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功臣”于会泳曾用手中的笔写下了不少动人的乐章，然而，自从他被江青发现、重用、提拔之后，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路……
　　
　　引起江青注意
　　
　　于会泳，山东威海人，1946年9月进入胶东军区文工团。1949年9月，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学习。入学不久，于会泳就作为一名既会作词、作曲，又擅导演、主演的“多面手”，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7月，以优异成绩结业的于会泳，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文工团工作。两年后，他又被分在民族音乐研究室专搞曲艺、说唱的教学和研究，并出版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等专著。特别是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的《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女社员之歌》等，不仅被音乐刊物一再选载，而且还被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
　　1963年，文化部下达文件，要求各地文艺单位编演现代题材的京剧，准备参加全国汇演。
　　次年6月至7月，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红灯记》等37个剧目参演，演出历时37天，共218场，接待观众近33万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
　　受此感染，于会泳在《上海戏剧》上发表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鉴于他对京剧音乐确实在行，上海市文化局在准备进一步修改几部京剧现代戏时，将于会泳借调到了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于会泳则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江青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后来，江青特意点名在锦江小礼堂召见于会泳。
　　在这次召见中，江青握着于会泳的手说：“你的文章我看过，我们应该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们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在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时，江青更是热情地称他为“老乡”。
　　此后，江青把于会泳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让他负责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于会泳摸清江青的喜好，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了起来。
　　
　　当上文化部长
　　
　　1967年1月，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造反派夺权。他们到上海后，找了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
　　“一月夺权”以后，于会泳被指定在上海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1968年，于会泳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九大”召开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被选为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进行演出。演出即将开始时，帷幕中间忽然拉开了一条缝隙，于会泳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他一反平常拙于辞令的常态，在开场白中肉麻地吹捧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当着大家的面，江青自然需要故作谦虚一番。她站了起来，装腔作势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1969年以后一个时期，深受江青器重的于会泳，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那时候反对于会泳，就是反对样板戏，反对样板戏，就是反对江青。
　　于会泳在京剧方面也算是个内行，他抓起戏来废寝忘食，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什么都要亲自上阵，还要当导演。由于于会泳在抓样板戏的过程中忠诚执行江青的指示，江青对他非常信任。江青知道于会泳身体不太好，便多次把自己吃的补药、进口药给他吃，让他补养身体。
　　由于抓样板戏有功，经江青提名，于会泳在1973年“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江青的“关怀”还不止如此。1975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十届二中全会，对四届人大关于政府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文化部部长的人选时，周恩来提议由原文化部长茅盾担任，但江青、张春桥等人不赞成。江青提名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这时，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表示赞成。这样，于会泳的提名就通过了。
　　
　　代江青受过
　　
　　于会泳当上文化部长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创业》，描写大庆工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当然也要涉及到石油战线上的领导。电影拍好后送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等都在文化部小放映间里审片，在座的还有《创业》的原创人员。影片一结束，于会泳评价很高：“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影片！”
　　过了几天，江青也看《创业》了。她看后大发雷霆，指责影片为刘少奇评功摆好，把原石油部的领导也作为刘少奇的干将一股脑儿地批进去了，姚文元也跟着指出影片有哪些严重问题。江青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于会泳顿时傻了眼，他只好把江青的十条意见记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否则不准放映。影片的编剧张天民不服气，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影片后，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这件事让江青感到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把于会泳叫过去训斥了一顿。于会泳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恩，他也心甘情愿替江青受过。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将“十条意见”全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在文化部机关传达毛泽东有关《创业》批示时，向公众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检查。
　　而对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于会泳则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9日，于会泳根据“四人帮”的指示，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还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在此之前，于会泳还同一伙人秘密翻印《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材料，公开诬蔑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还说“邓小平准备夺权”等。
　　
　　畏罪自杀
　　
　　毛泽东去世后，于会泳非常盼望江青能掌大权。所以，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和江青单线联系，打听情况。但于会泳怎么也没有想到，“四人帮”会被绳之以法，并且如此神速。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以华山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被隔离审查的半年多时间里，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似乎这时候才开始重视了自己本来是个“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
　　1977年8月21日，于会泳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时，安慰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于会泳所怀的侥幸，很快就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他的名。听到报告中点了自己的名字，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8月28日晚，于会泳用那支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随后，于会泳服毒自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摘自《扬子晚报》200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