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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1998-2008年共11年的城市数据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按城市规模分类，小规模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高，相对多样化指数低，大规模城市则相反；将城市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来分类，中部城市的专业化程度最高，东部城市的多样化程度最高。城市行政级别和城市发展路径联系密切。马歇尔的外部性和雅各布斯的外部性在不同地区城市的各个发展阶段均有所体现。
关键词：相对专业化指数；相对多样化指数；产业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带领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既有像上海这样可与纽约、伦敦等相媲美的特大城市，也有像大连这样逐渐成为中国崛起强大动力的大城市，还有像昆山这样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小城市。这些城市规模不同，其发展速度和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有的是靠专业化生产促进城市发展的，有的则是靠多个产业来支撑城市发展。那么，究竟是专业化更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还是多样化更能有利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部性与城市发展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称为马歇尔（Marshall）外部性与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外部性主要来自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同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在某个区域内的大量集中有利于知识在企业之间的外溢与扩散，一个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越有利于产业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称之为“当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也称为MAR外部性。第二种观点来自于雅各布斯，她认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组织的数目和多样化程度。外部性主要来源于不同产业间的企业，而不是源自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因而一个地区产业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及经济活动的交往，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也就越有利于这个地区产业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都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也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1]。在此基础上，Glaeser、Henderson等城市经济学家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2][3]，他们得出美国的城市规模与相对多样化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城市规模越大，相对多样化指数越高这一规律。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4]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其文章中综述了目前对于城市专业化和多样化特征的几个研究结果。谢燮和杨开忠[5]首次结合中国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的多样化和专业化特征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他们主要研究了中国省会城市的情况。李金滟和宋德勇[6]则较全面的分析了马歇尔外部性及雅各布斯外部性所导致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的问题，并用284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其相对多样化指数和相对专业化指数。
但既有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方面，研究人员使用的是某一年的截面数据或者至多两三年的数据。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自1998年起便开始统计各行业就业人数，从而可以计算相应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标；二是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分析城市的专业化与多样化水平与其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大了数据来源，选择了从1998—2008共11年的数据，以期获得长时期内城市规模与其专业化及多样化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时间从1998年（从这年开始分行业统计就业人数）到2008年。本文将中国的城市依据人口规模分为5个层次：400万以上、200-400万、100-200万、50-100万、50万以下。
我们使用与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4]相同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即根据当地就业人口在不同部门中的分布来衡量。比较城市间的专业化程度差异就是比较每个城市中份额最大的就业部门。如果我们设定Sij是部门j在城市i中的就业份额，则这个城市的专业化指数ZIi就是Sij中的最大值。即：
ZIi=max（Sij） （1）
j
然而，某些部门可能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占较大的比重，这样得到的专业化指数便不够准确。为避免这种情况，以获得不同城市间的专业化的横向比较，我们需要用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水平来衡量专业化。即：
RZIi=max（Sij/Sj） （2）
j
其中Sj是j部门在全国就业人口所占份额。
多样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Hirshman-Herfindahl Index） 的倒数，HHI指数是所有部门就业份额平方和。则多样化指数为：
DIi=1/■S2ij （3）
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经济部门，则DIi=1。DIi越大，表示这个城市越多样化。同样道理，我们要考察相对值，则得到相对多样化指数为：
RDIi=1/■|Sij-Sj| （4）
三、中国城市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特征
本文分年度计算了中国地级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与相对多样化指数，并按人口规模、东中西部及行政等级的划分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归总，求得其平均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在不断变大，而相对多样化指数在不断变小（如图1、图2）。相对于多样化生产来说，专业化生产更易被模仿。因而从全国整体来看，相对专业化指数是在不断变大的，而相对多样化指数则不断变小。
第二，城市规模（用人口规模来表示）与两个指数基本符合这样的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小，相对专业化指数越高，相对多样化指数越低；城市规模越大，相对专业化指数越低，相对多样化指数越高（如图3、图4）。小规模城市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水平低，各种资源相对有限，因此采用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同时，专业化生产初期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张。大规模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发展水平高，各种资源相对丰富，有能力进行多样化生产，同时，专业化生产末期产生的各种问题（如资源枯竭、劳动力外流）也需要靠多样化生产来解决。此时，多样化生产更利于城市发展。
第三：从东中西部来看，中部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最高，东部的相对多样化指数最高（如图5、图6）。中部地区资源丰富，采掘业在城市产业中所占比例较高，因此，中部地区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最高。西部地区资源也比较丰富，并且该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东中部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专业化指数也比较高。东部地区城市化已发展到高级阶段，因此多样化生产较为普遍，相对多样化指数在3个地区中最高。
