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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收集并整理了《费加罗报》网站从2008年3月西藏暴乱至2010年10月世博会结束这段时间内的涉藏报道，分为“奥运会阶段”和“后奥运直至世博会阶段”两个部分。通过分析总结其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特征，研究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外交背景下《费加罗报》网站涉藏报道中的西藏形象的变化特点和趋势。
关键词：费加罗报；涉藏报道；西藏形象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16-04
《费加罗报》（Le Figaro）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同时也是法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其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右派和右翼保守派的观点，报纸的主要阅读人群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政治、经济界人士，该报以其权威性与严肃性的质报形象而著称，同时，其仅次于法新社的国际新闻采编能力，也使其在国际社会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平面媒体造成巨大的冲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各大法国传统报纸都建立网站，向网络媒体转型，而《费加罗报》网站在这个新的平台再次抢占先机。新华网引述的法国媒体调查机构2008年的一项调查结果分析显示，《费加罗报》网站以422.4万次的点击率荣膺最受法国人欢迎的新闻类网站排名榜上的第二名，远胜排名第四的《世界报》网站和位列第十的《解放报》网站。《费加罗报》网站的成功代表了法国主流新闻传媒的高峰。
法国主流新闻媒体比较关注中国事务、尤其是西藏事务。由于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法国媒体报道涉藏事务时所持的立场和国内媒体有很大的区别，涉藏报道的议程设置集中在所谓的“人权问题”、“新闻自由”、“文化殖民”上，往往充当西方政治精英攻击中国的急先锋。对法国媒体涉藏报道的解读因而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中央民族大学的刘颖女士选取了1987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世界报》的涉藏报道，认为“报道内容想象成分较多，和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2]，西藏的形象高度意识形态板结化，“标准化和文学类型化加剧了20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中国传媒大学的刘继南和何辉主编的《镜像中国》一书，辟有专章研究《费加罗报》2000—2003年对华报道的特点。其对华报道中，中性报道占55%，负面报道占30%，且主要集中在人权、政治、社会法律、人物专防、医疗卫生几个方面。对民族事务的报道往往和人权政治交杂在一起，负面报道较多。本文拟在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新的形势下的涉藏报道进行后续研究，搜集《费加罗报》网站上从2008年3月14日西藏暴乱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所有的涉藏报道，以2008北京奥运会的结束为标志划为两个阶段，并进行定量分析，以了解西藏这个处在中西意识形态碰撞的“旋涡中心”的话语符号的形象变化。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取定量分析结合内容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涉藏报道在写作手法、文本内容、信息来源的变化，并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3.2 检索描述中国政府的关键词的频数及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的关键词及搭配语的使用特征的变迁，分析总结其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趋势，得出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外交背景下《费加罗报》网站涉藏报道中西藏形象的变化轨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焦点事件，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变和提升具有里程碑式的效应。本研究选取的新闻文本的时间跨度为从2008年3月14日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从2008年3月14日至2008年8月30日北京奥运会结束为前奥运阶段，主要特点是：达赖集团借策划西藏暴乱引发国际传媒对涉藏事务的高度关注，奥运会遭受西方政治非议，中国政府进行危机公关。奥运会的辉煌成功和卓有成效的危机公关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华尔街日报》曾这样报道：“通过举办二三十年来最受争议的奥运会，中国用一场坚定又不失礼貌的盛典让全世界缴械投降。在北京奥运会中，体育成就最终盖过了政治非议”。从北京奥运会结束到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为后奥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进行新一轮的国家形象宣传，中国安然度过金融危机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文对这两个时期涉藏报道进行分类汇总，将统计出来数据做成图表，然后根据得出的数据及图表进行定性分析和总结。
二、文本分析
“3·14”事件至奥运结束，有效新闻文本258篇，主要为消息报道（181篇，占总数70%）和通讯、专题报道（77篇，占总数30%）两大类；北京奥运结束至世博会结束共62篇有效涉藏文本，其中35篇消息报道（56%），28篇通讯、专题报道（44%）。消息占主要部分。
1.涉藏报道写作手法。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这段时间内有效新闻文本总数为258篇，客观报道的频数为29篇，有效百分比为11.2%；讽刺揭露报道的频数为227篇，有效百分比为87.9%；而褒奖赞扬报道的频数为两篇，有效百分比仅为0.7%。相比较而言，奥运会结束后至世博会结束有效文本60篇，客观报道频数为14，有效百分比为23.3%；讽刺揭露报道频数为42，有效百分比为70%；褒奖赞扬频数为4，有效百分比为6.6%。
