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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民呼日报》被诬停刊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一烧饼铺求助，铺主听到于右任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被誉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人们说，“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诗言志书咏魂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作最大特点是贴合时代、亲近人民、贴近生活。
他最早出版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对故国山河之恋溢满字里行间。他说：“少年作品，过火话太多”，但“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他早年的一组“杂感”诗，直斥清廷的腐败，揭露其横征暴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于右任在《署中狗》中，直喻清吏为狗。诗云：
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
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寒门出身的于右任，素来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上庐山时，他目睹轿夫脚步的沉重，耳闻其悲哀的叹息，体恤其内心的煎熬，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
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1962年，于右任去台13年，在他83岁生日那天写了《怀念大陆》，发出“河山何日得珠还”的感慨：
巢空子母三春乌，石烂鸳鸯七志齐。
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
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
十年种得蓬莱水，投入家山一泫然。
于右任期冀能活百岁，想回大陆晤聚亲朋，更想他的发妻高仲林。在与高结婚60周年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脉感夫人的手温与心跳，回味一生聚少离多的悲剧，笔下淌出了《忆内子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于右任患病住院，面对两岸对峙多年的现实，他只能长歌当哭，在绝望与悲愤中写了带有遗嘱性质的《国殇》，那当是他此类作品经典中的经典了。
于右任一生留下诗、词、歌、曲达千首之多。有评家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
于右任多才，是诗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一台湾书法评论家评论于右任的字时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话。”
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赈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于右任编定的《标准草书》，修订了9次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他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颂：“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摘编自《人物》）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于右任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发起募捐赈灾活动，开我国报业参与社会赈济事业之先河。
于右任虽一介文弱书生，但脊骨是硬的，折而不弯。《民呼日报》被诬停刊后，他再创《民吁日报》。于右任阐释报名：“民不能言（呼）则唯有吁耳！”又说“‘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沉痛中含着幽默。于右任不便出面，委请范鸿仙当社长。《民吁日报》面世时，日本侵华日甚。报纸发表《论中国之危机》等社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要求种种特权的罪恶；又针对倾销日货发表《买日货者看看》等时文。报纸此举惹怒了日本驻上海领事松冈，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查禁《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并被判令“永远不得出版”。
《民吁日报》被封后，上海市民在报馆门上贴悼词者众多，且竟有焚香痛哭者。与此同时，当局在租界内外搜捕于右任。于右任一度困在小旅店里“绝粮”，一位同情他又与他一样穷的同志，到一烧饼铺求助，铺主听到于右任的遭遇深表同情，主动送了他许多烧饼。当于右任拿到烧饼时，两人抱头痛哭……
吉人天相。终于，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送给于右任一大笔钱，让他办报。于又从友人处筹集到一笔。在九九重阳节那天，于右任又创立《民立报》，并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主笔政，有宋教仁、张季鸾、邵力子、叶楚伧、马君武等。于右任选定重阳节创刊，把《民立报》喻为“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祝福她像秋菊那样不畏严寒独自开，“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于右任亲自撰写的那篇文采夺目、寓意隽永的发刊词，被载入《中国报学史》，被誉为新旧文学合流交汇的代表作。
于右任办这张报可谓沥尽心血，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报业中鹤立鸡群。《民立报》还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为答谢他宣传之功，送他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人们说，“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于右任当之无愧。
诗言志书咏魂
于右任擅歌赋，长诗词。他的诗作最大特点是贴合时代、亲近人民、贴近生活。
他最早出版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对故国山河之恋溢满字里行间。他说：“少年作品，过火话太多”，但“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他早年的一组“杂感”诗，直斥清廷的腐败，揭露其横征暴敛、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于右任在《署中狗》中，直喻清吏为狗。诗云：
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
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寒门出身的于右任，素来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上庐山时，他目睹轿夫脚步的沉重，耳闻其悲哀的叹息，体恤其内心的煎熬，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写下了《闻庐山舆夫叹息声》：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
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1962年，于右任去台13年，在他83岁生日那天写了《怀念大陆》，发出“河山何日得珠还”的感慨：
巢空子母三春乌，石烂鸳鸯七志齐。
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
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
十年种得蓬莱水，投入家山一泫然。
于右任期冀能活百岁，想回大陆晤聚亲朋，更想他的发妻高仲林。在与高结婚60周年前夕，他从保险箱中取出夫人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脉感夫人的手温与心跳，回味一生聚少离多的悲剧，笔下淌出了《忆内子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1962年，于右任患病住院，面对两岸对峙多年的现实，他只能长歌当哭，在绝望与悲愤中写了带有遗嘱性质的《国殇》，那当是他此类作品经典中的经典了。
于右任一生留下诗、词、歌、曲达千首之多。有评家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
于右任多才，是诗人，也是书法大师。他尤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一台湾书法评论家评论于右任的字时说：“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话。”
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运动，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他作书时常以香烟罐贮墨，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他的草书深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政坛显要、名流时贤、后学僚属，以至赈夫走卒索墨者如过江之鲫。
于右任为知友作书很讲究用句的贴切。如为张大千题的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题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校友黄季陆赴台后掌管教育，于为他题的是“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科学文明迎头赶上”。一南洋华侨请他为当地的关帝庙题楹联，他考虑华侨不谙古汉语，用白话文写就：“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于右任编定的《标准草书》，修订了9次才定稿。在台刊印时，他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于右任的字品、人品皆为上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于右任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生中作书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座右铭是“天下为公”。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好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子规夜半啼血，声声都是思乡情”。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关注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了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整个三原县的教育让他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他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与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计议，于托段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三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幸免。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佳话中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便收购省外客户转售的土地千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其上文意与前碑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写在于右任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谨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的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民国十八年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他说他不看了，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赞誉：“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颂：“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
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摘编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