第四，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发展路径的影响。在中国，政策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重大，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而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和资源倾向，因而可以通过城市行政级别看出显著的城市发展路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占有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较多，可以发展多个产业，因而更倾向于走多样化道路。其他中等城市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发展一个产业。如图7中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较低（直辖市的数据由于受到城市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重庆市的影响波动较大），而其他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则较高。图8中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刚好相反，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相对多样化指数较高，而其他城市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则较低。另外，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有明显变化趋势的是其他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是靠专业化生产来实现的。
四、政策建议
马歇尔认为一个产业聚集在一个城市有益于厂商之间知识外溢，并由此带来产业和城市的发展，通过学习以及厂商间高技能员工的流动，创新将很快被临近的厂商吸收，因此专业化生产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雅各布斯则认为多样化生产在地理上的聚集比专业化生产更加能够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以上数据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级下，有的城市选择了专业化或者多样化生产的道路，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另外一些城市选择了专业化或者多样化生产的道路但却使城市经济停滞不前，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化进程初期，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受资源、环境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专业化生产无法维持下去，城市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城市化步伐减缓甚至停滞，此时，必须适时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这样才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否则，有可能导致城市的衰退。多样化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多样化生产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也能增加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资源及环境的依赖度。
不管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都对城市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关键是在何时采取何种政策才能使城市化进程得到延续和发展。不合时宜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应该因地、因时制宜的发展城市经济。我国县域经济尚处于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能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县域经济可以采取制造、加工、采掘等工业模式；我国地级市正处于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的阶段，因此，政策实施的时候结合实际的转变能使城市化进程朝着有利的方向迈进，相反会导致城市的衰退；我国的特大城市（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多样化特征已较明显，但政策制定时应考虑到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保证其持续性，不能一味地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薄文广. 外部性与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7，（01）:7-44.
[2] GLAESER.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1126-1152.
[3] BLACK and HENDERSON， J. V. 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M].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imeograph）.
[4] Duranton， G.， Puga， D.， Diversity and Specialisation in Cities: Why， 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 Urban Studies，2000， 37（3）: 533~555.
[5] 谢燮、杨开忠. 中国城市的多样化与专业化特征[J]. 软科学，2003，（01）:10-13，33.
[6] 李金滟、宋德勇. 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08，（02）:25-34.
关键词：相对专业化指数；相对多样化指数；产业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经济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带领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在中国的城市体系中，既有像上海这样可与纽约、伦敦等相媲美的特大城市，也有像大连这样逐渐成为中国崛起强大动力的大城市，还有像昆山这样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巨大贡献的小城市。这些城市规模不同，其发展速度和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有的是靠专业化生产促进城市发展的，有的则是靠多个产业来支撑城市发展。那么，究竟是专业化更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还是多样化更能有利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外部性与城市发展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分别称为马歇尔（Marshall）外部性与雅各布斯（Jacobs）外部性。第一种观点认为外部性主要来自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同一个产业内的企业在某个区域内的大量集中有利于知识在企业之间的外溢与扩散，一个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越有利于产业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称之为“当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也称为MAR外部性。第二种观点来自于雅各布斯，她认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组织的数目和多样化程度。外部性主要来源于不同产业间的企业，而不是源自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因而一个地区产业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促进知识的传播及经济活动的交往，越有利于外部性的产生，也就越有利于这个地区产业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都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也称为雅各布斯外部性[1]。在此基础上，Glaeser、Henderson等城市经济学家做了深入的分析研究[2][3]，他们得出美国的城市规模与相对多样化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即城市规模越大，相对多样化指数越高这一规律。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4]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其文章中综述了目前对于城市专业化和多样化特征的几个研究结果。谢燮和杨开忠[5]首次结合中国数据研究了中国城市的多样化和专业化特征与城市规模的关系。他们主要研究了中国省会城市的情况。李金滟和宋德勇[6]则较全面的分析了马歇尔外部性及雅各布斯外部性所导致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的问题，并用284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其相对多样化指数和相对专业化指数。
但既有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数据方面，研究人员使用的是某一年的截面数据或者至多两三年的数据。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自1998年起便开始统计各行业就业人数，从而可以计算相应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标；二是以往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分析城市的专业化与多样化水平与其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扩大了数据来源，选择了从1998—2008共11年的数据，以期获得长时期内城市规模与其专业化及多样化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时间从1998年（从这年开始分行业统计就业人数）到2008年。本文将中国的城市依据人口规模分为5个层次：400万以上、200-400万、100-200万、50-100万、50万以下。
