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下，南川河畔，一处圆拱形的花岗岩大墓静穆屹立。墓旁摆满鲜花，寄托着青海各地干部群众的悼念、追思。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两万余名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使命、渡过黄河、披坚执锐、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数千名西路军将士中，517名英烈就安葬在西宁红军墓。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安葬于此

　　进入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走向红军墓，最先见到一座高10.1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这是朱德同志1958年在青海视察时，特意为西宁市烈士陵园题写的，饱含着这位红军总司令对西路军将士以及英勇牺牲烈士的浓浓深情。
　　“红军墓中的517位烈士，都是在西宁各地遇难的西路军将士。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集中安葬于此。”西宁市烈士陵园主任刘艳宏说，1955年，西宁市各族群众从杨家台、苦水沟等地，从反动军阀残害红军将士的“万人坑”中，挖出了一具具骸骨，集中埋葬和修建红军墓，让英雄安息、让后人铭记。
　　1936年10月，刚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军、九军、五军、骑兵师、教导团等两万余名将士，奉命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战略局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中止，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炮火连天响大地，我们红色的战士，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决战在今朝！”在空旷的西北原野上，北风呼号、飞沙扑面、呵气成冰，西路军将士们开启艰苦卓绝、血火交织的漫漫西征。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血剑裂骨寒。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西征不幸失利。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间，在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2.5万余人的情况下，西路军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其中部分被俘战士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等地。
　　据有关部门查证，西路军被俘将士共有3000多人囚禁在青海各厂矿、煤窑、医院、剧团等处服苦役。其中“新二軍补充团”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反动军阀马家军勒令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被俘西路军战士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修桥的西路军战士被强迫到刺骨的河水中打桥基、搬石头，浑身冻得发紫；盖房的西路军战士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搬运木料、石头、砖瓦，全凭肩扛人抬，累得筋疲力尽，没有喘息之机，即使大雨滂沱，身患疾病，也不允许休息。
　　忠骨英魂，万古千秋。大量西路军战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1600多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
　　“西征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在广大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纪念馆馆长孙孟桥说，西路军将士在河西浴血战斗，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舍生忘死的英雄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

“留胡节不辱”

　　他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
　　1937年3月，经历河西走廊失利后，身受重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近百位西路军战士走进了风雪茫茫的祁连山。
　　祁连山峦积雪未消，裸露的岩石阴森可怖，空气凛冽而干燥。在祁连山草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熊厚发率领的部队同马家军的搜山部队不幸遭遇。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熊厚发没有屈服，坚决战斗。
　　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熊厚发腿部负重伤，被敌人包围。敌人迫令熊厚发投降，当即遭到他的怒斥痛骂。
　　残暴凶狠的敌人恼羞成怒，将年仅23岁的熊厚发杀害于青海祁连县黄藏寺附近。壮烈牺牲时，这位年轻优秀的师长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他们彼此鼓励，坚定信念。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等八位西路军指战员不幸被俘，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了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当他们被押解到西宁后，党支部商议决定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决不暴露自己原来的姓名和身份。
　　在每天放风时间，党支部的成员便聚在一起，用手指、树枝在地上划下“坚定”二字互勉；还常常一同吟唱《苏武牧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相互激励。直至被解救出狱，党支部成员没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他们巧妙施计，帮助战友。
　　西路军失利后，曾庆良、黄良诚、刘玉庭等6位熟悉电报工作的西路军战士被俘。因马家军缺少报务人员，他们被派往马家军电讯台工作。
　　1937年4月间，马家军得知西路军一支部队正在向祁连山突进的消息，便电令在甘肃梨园口驻扎的部队星夜追击，企图包围歼击。当天，刚好是曾庆良替马家军报务员值班。得知电报内容后，他与黄良诚商量，果断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扣发此封电报。“就是赌上性命，也绝不能让电报发出去。”
　　而后马家军追问起前方消息，却发现这封关键的电报并未发出。敌人觉察不对，便恶狠狠地质问他们，曾庆良平静地回答：“天气不好，干扰太大，声音嘈杂，发不出去。”
　　正是这封“十万火急”电报的扣发，不仅延缓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突击部队的围剿追击，也为这支最终抵达新疆的西路军左支队的顺利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火种。
　　孙孟桥介绍，西路军将士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表现出的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永为后人纪念。

各族群众助力脱险

　　在西路军纪念馆内，一幅幅版画、一座座雕塑，讲述着青海各族群众冒险营救、掩护、帮助西路军将士的经历。
　　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高台战役中被敌人连砍数刀，头部重伤昏迷后被俘。在押解前往西宁的途中宿营时，吕仁礼寻机逃离虎口。在深山野谷中走了两天后，饥寒交迫，伤口剧痛的他，昏倒在地。 　　此时，凶恶的马家军在甘肃、青海等地疯狂搜捕、屠杀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使整个河东、河西地区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50多岁老汉家中。原来老人家在野外遇到了昏迷的吕仁礼，将他背回家中。见到吕仁礼苏醒，老人家从炕洞里掏出几个热土豆给他充饥，又换下他身上的血衣。离别时，老人家再三嘱咐：“你往山上走，别往川里走，碰上马家兵就没命了。”
　　沿着山路，吕仁礼翻山越岭，体力不支时遇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僧人。这位僧人不仅给他送饭，还照料他治病。休养了一个多月，归队心切的吕仁礼告别老人，再次踏上寻找部队的路途。当他来到甘青交界的大通河边时，发现驻守的马家军正在对渡口过往人群进行严密盘查。
　　正当吕仁礼一筹莫展、焦虑万分之时，他找到一位40多岁土族老乡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这位土族老乡说：“不要紧，你当我的儿子，装哑巴别开口，他们问话由我出面。”如此帮助吕仁礼平安渡河。吕仁礼后来回忆说，正是汉族、藏族、土族群众的冒险帮助，才让他实现顺利归队的愿望。
　　此时，党中央也在沟通各方渠道，全力以赴营救西路军将士。西路军纪念馆副馆长陈革介绍，据统计，从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期间，经过多方营救和不懈努力，共有40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脱离险境，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
　　逝者悲壮，生者顽强。青海高原地广人稀，部分西路军战士走散后，一直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却始终坚守信念，等待归队。
　　红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战斗中右腿负伤后，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从此，他开始了在柴达木盆地12年漂泊的艰苦岁月。
　　在艰難向西追赶部队的过程中，他和其他掉队西路军战士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彼此搀扶。途中遭遇土匪，廖永和在战斗中再次负伤。为不拖累战友，他和另一名小红军留下来，躲在岩穴中。此后，他俩流落至当地部落，参与放牧。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廖永和在距离西宁400多公里的德令哈得知消息后，找到帮人赶骆驼的机会，走了18天终于在西宁湟中找到党组织。几经核实情况，加上廖永和表现积极、立场坚定，第二年组织吸收他重新入党。
　　此后，廖永和先后担任青海都兰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在昔日贫穷落后的草原，带领群众建设出社会主义新牧区。
　　（摘自4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均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