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研究赴日唐人的专著，作者先后在浙江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习研究，是此专业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青年学者。
　　全书共36万字，分为绪论与正文三篇。在绪论中，作者指出以往的赴日唐人研究多偏重于赴日不归的唐人，且多围绕八世纪的鉴真、道璿等僧侣和九世纪的张友信等商人的个案考察，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对于赴日唐人综合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而作者尽全力将日本正史《日该书纪》《续日本纪》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中分散的相关信息进行整理、校异与补正，以宏观的视角对七至八世纪整个赴日唐人乃至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一番研究。作者提出赴日唐人由于时代、地位身份各异，因此具有的才能和所做贡献亦不同的看法，总结出七世纪的赴日唐人以使节和俘虏为主，八世纪的赴日唐人阶层较为广泛，而九世纪以商人为主的特点。关于未将九世纪赴日唐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九世纪以商人为主的赴日唐人，已经难以判断其来自哪个国家，研究九世纪以后的赴日唐人，需要新的视角与方法，故作为今后追踪探求之课题。
　　该书正文第一篇《“唐人”用语的内涵以及唐人记事的成立》的论述重心在于探究日本史料中“唐人”一词的含义和对《日该书纪》与《续日本纪》唐人记事的作者与内容进行文献考证与史料批判。正文第二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总论》是全书的中心部分，对七世纪与八世纪赴日唐人的名单、特点分而论之，七世纪的赴日唐人只有使节与俘虏，而八世纪阶层广泛、人数增加，而且已不是大规模集团性迁徙，多搭乘遣唐使船，在日本方面的招请之下赴日的。最后作者又对赴日唐人与日本古代国家内政外交的关系做了总结，将赴日唐人纳入古代日本国家支配体制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对唐人的赐姓方式之分析，揭示了日本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改赐姓均基于把其纳入自己王权之下的“事大主义”思想，又对日本接待唐使与新罗使、渤海使时所使用的不同宾礼所体现出的双重“中华思想”做了深入分析。正文第三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个案研究》由“唐俘续守言、薛弘恪之研究”“唐人袁晋卿之研究”与“唐使沈惟岳等一行之研究”三部分构成。之所以能够进行个案研究，是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相对丰富，并且身份相异，十分具有代表性。通过对这三类人物在日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窥探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在唐日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纵观全书，可以总结出如下的特点：
　　首先，资料丰富，旁征博引。中国方面关于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的资料几乎为零，日本方面过于分散。然而作者除利用了《日该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这六部日本正史及部分佚文（《日本纪略》《类聚国史》收录）之外，还征引了各类日本古典文献，包括诗歌文集、律令格式、正仓院文书，甚至木简、陶片等考古资料。凡是有一点关于他们的蛛丝马迹，作者决不放过。例如2010年4月8日晚日本各大电视台报道了奈良西大寺旧境内发现了书写有赴日唐人皇甫东朝姓名的墨书陶器残片，作者得知后于当月18日立即专程赴奈良目睹，一听说正仓院宝物特别展展出了含有鉴真和尚亲笔签名的书状，作者便前往考察。对于考证不定的文献记载，作者怕有遗漏也不敢随意舍弃，而是列出了一份疑似的八世纪赴日唐人之名单。应该说，该书所统计出的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名录是目前最翔实完备的，而关于他们的资料收集也是最全面丰足的。
