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刚进行到第二轮，知名时装设计师、Oscar de la Renta的创意总监彼得·考平就给蔡鹏吉撂下了一句话：“真希望你明天就能来上班。”
　　这是半年前的事了。当时，这个来自福建小城的年轻人即将从著名的帕森斯设计学院毕业。他期待自己的毕业作品能够在9月的学院毕业秀上顺利拿下开场。在毕业前的作品展上，Oscar de la Renta的一位高管发现了他。
　　在此之前，为了物色这样一位擅长立体剪裁的设计师，这个有着四十多年历史、以高级时装和晚礼服闻名的美国著名时装品牌已经面试不同的人长达一年多。
　　4个月后，在今年9月的纽约春夏时装周上，彼得·考平在新品发布秀上列出了所有参与创作的设计师的名字。蔡鹏吉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来到纽约的第二年，28岁的他成为了该品牌核心设计团队里唯一的亚洲人。

到纽约去

　　直到正式入职3个月后，蔡鹏吉偶尔还会被其他部门的同事当成是实习生。当对方得知他的身份，都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你是怎么得到这个职位的？”
　　和计算机、生物等领域里大量的华人工程师相比，在美国，时尚产业，尤其是那些根植于美国主流文化和白人精英审美的高端时装品牌，提供给华人设计师的工作机会并不多。尤其是蔡鹏吉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来实习可以，但成为全职员工，就意味着公司需要在签证、缴税等方面为雇佣外国人付出额外的成本。有人说，把美国现在所有的时尚大牌加起来，能进入核心团队的华人设计师不会超过3个。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蔡鹏吉，看起来也太年轻了。
　　他是被一档电视节目带到美国的。3年前，蔡鹏吉参加了央视电影频道《创意星空》的比赛。这档脱胎于美国时尚类真人秀《天桥骄子》的节目吸引了全球范围的华人设计师，其中的佼佼者将有机会到国际顶尖时尚品牌的总部工作实践，或者，前往号称全美第一、全球第二的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深造。
　　那时蔡鹏吉已经从四川美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毕业。他来到了北京，先是被一家投资商看中，做起自己的服装品牌，又很快分道扬镳。“我当时就是想留在北京。”他想通过这个比赛再找找新的机会，比如，有机会进入评委之一、设计师李大齐的工作室。
　　半年后，蔡鹏吉从全国5个赛区的海选突围进入了5强。在最后的总决赛上，他以电影《墨攻》为灵感，设计出了一组带有中药印花图案的服饰。他获得季军的同时，捧走了唯一的一个“帕森斯学院奖”：他直接被帕森斯设计学院录取为其时装设计与社会专业的研究生，并享有全额奖学金。
　　这所学校，他并不陌生。这里走出过包括马克·雅可布、唐娜·凯伦、拉夫·劳伦 等一大批时尚界大咖，近年来炙手可热的80后华裔设计师吴季刚、王大仁也是帕森斯的校友。
　　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向他缓缓展开。
　　2013年秋天，蔡鹏吉到纽约时，在帕森斯的校园里，已经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的面孔，普通话随处可以听见。
　　而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8年，刚从东华大学时装设计专业毕业的黄悄然决定到美国读书，帕森斯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但在当时，无论是身边的同学还是在网上，她几乎找不到已经在读的中国学生甚至其他可以咨询的人。等她真的到了才发现，整个年级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大陆学生。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吴季刚、王大仁等华裔设计师开始在欧美时尚界迅速崛起，来自中国的超模们也开始在国际顶级秀场上逐渐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学服装设计的中国学生开始转向美国。
　　2012年秋季学期，帕森斯的时尚类专业迎来了80名中国留学生，这个数字是2002年时的40倍。在纽约另一所以时装设计见长的学校普瑞特艺术学院，仅从2010年到2013年，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数量翻了3倍。
　　今年9月，在纽约时装周的帕森斯毕业秀上，共有11个学生获得了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其中5个来自中国。
　　“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这不只是所占的比例高了，他们的实力非常非常强。”帕森斯学员服装设计系主任雪莉·福克斯说。

辛苦程度“令人发指”

