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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哈回合谈判已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其间屡遭挫折，至今仍前途难料。从美国霸权和国内政治制度的角度探讨其原因所在：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造成了其领导力的下降；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使其经常性地霸权“失灵”，另一方面又使其在需要灵活性的谈判中表现出战略上的僵硬。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对其霸权的限制作用进一步显现，这又削弱了它本已相对衰落了的霸权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因此，美国在多哈回合中不再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却表现消极，甚至成为了谈判取得成功的阻碍性因素。
关键词：多哈回合；霸权；国内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7－０177－03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多哈宣言》，决定启动WTO成立以来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根据宣言，该轮谈判最迟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至2011年，多哈回合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却仍然前途未卜，其间屡遭挫折。2003年的坎昆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过大，难以弥合，致使2005年如期完成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推迟于2006年达成协议的计划再次因为各方无法打破农业补贴和非农产品准入的僵局而失败，拉米不得不无限期中止多哈發展议程的谈判。2008年重开谈判后，经过九天九夜的艰苦谈判，大部分问题已经找到了妥协点，但却因美国突然反悔而功败垂成，谈判破裂。2009年和2010年的G20峰会都承诺当年将达成协议，但都以失败告终。时至2011年，前世贸组织总干事彼得·萨瑟兰再次警告，2011年必须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因为“如果今年我们不能就本轮回合达成协议，那么在未来若干年，我们都不可能完成该回合。”
多哈回合的历程如此波折，而又前途凶险，固然有很多WTO机制本身的因素，但作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缔造者和主导者的美国，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多哈回合
霸权稳定论认为，只有存在一个拥有自由意识形态的领导国，这个国家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以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时，才可能存在自由国际经济。当霸权国实力衰落时，其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随之衰落，霸权国中持异议者开始质疑领导地位的代价，而国际体系也受到国内外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挑战。双边主义和闭关自守曾被视为不可取的，并遭受拒绝，现在又有人呼吁实施这些政策。
随着如中、印、巴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的霸权相对地衰落了。它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了，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后半部分的大背景。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其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经济强国在世界经济规则上的开始抗衡。中国、巴西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开始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扮演关键的角色。在乌拉圭回合中，美国似乎还能忽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抗议，但如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意志和能力来抵制美国的压力。那种曾经在GATT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欧霸权，对于成功地达成多边谈判，已不再充分。原来多边贸易体制里的那些“大象”们已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过去那种“单向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当分析多哈回合中的争论时，人们很容易发现：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制造者，美欧已经不情愿再推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让·皮埃尔·莱曼认为，多哈发展议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西方政策、思维及国际机构并没有做出必要调整。西方世界不再拥有政治优势，失去了对世界经济的真正统治，从而被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劫持。问题的本质在于在传统的利益格局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保守势力最终做出了宁愿使谈判破裂也不愿意进行改变的决定。
实力的相对衰落，使美国不能在前几回合谈判中那样起到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同时发展中国家崛起与竞争又使其不敢轻易地让步，也不能再随意强加自己的意志。由于结构性霸权的存在，美国在多边体制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毋庸赘言。可以说“有美未必然，但无美必不然。”也就是说，美国的建设性作用已经相对衰弱，而破坏性作用却不容忽视。“如果美国不肯让步，其他成员也拿它无可奈何。”而其所采取的消极态度有力地阻碍了谈判的进程。
随着美国走向相对的衰落，必然出现的是其向保护主义的转向。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尽管美国整体关税看似较低，但在对发展中成员意义重大的纺织品、鞋类等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仍维持较高水平。同时，美国通过大量非关税壁垒对进口产品重重设限。而谈判中，美国在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却在中印不能让步的农产品进口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向中印施压，置两国十数亿农民生活和巨大社会风险于不顾。美国国会甚至还抢先通过了《农业法案》，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而该法案存在与多哈谈判冲突之处，这意味着即使后者成功，其实施效果也要打折扣。
冷战结束后，随着双边贸易协定的浪潮，美国加快了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谈判的进程。但它一向在多边和双边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而更看重多边，用双边来给多边施加压力。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其对多边贸易体系控制力的减弱，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优先于多边贸易协定的选择。多边贸易对美国的吸引力大为降低。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态度消极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与多哈回合
建国以来，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美国走向强盛，进而夺取霸权的制度保证。但是，这一制度事实上却与其霸权有内在的冲突。当面对重大威胁时，这一制度还能够与霸权协调，但当威胁消失时，这种冲突就开始显现。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中起到了消极作用的内在原因。
