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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楼适夷重回故乡。那年由丁玲特邀，他到厦门参加丁玲作品研讨会，绕道来到故乡余姚。故园已经没有他的直系亲属，却到处有他的亲人。当年笔者有幸拜见这位文坛名宿，至今其音容笑貌宛在，他的殷殷乡情更是记忆犹深。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楼适夷与鲁迅、郭沫若、老舍、茅盾、郁达夫、胡愈之、杨贤江、阿英、林谈秋、应修人、冯雪峰等人关系密切。1933年9月，楼适夷在上海被追踪的特务逮捕，是鲁迅第一个写信通过相关人士使党组织知道。信中说：“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他被捕后在何处无人知道，当鲁迅从张天翼处得知楼适夷已押解南京，又立即写信告诉楼适夷在余姚的亲人。在编选一批当时有才华青年作家选集时，鲁迅积极推荐楼适夷写的小说《盐场》。
在抗日战争时期，楼适夷在香港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五卷本上还署名“茅盾、适夷主编”。1945年8月，郁达夫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枪杀，最早表达对郁达夫命运关切的是楼适夷《忆达夫》一文，发表在1946年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
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楼适夷遭逮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被释放。他在狱中翻译苏联高尔基作品《在人间》《文学的修养》，以及日本、法国等多部作品。从访问楼适夷之子及相关资料获悉，楼适夷还是胡风、梅志的大媒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派楼适夷去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一路皆由胡风暗中照顾。后来胡风回国担任“左联”党组书记，楼适夷在“左联”与胡风同事。193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参加“左联”的梅志为入狱难友寻求援助，来到“左联”，初见胡风和楼适夷在一起，从此胡风和梅志“产生好感”，楼适夷从中牵线，以致发展成婚姻。梅志晚年写有回忆录《胡风和我共同的朋友楼适夷同志》，文中记述：“到了80年代，我们和楼适夷重逢时，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还是你们的红娘。你们该请我吃酒呢。”
全面记述楼适夷生平的有《我谈我自己》，此文的存世有段曲折。1984年楼适夷到上海住了段时间，包子衍等和他多次交谈的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成3万余字，题为《楼适夷谈生平》，《新文学史料》季刊准备发表，文稿到了楼适夷手上即被“没收”，锁入抽屉，禁闭了多年。后来他在此文的引言中说，包子衍“不幸中年谢世，我心痛如割，整理旧作见此稿，拿在手里是一团火。《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又多方设法要稿，想到整理者辛苦劳作，岂能白费，话句句是我说的。”“他们实事求是，一句没空话。”于是，楼适夷最后自己重加整理，改题为《我谈我自己》。
楼适夷自谦是“大时代小人物，人家叫我老作家，我感到惭愧，老倒是老，只能算个文学工作者”。
楼适夷逝世后，一批著名人士所写的回忆楼适夷的文章，汇成32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楼适夷同志纪念文集》。
四明山上的文化抗日
楼适夷五岁启蒙，在余姚念德小学读完初小、高小共八年，随后到上海钱庄学生意，受到“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入党后，回家乡传播革命火种，建立第一个中共余姚支部，楼适夷任书记，以他家为活动据点，楼适夷来往于上海和余姚之间，联络许多革命志士。
抗日战争后期，楼适夷奔走于余姚实获中学、上海储能中学之间，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其时，黄源已在四明山上，黄源通过卖柴山民进城带信给楼适夷，请他上四明山。楼适夷到四明山根据地，见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后在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和浙东鲁迅学院工作。
浙东鲁迅学院从创办到北撤，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以灵活多样方式，培养了800余名干部、战士，如乔石夫人郁文等。在战争环境中，浙东鲁迅学院所存史料不多。楼适夷作为当事人，在香港出版《四明山杂记》一书有记载，后来在《我谈我自己》中也有回忆：
“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根据地已有三年的历史，我去的时候是抗战最后的时期了，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力量已相当强大，中心地在梁弄，是四明山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镇。从城区到山区中间有敌伪的岗哨，我是通过水道绕道上虞县境进去的。”“熟人邦静唐是司令部秘书长，黄源是浙东鲁迅学院副院长，院长是谭启龙。不久，举行了一个浙东地区的参议会，成立了政府，这个政府叫浙东行政公署，黄源是文教处长，我当个副的，担任文教工作。”
