规模的扩张率均已超过美国，这被认为是美国遏制日本的发端。
但实际上，对美国而言，单纯的日本经济增长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并不能构成威胁。关键在于这种增长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合流，冲击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体制”。如，1971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首次转为赤字，纽约股市大调整，而此前，欧洲、中东抢购黄金，大搞“脱美元化”，引发世界性“黄金荒”。同时，苏联突然闯入世界粮食市场，又引起世界性粮食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优先发展“重大厚长”型工业，引发世界资源价格骤涨，环境恶化。
而在更深层次问题上，还存在着日美对外资产关系的逆转。即在日美贸易收支逆转下，1983年美国对外资产余额锐减40%，1985年陡然出现1119亿美元的纯债务，战后首次转变为纯债务国，1986年成为世界最大纯债务国。与此同时，日本于1984年实现对外纯债权倍增，1985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1986年成为世界第一纯债权国。日美对外纯资产关系的逆转，反映了日美经济结构的相对变化，更被美国看成日本资本市场相对闭锁的结果。
在美国看来，战后，日本对外资实行严格管制，资本输出增加的同时，资本输入难以扩大。1983年后，随着日本企业资金剩余，日本民间对外证券投资，大量经过“欧洲日元市场”涌入美国证券市场， 成为日美对外资产关系逆转的要因之一。同时，美国资本的主要输出地——拉丁美洲出现债务危机，致使美国对外资本输出锐减，而其国内投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證券投资流入增加，银行对外融资减少，资本对外影响力下降。
日美资本输出结构的变化，正是美国利用贸易、汇率政策敲打日本，席卷其金融市场的根本动因。
从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看，美国将对日贸易、汇兑制裁纳入了全面捍卫美国主导体制的轨道，堪 称“帝国反击战”的一部分。“反击战”的内容包括：对前苏联禁运、控制中东、封锁伊朗，与搞黄金美元脱钩相结合，以“石油、美元、战争三位一体”战略，迫使日本等分担国际货币体制成本。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速虽高，但在资本输出上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特别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大部分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 成为后者长短期利率逆转的主要条件。同时，中国产品的低廉价格反过来又维护了美国整体的物价平缓，使其金融当局得以专心使用利率手段，抑制不动产泡沫，而不必过度担心紧缩金融导致经济下滑。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爆发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利益。
对中国而言，利用贸易顺差条件，主动调整贸易结构、深化汇兑制度改革，增强汇率弹性，强化国民经济对汇率波动的抵抗力，使货币升值转化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更有利于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