成功的霸权需要全天候的领导，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其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却时常受到国内恶劣“天气”的干扰。众所周知，对外贸易领域的政策制定是美国国会的专属领地之一。国会对政府谈判进程的控制集中体现在“贸易促进授权”（TradePromotionAuthority，以下简称TPA）上。如果没有TPA，签订贸易协定的主动权掌握在国会手中，政府便不能进行有效的贸易谈判。克林顿就是因为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没有获得TPA，使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近五年的时间里，WTO新一轮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根本无法开始。由于布什的TPA的期限于2007年7月到期，因此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便不能迟于之前半年，即2006年底。TPA到期后，布什政府已经进入了“跛脚鸭”阶段，缺乏促进多哈回合谈判的筹码了。美国国会的多数派对多哈回合并不感兴趣，因此就美国来说，在布什政府任期届满之前，一切为“多哈回合”所做的努力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不会产生实质性结果。2008年的谈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向破裂的。事实上，TPA本应成为政府永久性核心权力，而在美国它却需要国会的授权，并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当国会的这一授权过期时，美国政府就至少暂时失去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领导世界的能力。
美国的两党体制也是使霸权经常“失效”的关键性因素。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导致两党时常在对外政策上彼此掣肘，不能形成合力来领导世界，而且使很多时候并不适宜谈判，从而阻碍甚至破坏了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2006年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同时获得优势之后，布什政府推进“多哈回合”的举措进一步陷入困境。美国在谈判中做出任何一点让步，都必须保证相应可以换得足够的利益回报。这促成了谈判的中止。2008年，在国会已经被民主党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接受当时的协议水平，不大可能为共和党加分，相反却有可能因民主党攻击谈判不力使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失分。这是布什政府推翻自己参与达成的谈判成果这一举动的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入主白宫之后，面对一向比共和党更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奥巴马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推动自由贸易的愿望，而且常常与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除此还有棘手的内外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继承共和党后期的谈判立场，保持保守策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民主党来说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美国的立场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因为美国很清楚谈判停滞的主要责任在自己，而国内政治形势又使其无法实质性介入谈判，只能通过转移视线或转嫁责任来试图摆脱困境。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目前国内的政治气候不是特别有利于政府推动多哈回合在近期内取得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成果。2010年，随着支持率的不断下降，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奥巴马和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只能更多地迎合重商主义的要求，在自由贸易方面难有建树。于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多哈谈判上不可能有任何动作，大使级小范围磋商这么一个新形式不过是美国掩盖其无所作为的形式而已。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重新以绝对优势控制众议院，而对“分裂的国会”和随之而来的更大压力，奥巴马想在多哈回合谈判上有什么建树就更加困难。2012年美国将举行大选，不适宜谈判，所以如果错过了2011年，“机遇之窗”又将关闭三四年。
美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也使得利益集团拥有巨大的能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多哈回合中，美国不肯在农业问题上让步，主要是基于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在美国，利益集团（尤其农业利益集团）拥有雄厚的社会和物质资源，在国会中有很大的发言权，通过发挥其影响力来干预国家政治，以获得政策支持和保护。而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过程中，农业问题始终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矛盾的焦点所在，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谈判议题，这一议题也导致了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
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由于两党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和对立，由于对中期选举和总统竞选的长期算计以及在这一体制下利益集团被赋予的巨大政治能量，凡此种种造成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摇摆，亦使很多时候成为事实上的“非谈判时间”，甚至可能激励破坏谈判的行为。而这些，正是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政府表现消极、反面，不能成功发挥霸权应有的领导作用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以中、印、巴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崛起改变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权力态势，而“美国却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印度商工部长纳特语）新的权力结构与旧的思维惯性，导致了多哈回合陷入不断的危机、“中止”、“破裂”以及一次次谈而未果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而美国随着自身霸权的衰落又更趋于自私，寻求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替换品来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从而更缺少了尽快达成多边贸易协议的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与其霸权作用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这一阻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方面使美国事实上经常性地、长时间地无法发挥霸权应有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它在需要灵活性的谈判与交易时却因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表现出战略上的僵硬。前者使多哈回合谈判失去了引力，后者给它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阻力。毫无疑问，一个相对衰落了的霸权已经失去了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足够力量，而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掣肘又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力量。这两点，是多哈回合久拖不决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6.