楼适夷还写道：“文化方面，报纸属于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这工作。”
楼适夷在《四明山杂记》里写道，他们办了一个报，叫《解放周报》，还做群众工作，鼓励群众生产，支援前线。
1994年《余姚市志》编纂工作完成。楼适夷年届九旬，为之欣喜，并执笔作序。序言所记：“余姚浙东大邑”，“这也是自己度过黄金时代的最亲爱的土地，久背乡井老而不归”。
年届八十故乡行
新中国建立后，楼适夷全力投入文化工作，但依然情怀故土。他曾说：“文艺工作上，我的职业是后勤服务，得首先尽我的本分。”1957年他和魏金枝同去天台时，回过家乡一次。1984年夏重访余姚，这是1949年以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时隔27年，更是乡情满怀。
当时许多人景仰楼适夷，只是没有机会拜见。此时我在余姚从事新闻报道，也同样难以听取这位名人的聆教。好在接待楼适夷的姜枝先老人，对后辈厚爱有加。那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观察》上发表《迷人的杨梅王国》报告文学，有些影响。姜枝先为奖掖后人，把我引见给楼适夷。
楼适夷下榻在政府第一招待所，1984年7月5日下午6时半，我当按时赴约，提前抵达，在门外等候了四五分钟。我所见到的楼适夷，脸庞方正，头发稀疏，理的平顶头，穿着上下一色的素色纺绸衣衫，一见面，就觉得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十分和蔼，完全是平等式的聊天。我们讲到浙江日报发表的他的纪实散文《夸我的故乡》，题材信手拈来，写得亲切感人，也谈到余姚是中国杨梅之乡。我请楼适夷前辈参加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他欣然答应。后因他参观河姆渡遗址归来患感冒，行程安排又紧，座谈会未开成。后来他还给我写过长信，鼓励业余作者学习写作，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请楼适夷参观河姆渡遗址那天，老人兴致盎然，深为河姆渡后人而自豪。在和陪同人员的谈笑风生中，他又打开随身所带的折扇，请大家一一签名留念。
城中有山十分难得，余姚城中有座龙泉山。《适夷诗存》一书首篇为作于1923年的《龙山放歌》，写出了年轻作者献身革命的激情，其中一节为：“啊，我的鲜红的血液/已如海潮一样狂奔/我的蓬勃的心儿/已如火山一样爆喷。”当年他十八岁。1984年返乡，楼老八十岁，他在龙泉山上梨洲文献馆，看了王阳明写给其父亲的手书，又看了日本人送来的朱舜水先生生前所刻的雕像，以及出土的越窑青瓷，还访问了龙泉山麓的余姚瓷厂。他在瓷厂题词：“龙山霭霭，舜水泱泱，人文齐秀，美哉我乡……”
四明山是楼适夷战斗过的地方，到了余姚，自然得去。驰车到梁弄，在狮子山上有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徒步登山有数百石阶，对八旬老人来说上山谈何容易！陪同者劝楼适夷在山下纪念馆看看，心意到了就好。楼适夷坚持徒步登山，在纪念碑前低头默哀，祭扫烈士。回忆1964年他在北京得知建造四明山纪念馆，诗兴大发，为之题诗：“锐气英姿迥不同，擎天立地悬奇峰。千岩屏障挺秀竹，万壑云雷傲古松。石骨嶙峋见劲节，泉流浩荡发东风。当年冰雪枝头赤，今日山花烂漫红。”如今在烈士碑前，楼适夷缅怀先烈，扶今忆昔，以致热泪盈眶。下狮子山后，他说“这才了却我心愿”。
楼适夷还去横坎头，参观浙东区党委旧址、浙东鲁迅学院遗址，并当场吟诗：“四十年前横坎头，故园今日又重游。当年战友音容在，豪气英风万古流。”
1984年的那次回乡探访，楼老非常感慨家乡余姚已成“现代化工商都市，陌不相识了。为之借唐人贺之章之句，窃易数字，以寄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故园相见不相识，自问我从何处来’”。
念德桥畔适夷亭
发源于四明山的姚江，由西向东横贯余姚城中，经宁波入海。姚江人文荟萃，孕育了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等历史名人。楼适夷的旧居，是余姚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遗址，又是名人出生之地，曾开设为纪念馆。后因城市扩建道路需要，将馆中文物移至余姚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在城中姚江岸边的念德桥畔，建造了适夷亭。亭中碑文由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落款。全文如下：
楼适夷（1905—2001）
楼适夷，原名锡春，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受党组织派遣由沪返余姚，成立中共余姚支部，任书记。支部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楼家。历任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楼适夷热爱家乡，虽长期在外工作，多次回乡。一九八七年又把旧居房产馈赠给国家。在其散文《夸我的故乡》中说：“正如生为中国人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故乡，也是我一生的夸耀。”而余姚人民则为有他这样的赤子引以为荣。今特在其故居旧址东南姚江之滨建此亭，作为纪念。
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
二零一零年春立