我们使用与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4]相同的方法来计算中国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即根据当地就业人口在不同部门中的分布来衡量。比较城市间的专业化程度差异就是比较每个城市中份额最大的就业部门。如果我们设定Sij是部门j在城市i中的就业份额，则这个城市的专业化指数ZIi就是Sij中的最大值。即：
ZIi=max（Sij） （1）
j
然而，某些部门可能在所有的城市中都占较大的比重，这样得到的专业化指数便不够准确。为避免这种情况，以获得不同城市间的专业化的横向比较，我们需要用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水平来衡量专业化。即：
RZIi=max（Sij/Sj） （2）
j
其中Sj是j部门在全国就业人口所占份额。
多样化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Hirshman-Herfindahl Index） 的倒数，HHI指数是所有部门就业份额平方和。则多样化指数为：
DIi=1/■S2ij （3）
如果一个城市只有一个经济部门，则DIi=1。DIi越大，表示这个城市越多样化。同样道理，我们要考察相对值，则得到相对多样化指数为：
RDIi=1/■|Sij-Sj| （4）
三、中国城市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特征
本文分年度计算了中国地级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与相对多样化指数，并按人口规模、东中西部及行政等级的划分标准对其进行了分类归总，求得其平均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在不断变大，而相对多样化指数在不断变小（如图1、图2）。相对于多样化生产来说，专业化生产更易被模仿。因而从全国整体来看，相对专业化指数是在不断变大的，而相对多样化指数则不断变小。
第二，城市规模（用人口规模来表示）与两个指数基本符合这样的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小，相对专业化指数越高，相对多样化指数越低；城市规模越大，相对专业化指数越低，相对多样化指数越高（如图3、图4）。小规模城市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水平低，各种资源相对有限，因此采用专业化生产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同时，专业化生产初期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张。大规模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发展水平高，各种资源相对丰富，有能力进行多样化生产，同时，专业化生产末期产生的各种问题（如资源枯竭、劳动力外流）也需要靠多样化生产来解决。此时，多样化生产更利于城市发展。
第三：从东中西部来看，中部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最高，东部的相对多样化指数最高（如图5、图6）。中部地区资源丰富，采掘业在城市产业中所占比例较高，因此，中部地区的相对专业化指数最高。西部地区资源也比较丰富，并且该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东中部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专业化指数也比较高。东部地区城市化已发展到高级阶段，因此多样化生产较为普遍，相对多样化指数在3个地区中最高。
第四，城市行政级别对城市发展路径的影响。在中国，政策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重大，有时甚至起决定作用。而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政策倾向和资源倾向，因而可以通过城市行政级别看出显著的城市发展路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占有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较多，可以发展多个产业，因而更倾向于走多样化道路。其他中等城市资源有限，只能集中发展一个产业。如图7中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较低（直辖市的数据由于受到城市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重庆市的影响波动较大），而其他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则较高。图8中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刚好相反，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的相对多样化指数较高，而其他城市的相对多样化指数则较低。另外，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有明显变化趋势的是其他城市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发展是靠专业化生产来实现的。
四、政策建议
马歇尔认为一个产业聚集在一个城市有益于厂商之间知识外溢，并由此带来产业和城市的发展，通过学习以及厂商间高技能员工的流动，创新将很快被临近的厂商吸收，因此专业化生产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雅各布斯则认为多样化生产在地理上的聚集比专业化生产更加能够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以上数据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等级下，有的城市选择了专业化或者多样化生产的道路，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另外一些城市选择了专业化或者多样化生产的道路但却使城市经济停滞不前，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化进程初期，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受资源、环境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专业化生产无法维持下去，城市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城市化步伐减缓甚至停滞，此时，必须适时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这样才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否则，有可能导致城市的衰退。多样化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多样化生产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也能增加城市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城市发展对自然资源及环境的依赖度。
不管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都对城市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关键是在何时采取何种政策才能使城市化进程得到延续和发展。不合时宜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应该因地、因时制宜的发展城市经济。我国县域经济尚处于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制造业的专业化生产能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县域经济可以采取制造、加工、采掘等工业模式；我国地级市正处于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的阶段，因此，政策实施的时候结合实际的转变能使城市化进程朝着有利的方向迈进，相反会导致城市的衰退；我国的特大城市（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多样化特征已较明显，但政策制定时应考虑到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保证其持续性，不能一味地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薄文广. 外部性与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07，（01）:7-44.
[2] GLAESER.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1126-1152.
[3] BLACK and HENDERSON， J. V. 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M].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imeograph）.
[4] Duranton， G.， Puga， D.， Diversity and Specialisation in Cities: Why， Where and When Does it Matter?， Urban Studies，2000， 37（3）: 533~555.
[5] 谢燮、杨开忠. 中国城市的多样化与专业化特征[J]. 软科学，2003，（01）:10-13，33.
[6] 李金滟、宋德勇. 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08，（02）: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