[2]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7.
[3] 王东辉，等.多哈农业谈判何去何从[J].世界农业，2009，（1）.
[4] Kent Jones， “Green Room Politics And The WTO‘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2009 9：349， P350-351.
[5] Nitsan ChorevoSarah Babb，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 Comparison Of The IMF And The WTO”，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 38，No.5，P472.
[6] Jeffrey J.Schott， “America， Europe， And The New Trade Order-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Beyond Manag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ume 11，Issue 3，2009，Article 1，P3
[7] 张帆.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程述评[J].山东经济，2007，（5）.
[8] Heribert Dieter， “The Declin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Transatlantic Powers”，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ume 11，Issue 3，2009，Article 6.
[9] 让·皮埃尔·莱曼.多哈回合破裂的启示[J].中国企业家，2008，（17）.
[10] 张帆.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程述评[J].山東经济，2007，（5）.
[11] 雷蒙.从美国举动看多哈回合前景[J].WTO经济导刊，2006，（6）.
[12] 雷蒙.将多哈回合的希望寄托在2011[J].WTO经济学导刊，2010，（4）.
[13] 曹文.多哈回合：与成功擦肩而过的WTO小型部长级会议纪实[J].WTO经济导刊，2008，（9）.
[14] 陈宝森.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多哈回合谈判”[J].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8，（3）.
[15] 雷蒙.多哈回合：终止还是中止[J].WTO经济导刊，2006，（9）.
[16] 雷蒙.美国为何提高多哈回合要价[J].WTO经济导刊，2010，（8）.
[17] 莫莉.多哈谈判依然止步不前[N].金融时报，2009-07-11（4）.
[18] 雷蒙.大使级小范围磋商是美国打的什么算盘[J].WTO经济导刊，2010，（9）.
[19] 吴正龙.011年，多哈谈判打开一个“机遇窗口”[N].中国经济时报，2011-01-04（4）.
[20] 杨洁勉.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07.
关键词：多哈回合；霸权；国内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11）17－０177－03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多哈宣言》，决定启动WTO成立以来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根据宣言，该轮谈判最迟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至2011年，多哈回合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却仍然前途未卜，其间屡遭挫折。2003年的坎昆会议，由于各方分歧过大，难以弥合，致使2005年如期完成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推迟于2006年达成协议的计划再次因为各方无法打破农业补贴和非农产品准入的僵局而失败，拉米不得不无限期中止多哈發展议程的谈判。2008年重开谈判后，经过九天九夜的艰苦谈判，大部分问题已经找到了妥协点，但却因美国突然反悔而功败垂成，谈判破裂。2009年和2010年的G20峰会都承诺当年将达成协议，但都以失败告终。时至2011年，前世贸组织总干事彼得·萨瑟兰再次警告，2011年必须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因为“如果今年我们不能就本轮回合达成协议，那么在未来若干年，我们都不可能完成该回合。”
多哈回合的历程如此波折，而又前途凶险，固然有很多WTO机制本身的因素，但作为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缔造者和主导者的美国，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多哈回合
霸权稳定论认为，只有存在一个拥有自由意识形态的领导国，这个国家能够利用本国的资源和影响去建立和管理以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流动自由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时，才可能存在自由国际经济。当霸权国实力衰落时，其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随之衰落，霸权国中持异议者开始质疑领导地位的代价，而国际体系也受到国内外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挑战。双边主义和闭关自守曾被视为不可取的，并遭受拒绝，现在又有人呼吁实施这些政策。
随着如中、印、巴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的霸权相对地衰落了。它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贯彻自己的意志了，也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后半部分的大背景。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其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传统经济强国在世界经济规则上的开始抗衡。中国、巴西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开始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扮演关键的角色。在乌拉圭回合中，美国似乎还能忽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抗议，但如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意志和能力来抵制美国的压力。那种曾经在GATT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欧霸权，对于成功地达成多边谈判，已不再充分。原来多边贸易体制里的那些“大象”们已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过去那种“单向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当分析多哈回合中的争论时，人们很容易发现：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成长为有竞争力的制造者，美欧已经不情愿再推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让·皮埃尔·莱曼认为，多哈发展议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西方统治时代的结束，西方政策、思维及国际机构并没有做出必要调整。西方世界不再拥有政治优势，失去了对世界经济的真正统治，从而被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劫持。问题的本质在于在传统的利益格局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保守势力最终做出了宁愿使谈判破裂也不愿意进行改变的决定。