念德桥横架于姚江之上，适夷亭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读着适夷亭内碑文，举目江桥，伫立遐思，楼适夷文以载道，品格崇高。姚江之水，长流不息地诉述着楼适夷的故乡情结，也倾注着故乡人民对他的崇敬、思念之情。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楼适夷与鲁迅、郭沫若、老舍、茅盾、郁达夫、胡愈之、杨贤江、阿英、林谈秋、应修人、冯雪峰等人关系密切。1933年9月，楼适夷在上海被追踪的特务逮捕，是鲁迅第一个写信通过相关人士使党组织知道。信中说：“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他被捕后在何处无人知道，当鲁迅从张天翼处得知楼适夷已押解南京，又立即写信告诉楼适夷在余姚的亲人。在编选一批当时有才华青年作家选集时，鲁迅积极推荐楼适夷写的小说《盐场》。
在抗日战争时期，楼适夷在香港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五卷本上还署名“茅盾、适夷主编”。1945年8月，郁达夫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枪杀，最早表达对郁达夫命运关切的是楼适夷《忆达夫》一文，发表在1946年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
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楼适夷遭逮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被释放。他在狱中翻译苏联高尔基作品《在人间》《文学的修养》，以及日本、法国等多部作品。从访问楼适夷之子及相关资料获悉，楼适夷还是胡风、梅志的大媒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派楼适夷去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联络，一路皆由胡风暗中照顾。后来胡风回国担任“左联”党组书记，楼适夷在“左联”与胡风同事。193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参加“左联”的梅志为入狱难友寻求援助，来到“左联”，初见胡风和楼适夷在一起，从此胡风和梅志“产生好感”，楼适夷从中牵线，以致发展成婚姻。梅志晚年写有回忆录《胡风和我共同的朋友楼适夷同志》，文中记述：“到了80年代，我们和楼适夷重逢时，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我还是你们的红娘。你们该请我吃酒呢。”
全面记述楼适夷生平的有《我谈我自己》，此文的存世有段曲折。1984年楼适夷到上海住了段时间，包子衍等和他多次交谈的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成3万余字，题为《楼适夷谈生平》，《新文学史料》季刊准备发表，文稿到了楼适夷手上即被“没收”，锁入抽屉，禁闭了多年。后来他在此文的引言中说，包子衍“不幸中年谢世，我心痛如割，整理旧作见此稿，拿在手里是一团火。《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又多方设法要稿，想到整理者辛苦劳作，岂能白费，话句句是我说的。”“他们实事求是，一句没空话。”于是，楼适夷最后自己重加整理，改题为《我谈我自己》。
楼适夷自谦是“大时代小人物，人家叫我老作家，我感到惭愧，老倒是老，只能算个文学工作者”。
楼适夷逝世后，一批著名人士所写的回忆楼适夷的文章，汇成32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楼适夷同志纪念文集》。
四明山上的文化抗日
楼适夷五岁启蒙，在余姚念德小学读完初小、高小共八年，随后到上海钱庄学生意，受到“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入党后，回家乡传播革命火种，建立第一个中共余姚支部，楼适夷任书记，以他家为活动据点，楼适夷来往于上海和余姚之间，联络许多革命志士。
抗日战争后期，楼适夷奔走于余姚实获中学、上海储能中学之间，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其时，黄源已在四明山上，黄源通过卖柴山民进城带信给楼适夷，请他上四明山。楼适夷到四明山根据地，见到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后在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和浙东鲁迅学院工作。
浙东鲁迅学院从创办到北撤，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以灵活多样方式，培养了800余名干部、战士，如乔石夫人郁文等。在战争环境中，浙东鲁迅学院所存史料不多。楼适夷作为当事人，在香港出版《四明山杂记》一书有记载，后来在《我谈我自己》中也有回忆：
“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的根据地已有三年的历史，我去的时候是抗战最后的时期了，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二月，力量已相当强大，中心地在梁弄，是四明山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镇。从城区到山区中间有敌伪的岗哨，我是通过水道绕道上虞县境进去的。”“熟人邦静唐是司令部秘书长，黄源是浙东鲁迅学院副院长，院长是谭启龙。不久，举行了一个浙东地区的参议会，成立了政府，这个政府叫浙东行政公署，黄源是文教处长，我当个副的，担任文教工作。”