　　其次，考证绵密，条分缕析。为了得到最详尽准确的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名单以及考察他们的赴日过程与在日活动，所有出现过他们姓名的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全都经过了作者严谨细密的考证分析，这样的考据过程贯穿于全书始终，可以说全书就是由对各种问题的考证组成的。大体来看，作者的考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对于用语概念的考证。例如开篇对该书题目中“唐人”一词内涵的考证，指明日本文献中的“韩人”“辛人”“汉人”“吴人”均不是该书的研究对象，界定出“唐人”的概念包括“唐俘”、“唐使”、《续日本纪》的“唐僧”和一部分表明为“唐人”之群体。还如关于混血儿称谓的考证，作者指出日本男性与当地女性之后代被称为“倭种”，不被视作唐人，第一代赴日唐人为“唐人”，而在日本所生子孙不再被称为“唐人”。还有，作者首次对“陈袁涛涂”一词做出了正确解释，其实“陈袁涛涂”是春秋时期陈国的袁涛涂，为赴日唐人袁晋卿的先祖，纠正了日中学界称“陈”为“南朝陈国”或“袁涛涂”是袁晋卿异称的错误。第二，对于事件的考证。例如对七世纪唐使、唐俘与八世纪唐人、唐僧、唐使以及疑似唐人入唐时间与原因的考证。又如对唐人赴日方式、赐姓制度和在日活动的考证，还有对皇甫东朝与皇甫升女、薛弘恪与薛妙观之间亲属关系的考证等。第三，对于文献的校勘。例如作者考证出《续日本纪》中关于赴日唐使的官职“判官”应是“行官”之误。又如作者指出了《续日本纪》里的“薩”姓实为“薛”姓之误，由于“薛”之俗字“ ”与“薩”形似而被误认，于是对七世纪赴日唐人“薛弘恪”“薛妙观”的姓氏做了首次更正。
　　最后，分类合理，详略有别。作者面对文献中如此之多的赴日唐人姓名，必须先根据身份对他们进行分类才能进行论证。目前所发现的七世纪赴日唐人只有使节与俘虏，均是大规模集团的移动。太宗朝的唐使是高表仁一行，高宗朝有郭务悰、刘德高、司马法聪、李守真等一行，被迫赴日的唐军俘虏中可知姓名的有续守言、薛弘恪等。八世纪的赴日活动多为个人行为，且人数众多，身份多样。以往的日本学者们按照生存状态将在日外国人分类为三类：其一，品部、杂户、伴部构成人员；其二，一般人员；其三，专业技能者、僧侣和遣使滞留者。基于此，作者将其分为五类，第一类专业技术者，包括王元仲、李元瓌、袁晋卿、皇甫东朝等这些汉音教育与唐乐礼制的专家；第二类僧侣，指道荣、道璿以及鉴真僧团等；第三类唐使，为沈惟岳、孙兴进等一行；第四类妇女，目前仅李自然一人；第五类其他人员，如一些信息不详的赴日人员。根据文献的多少，作者详细论述了续守言、薛弘恪、袁晋卿、皇甫东朝、鉴真、沈惟岳等的详细赴日过程以及对中日交流的贡献，其他人员则只能简而叙之。
　　依笔者浅见，该书亦存在一些问题如下：
　　首先就是作者试图对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进行一番体系化研究的目标似乎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最大的研究障碍就是资料太少，过于零散，因而一些综合性的结论只是通过对个别人的考察而得出的，普遍性薄弱。例如作者在第二篇第三章《八世纪赴日唐人的诸问题》中讨论“唐人赴日的动力与阻力”问题时，按身份分成唐使、唐僧、专业技能者三类进行论述。唐使仅取高表仁、赵宝英的例子，唐僧仅取鉴真、道璿的例子，而专业技能者稍微多一点，有萧颖士、李元瓌、袁晋卿、皇甫东朝等，关于这些人物的文献资料虽然相对较多，但他们身上的共性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八世纪赴日唐人应该得到深思。该书虽然尽全力整理出了八世纪赴日唐人的名单，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献考据功力，但是关于大多数人物的资料仅是寥寥数语，作者重点论述的无外乎还是少数的几个人物。作者对所有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已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史料的价值，但要从个人的遭遇中提取时代性的特征与规律还是略显不足，大多数结论还是流于推测。
　　其次，该书在章节编排上存在一些问题。如第二篇《唐人皇甫东朝的赴日及在日活动》一节内容丰富，与其说放在《赴日唐人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内政外交》一章下，不如作为个案研究置于第三篇更为合理。作者的考证有时又过于细碎，如第一篇《〈续日本纪〉所载的唐日关系记事与编纂者——以遣唐使上毛野大川为中心》一节和第三篇对续守言、薛弘恪进行个案研究时考证日俘入唐的内容似乎与该书题目的关联不是十分紧密，这部分的论述或许可以精简。
　　最后，该书研究的人物众多，有时同一人物在许多篇章中皆有出现，虽然该书最后附录中的图表照片相当丰富，如再添入人名索引和关于重要人物经历的图表将更加一目了然，以方便读者查阅。还有该书存在几处错别字以及繁简字体尚未统一的地方。
　　虽然存在以上问题，但该书不失为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领域的开山力作，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描绘异域唐人风景的壮阔历史画卷。我们期待着将来有更多相关史料被发现，以完善这一领域的研究。
　　（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东海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