实力的相对衰落，使美国不能在前几回合谈判中那样起到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同时发展中国家崛起与竞争又使其不敢轻易地让步，也不能再随意强加自己的意志。由于结构性霸权的存在，美国在多边体制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毋庸赘言。可以说“有美未必然，但无美必不然。”也就是说，美国的建设性作用已经相对衰弱，而破坏性作用却不容忽视。“如果美国不肯让步，其他成员也拿它无可奈何。”而其所采取的消极态度有力地阻碍了谈判的进程。
随着美国走向相对的衰落，必然出现的是其向保护主义的转向。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尽管美国整体关税看似较低，但在对发展中成员意义重大的纺织品、鞋类等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仍维持较高水平。同时，美国通过大量非关税壁垒对进口产品重重设限。而谈判中，美国在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却在中印不能让步的农产品进口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向中印施压，置两国十数亿农民生活和巨大社会风险于不顾。美国国会甚至还抢先通过了《农业法案》，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而该法案存在与多哈谈判冲突之处，这意味着即使后者成功，其实施效果也要打折扣。
冷战结束后，随着双边贸易协定的浪潮，美国加快了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谈判的进程。但它一向在多边和双边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而更看重多边，用双边来给多边施加压力。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其对多边贸易体系控制力的减弱，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优先于多边贸易协定的选择。多边贸易对美国的吸引力大为降低。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态度消极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与多哈回合
建国以来，稳定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美国走向强盛，进而夺取霸权的制度保证。但是，这一制度事实上却与其霸权有内在的冲突。当面对重大威胁时，这一制度还能够与霸权协调，但当威胁消失时，这种冲突就开始显现。这是美国在多哈回合中起到了消极作用的内在原因。
成功的霸权需要全天候的领导，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其在发挥这一作用时却时常受到国内恶劣“天气”的干扰。众所周知，对外贸易领域的政策制定是美国国会的专属领地之一。国会对政府谈判进程的控制集中体现在“贸易促进授权”（TradePromotionAuthority，以下简称TPA）上。如果没有TPA，签订贸易协定的主动权掌握在国会手中，政府便不能进行有效的贸易谈判。克林顿就是因为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没有获得TPA，使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近五年的时间里，WTO新一轮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根本无法开始。由于布什的TPA的期限于2007年7月到期，因此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便不能迟于之前半年，即2006年底。TPA到期后，布什政府已经进入了“跛脚鸭”阶段，缺乏促进多哈回合谈判的筹码了。美国国会的多数派对多哈回合并不感兴趣，因此就美国来说，在布什政府任期届满之前，一切为“多哈回合”所做的努力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不会产生实质性结果。2008年的谈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向破裂的。事实上，TPA本应成为政府永久性核心权力，而在美国它却需要国会的授权，并有一定的有效期限。当国会的这一授权过期时，美国政府就至少暂时失去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领导世界的能力。
美国的两党体制也是使霸权经常“失效”的关键性因素。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导致两党时常在对外政策上彼此掣肘，不能形成合力来领导世界，而且使很多时候并不适宜谈判，从而阻碍甚至破坏了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2006年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同时获得优势之后，布什政府推进“多哈回合”的举措进一步陷入困境。美国在谈判中做出任何一点让步，都必须保证相应可以换得足够的利益回报。这促成了谈判的中止。2008年，在国会已经被民主党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接受当时的协议水平，不大可能为共和党加分，相反却有可能因民主党攻击谈判不力使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失分。这是布什政府推翻自己参与达成的谈判成果这一举动的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入主白宫之后，面对一向比共和党更反对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奥巴马几乎不可能实现自己推动自由贸易的愿望，而且常常与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除此还有棘手的内外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继承共和党后期的谈判立场，保持保守策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民主党来说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美国的立场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因为美国很清楚谈判停滞的主要责任在自己，而国内政治形势又使其无法实质性介入谈判，只能通过转移视线或转嫁责任来试图摆脱困境。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目前国内的政治气候不是特别有利于政府推动多哈回合在近期内取得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成果。2010年，随着支持率的不断下降，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奥巴马和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只能更多地迎合重商主义的要求，在自由贸易方面难有建树。于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多哈谈判上不可能有任何动作，大使级小范围磋商这么一个新形式不过是美国掩盖其无所作为的形式而已。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重新以绝对优势控制众议院，而对“分裂的国会”和随之而来的更大压力，奥巴马想在多哈回合谈判上有什么建树就更加困难。2012年美国将举行大选，不适宜谈判，所以如果错过了2011年，“机遇之窗”又将关闭三四年。