　　21岁的徐星媛今年大四，她是2012年入学的那80名中国学生之一。在到帕森斯之前，她对设计毫无经验。她从小喜欢画画，却从未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
　　“那时候我对时尚没什么概念，也不具备艺术的专业知识，但我比较清楚自己想做的、想要的是什么。我想帕森斯看中的也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素描、统一培训流程出来的服装稿，而是你个人真正的想法、你与艺术之间的那点connection（联系）。”徐星媛说。
　　之后这几年，她每年最纠结的是秋季学期开学前，这意味着又要回到纽约去面对日夜颠倒、饮食不定、几乎没有休息娱乐的生活，“上飞机都是硬着头皮的，因为太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和各个领域的顶尖学府一样，帕森斯有着繁重的课业和极高的淘汰率，“做衣服”几乎是学生们生活的全部。而“做衣服”也给这些年轻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聚光灯、名流、金钱、奢侈品……一切仿佛近在咫尺。但徐星媛看到的却是，那一件件名贵的成衣背后，是几个月暗无天日的劳作、难以数计的草图和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辛苦。 　　刚到帕森斯时，徐星媛发现这个顶尖的服装设计学府里，很多人的衣着并不时尚，黑色首选、基本款，她以为这是某种潮流，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方便，“没那么多多余的精力花在自己的穿衣打扮上。”慢慢的，她也加入了这个“潮流”。
　　从大一开始，徐星媛就没有过完整的周末，常常是夜里两三点才离开学校，第二天一早又跑去买布料。一次，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一个系列的服饰，她从周六下午一直做到了周一凌晨，小睡一下又马上爬起来接着做，到后来口腔里因为溃疡满是血腥味。而同时设计、制作两个甚至更多个的系列服饰则是常有的状态。
　　但一旦在纽约，做起衣服，那种热爱和激情自动就进了身体里。她也享受那种全身心投入到作品里的感觉。
　　“相比起来，国内的教育真是太轻松了。”回忆起在帕森斯的第一个月，蔡鹏吉用了一个词：令人发指。他很快就发现，这是常态，“这里2～3周的工作量就相当于国内学校花半年到一年做毕业设计的工作量，甚至还要超过。”
　　在国内时，蔡鹏吉一直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勤奋的人，但和外国同学一块时，他发现“根本没法比”，“他们可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连续作业一两个月都没问题。”而这样的勤奋常常都是自觉的，很多时候，教授并没有提出硬性要求，但大家还是会不断地逼迫自己，不断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你身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做。”
　　这样的勤奋不只在学校里。蔡鹏吉的一个朋友在吴季刚的公司实习，他告诉蔡鹏吉，以爱社交、爱派对著称的吴季刚，每天都是第一个出现在公司里。“向往这一行的人看到的都是纸醉金迷，真正在这一行做事的人，看到的都是苦。”蔡鹏吉说。
　　“纽约、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产业那么发达，中国一直说要走出去，要赶上，但首先我们在勤奋这方面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真是输太多太多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们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擅长打版和立体剪裁的设计师，蔡鹏吉和大多数设计师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不画草图。设计一件衣服，他常常是拿起一块布直接剪，“脑子里大概知道会是什么样。”
　　这得益于他扎实的基本功，更来源于他对规则的把握。在服装设计中，每一个版型都有着各自的标准化模式，袖子有多长、腰围有多大，都由相应的公式计算得来，创新也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他熟知这些规则，可到了帕森斯学院，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去忘掉它们。
　　刚到帕森斯时，蔡鹏吉几乎每周都会被教授批评：“你又做得跟以前一样。”这让他非常崩溃。“固定思维太久，我总觉得有个标准答案在那儿。”蔡鹏吉说。
　　转机出现在一条连体裤上。那是他的第一个大作业。在又一次崩溃后，他剪掉了已经打磨许久、基本成型的作品，而离截止期只有不到5天了。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他拿起剩下的最后一块布料不管不顾地做了起来，而最后的成品让他自己十分惊讶：“我都不知道衣服还能长成那样。”这一次，教授对他说：“这个学期你走得很艰难，但你彻底改变了。”
　　然而，真正的改变远比这更难，有关规则的挣扎一直持续到了毕业秀。
　　从开始准备的那天起，蔡鹏吉就决心要拿下整场秀的开场——只有当年最优秀的作品才有这个资格。作为纽约时装周的一部分，帕森斯的毕业秀无疑是这些年轻设计师们事业上最好的起点。他认真分析了往届的经验，并以此给自己定下了设计规则：要足够新鲜、足够吸引眼球。
　　很快他就发现，这让他变得“不是自己了”。在最初的一个半月里，他不断尝试创新，却不断做出废品。他并不擅长那种“吸引眼球式”的风格，又担心遵循自己的想法会拿不到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