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读完新星出版社刚出版的宗璞先生的新书《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掩卷之后不禁叹息,宗璞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仍然撰文为父亲申辩,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其实,冯友兰先生对1949年以后和文化革命批林批孔的事情,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冯友兰先生活到九十五岁,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笔耕不止,去世的四个月前,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对生命的执著和做人的勤勉。前些年我读过《冯友兰自述》,在不算长的自述中,他“述先世,叙经历”,“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一个世纪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交结的有分量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借用了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来评价蔡元培先生:“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那一代的学人、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冯友兰先生在1945年西南联大北归复员之前,以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是我曾经一读再读脍炙人口的好文,我有个朋友还说能够背下其中的段落。冯先生不愧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著文叙事颇有逻辑性,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极强,白话文也极其清晰流畅。这篇碑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典雅铿锵,半个多世纪再读仍然深受感染,颇觉得益匪浅。何柄棣先生是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友,著名华裔史学家,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忆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长,写冯友兰的一段也是声情并茂,他认为冯友兰能够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多年绝非偶然,他精辟分析出三点:
　　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
　　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
　　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
　　何柄棣赞赏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一贯是执笔干练得力之人”,并在他的回忆中以该“碑文”结尾,但值得注意的是何柄棣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我父亲也是一辈子从事哲学教育的人,他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在湖南一所大学教哲学近二十年,我问他对冯友兰先生的印象,他说了一桩往事。
　　1962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当时冯友兰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父亲说见到冯友兰美髯飘飘,极有风度。会上,关锋不断批判冯的说法,冯友兰据理立辩,并从容捋髯,不卑不亢,态度之中透露出对关锋的蔑视。父亲说冯友兰有学问,有大家风范。但是,对文化革命批林批孔后的冯友兰,父亲也多有微词,尤其提到冯友兰当时的那些诗作。
　　冯友兰先生还成就了我的一本书《光旦之华》的写作。六年前我去旅行不小心摔断了腿,进入人生的低潮期,人到中年,又丢了饭碗,身体的不适和生活的压力齐涌到面前,顿觉迷茫无措。养伤期间读到《冯友兰自述》,书中叙述的清华的师友们各自有个性又坦荡宽厚坚忍幽默的为人,对我鼓励着实不小,尤其是当我看到一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与朋友梅贻琦、潘光旦、顾毓琇等人一起出游的照片,照片上潘光旦先生拄着双拐,与我摔坏腿的情况一样。立即勾起了我对潘先生的兴趣,马上找资料了解潘氏的为人,因缘际会,最后写成了一本书——《光旦之华》。也正是这一积极的动作,改变了我当时被动的处境,生活和事业从此步上坦途。这件事使我对冯友兰先生无比地感激,我甚至认为是冯先生的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帮助我在精神上战胜了自我,走出人生低谷。
　　旧事重提有时候会让人感奋,读一本好书,甚至能够改变人的一生,此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宗璞先生其实不必耿耿于怀,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读法,各人也会有自己看重和轻蔑的东西,对冯友兰先生的评价,我想,最好还是让给历史和读冯友兰先生的书的人吧。
　　
　　(宗璞著:《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