美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也使得利益集团拥有巨大的能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多哈回合中，美国不肯在农业问题上让步，主要是基于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在美国，利益集团（尤其农业利益集团）拥有雄厚的社会和物质资源，在国会中有很大的发言权，通过发挥其影响力来干预国家政治，以获得政策支持和保护。而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过程中，农业问题始终是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矛盾的焦点所在，也是最为困难的一个谈判议题，这一议题也导致了2008年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
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由于两党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和对立，由于对中期选举和总统竞选的长期算计以及在这一体制下利益集团被赋予的巨大政治能量，凡此种种造成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摇摆，亦使很多时候成为事实上的“非谈判时间”，甚至可能激励破坏谈判的行为。而这些，正是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政府表现消极、反面，不能成功发挥霸权应有的领导作用的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以中、印、巴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崛起改变了多哈回合谈判的权力态势，而“美国却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印度商工部长纳特语）新的权力结构与旧的思维惯性，导致了多哈回合陷入不断的危机、“中止”、“破裂”以及一次次谈而未果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而美国随着自身霸权的衰落又更趋于自私，寻求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替换品来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从而更缺少了尽快达成多边贸易协议的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与其霸权作用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这一阻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方面使美国事实上经常性地、长时间地无法发挥霸权应有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它在需要灵活性的谈判与交易时却因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表现出战略上的僵硬。前者使多哈回合谈判失去了引力，后者给它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阻力。毫无疑问，一个相对衰落了的霸权已经失去了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足够力量，而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掣肘又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力量。这两点，是多哈回合久拖不决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6.
[2]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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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itsan ChorevoSarah Babb，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 Comparison Of The IMF And The WTO”， Theory And Society， Volume 38，No.5，P472.
[6] Jeffrey J.Schott， “America， Europe， And The New Trade Order-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 Beyond Manag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ume 11，Issue 3，2009，Article 1，P3
[7] 张帆.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程述评[J].山东经济，2007，（5）.
[8] Heribert Dieter， “The Declin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The Transatlantic Powers”，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ume 11，Issue 3，2009，Article 6.
[9] 让·皮埃尔·莱曼.多哈回合破裂的启示[J].中国企业家，2008，（17）.
[10] 张帆.WTO多哈回合谈判历程述评[J].山東经济，2007，（5）.
[11] 雷蒙.从美国举动看多哈回合前景[J].WTO经济导刊，2006，（6）.
[12] 雷蒙.将多哈回合的希望寄托在2011[J].WTO经济学导刊，2010，（4）.
[13] 曹文.多哈回合：与成功擦肩而过的WTO小型部长级会议纪实[J].WTO经济导刊，2008，（9）.
[14] 陈宝森.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多哈回合谈判”[J].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8，（3）.
[15] 雷蒙.多哈回合：终止还是中止[J].WTO经济导刊，2006，（9）.
[16] 雷蒙.美国为何提高多哈回合要价[J].WTO经济导刊，2010，（8）.
[17] 莫莉.多哈谈判依然止步不前[N].金融时报，2009-07-11（4）.
[18] 雷蒙.大使级小范围磋商是美国打的什么算盘[J].WTO经济导刊，2010，（9）.
[19] 吴正龙.011年，多哈谈判打开一个“机遇窗口”[N].中国经济时报，2011-01-04（4）.
[20] 杨洁勉.国际体系转型和多边组织发展：中国的应对和抉择[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