楼适夷还写道：“文化方面，报纸属于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这工作。”
楼适夷在《四明山杂记》里写道，他们办了一个报，叫《解放周报》，还做群众工作，鼓励群众生产，支援前线。
1994年《余姚市志》编纂工作完成。楼适夷年届九旬，为之欣喜，并执笔作序。序言所记：“余姚浙东大邑”，“这也是自己度过黄金时代的最亲爱的土地，久背乡井老而不归”。
年届八十故乡行
新中国建立后，楼适夷全力投入文化工作，但依然情怀故土。他曾说：“文艺工作上，我的职业是后勤服务，得首先尽我的本分。”1957年他和魏金枝同去天台时，回过家乡一次。1984年夏重访余姚，这是1949年以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时隔27年，更是乡情满怀。
当时许多人景仰楼适夷，只是没有机会拜见。此时我在余姚从事新闻报道，也同样难以听取这位名人的聆教。好在接待楼适夷的姜枝先老人，对后辈厚爱有加。那年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观察》上发表《迷人的杨梅王国》报告文学，有些影响。姜枝先为奖掖后人，把我引见给楼适夷。
楼适夷下榻在政府第一招待所，1984年7月5日下午6时半，我当按时赴约，提前抵达，在门外等候了四五分钟。我所见到的楼适夷，脸庞方正，头发稀疏，理的平顶头，穿着上下一色的素色纺绸衣衫，一见面，就觉得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十分和蔼，完全是平等式的聊天。我们讲到浙江日报发表的他的纪实散文《夸我的故乡》，题材信手拈来，写得亲切感人，也谈到余姚是中国杨梅之乡。我请楼适夷前辈参加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他欣然答应。后因他参观河姆渡遗址归来患感冒，行程安排又紧，座谈会未开成。后来他还给我写过长信，鼓励业余作者学习写作，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请楼适夷参观河姆渡遗址那天，老人兴致盎然，深为河姆渡后人而自豪。在和陪同人员的谈笑风生中，他又打开随身所带的折扇，请大家一一签名留念。
城中有山十分难得，余姚城中有座龙泉山。《适夷诗存》一书首篇为作于1923年的《龙山放歌》，写出了年轻作者献身革命的激情，其中一节为：“啊，我的鲜红的血液/已如海潮一样狂奔/我的蓬勃的心儿/已如火山一样爆喷。”当年他十八岁。1984年返乡，楼老八十岁，他在龙泉山上梨洲文献馆，看了王阳明写给其父亲的手书，又看了日本人送来的朱舜水先生生前所刻的雕像，以及出土的越窑青瓷，还访问了龙泉山麓的余姚瓷厂。他在瓷厂题词：“龙山霭霭，舜水泱泱，人文齐秀，美哉我乡……”
四明山是楼适夷战斗过的地方，到了余姚，自然得去。驰车到梁弄，在狮子山上有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徒步登山有数百石阶，对八旬老人来说上山谈何容易！陪同者劝楼适夷在山下纪念馆看看，心意到了就好。楼适夷坚持徒步登山，在纪念碑前低头默哀，祭扫烈士。回忆1964年他在北京得知建造四明山纪念馆，诗兴大发，为之题诗：“锐气英姿迥不同，擎天立地悬奇峰。千岩屏障挺秀竹，万壑云雷傲古松。石骨嶙峋见劲节，泉流浩荡发东风。当年冰雪枝头赤，今日山花烂漫红。”如今在烈士碑前，楼适夷缅怀先烈，扶今忆昔，以致热泪盈眶。下狮子山后，他说“这才了却我心愿”。
楼适夷还去横坎头，参观浙东区党委旧址、浙东鲁迅学院遗址，并当场吟诗：“四十年前横坎头，故园今日又重游。当年战友音容在，豪气英风万古流。”
1984年的那次回乡探访，楼老非常感慨家乡余姚已成“现代化工商都市，陌不相识了。为之借唐人贺之章之句，窃易数字，以寄感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故园相见不相识，自问我从何处来’”。
念德桥畔适夷亭
发源于四明山的姚江，由西向东横贯余姚城中，经宁波入海。姚江人文荟萃，孕育了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等历史名人。楼适夷的旧居，是余姚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遗址，又是名人出生之地，曾开设为纪念馆。后因城市扩建道路需要，将馆中文物移至余姚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在城中姚江岸边的念德桥畔，建造了适夷亭。亭中碑文由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落款。全文如下：
楼适夷（1905—2001）
楼适夷，原名锡春，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受党组织派遣由沪返余姚，成立中共余姚支部，任书记。支部主要活动地点就在楼家。历任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楼适夷热爱家乡，虽长期在外工作，多次回乡。一九八七年又把旧居房产馈赠给国家。在其散文《夸我的故乡》中说：“正如生为中国人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故乡，也是我一生的夸耀。”而余姚人民则为有他这样的赤子引以为荣。今特在其故居旧址东南姚江之滨建此亭，作为纪念。
中共余姚市委、余姚市人民政府
二零一零年春立
念德桥横架于姚江之上，适夷亭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读着适夷亭内碑文，举目江桥，伫立遐思，楼适夷文以载道，品格崇高。姚江之水，长流不息地诉述着楼适夷的故乡情结，也倾注着故乡人民对他的崇敬、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