根据《镜像中国》研究《费加罗报》对华报道的统计数据，此报对华报道年均数字约为369篇。报道重点为经济事务和外交事务，约占50%（经济的报道约19%，外交为14%，跨国公司在华活动为13%）。对于人权问题的报道占4%，对于政治问题的报道占9%。涉藏报道主要的议题就是人权和政治问题，其所占的比例理论上应为13%，即48篇。从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这半年时间因“3·14”西藏暴乱此类敏感事件和奥运会这样大型事件，其发表的涉藏报道数量为258篇（包括中国西藏事务211篇和国际社会涉藏政治事务47篇）远远超出历史平均水平，呈现井喷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藏事务和政治、人权、外交杂糅在一起，西藏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始终是西方政治精英阶层借以攻击中国体制的政治符号，是臆想中的“人权地狱”与香格里拉式的天堂并存的幻境。《费加罗报》对话报道中客观公正新闻占主流，但一旦缩小到涉藏报道这个层面，则可明显观察到：负面新闻报道为主流，讽刺揭露的新闻占大多数，意识形态痕迹极为明显。奥运后到2010年10月31日世博会结束这段时间，随着奥运会辉煌落下帷幕，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上演的反华闹剧在全球华人和有良知的西方媒体的揭露下狼狈收场，《费加罗报》涉藏报道在数量上回归常态，就新闻文本写作手法而言，在坚持“揭露西藏的共产主义专制”这根政治红线的同时也开始多样化，客观报道增加，更多地关注西藏事务中积极的因素。
2．涉藏报道内容。将两个时期涉藏报道的内容分布做个对比，我们发现：奥运会之前，囿于西方媒体对西藏落后的传统认识，加上达赖集团借奥运会之机大搞阴谋活动，《费加罗报》的涉藏报道集中于政治和人权问题，西藏变成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符号，文化、经济、科技的信息都被剥离于这个抽象的符号之外。而奥运的辉煌成功，藏独势力的阴谋被挫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费加罗报》的涉藏报道也回归常态，报道内容开始出现对旅游、经济、灾难事故、科技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本主义的关怀。但政治报道依然占据绝对高位，表现出其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红线”的执著。
3.新闻文本信息来源。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期间，特约记者采访信息占28%，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占18%，达赖喇嘛集团的信息占45%，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占6%，目击证人反馈信息占3%；奥运会后至2010年世博闭幕特约记者采访信息占58%，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信息占20%，达赖喇嘛集团的信息占13%，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占5%，目击证人反馈的消息占4%。我们注意到来自达赖反动集团的信息比例的降低以及《费加罗报》特约记者实地采访所得信息比例的增大是促使其涉藏报道向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3·14”事件发生后，西藏实施了戒严，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以及事态发展的官方报道，使得西藏事件出现了信息真空，以《费加罗报》为代表的西方传媒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采用了达赖集团及国际反华势力提供的错误信息，致使事件真相被歪曲，政府形象受损。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达赖集团的谎言被戳穿，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观。一方面，中国政府机构面对国际传媒更自信更开放，《费加罗报》记者能更深入实地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政府与媒体合作的做法也提升了自身形象，以《费加罗报》为代表的媒体不再相信达赖集团和一些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但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加上西方媒体有置疑官方媒体的信息的传统，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发布信息的及时性、专业性，报道风格的去八股化等方面还需改善。
4.对中国政府称谓及对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表述。涉藏报道在内容上集中在政治和人权领域，本文受此启发，研究了《费加罗报》对中国政府的称谓，并用AntConc软件检索其前后高频搭配语以研究其对中国政府的情感取向以及对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
从“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期间的新闻文本中，各称呼出现的总频次为322词次，Pékin（北京当局）占35%，la Chine（中国）占41%，régime communiste（共产主义体制）占0.6%，les autorités chinoises（中国当局）占22%，empire（帝国）占1%; 奥运后至世博会结束的新闻文本中，各种称呼总频次为166词次，其中Pékin占52%， la Chine占39%，régime communiste占0.1%，les autorités chinoises占0.6%，empire占0.1%。Pékin、la Chine以及les autorités chinoises都是中性化的称谓，词称谓在两个时期的频次都差不多，但régime communiste这样“邪恶”的称谓和empire（变体有empire du milieu-中央帝国）这样揶揄的称谓所占比例非常少，平均不到1%。综合来看，《费加罗报》对中国政府的情感倾向以无明显倾向性的中立态度为主，负面否定的倾向性不占主流。
在称谓词的搭配（collocate）方面（左右跨距都设为4），Pékin及la Chine常与Tibet并列搭配使用（在《费》报的话语体系中，西藏依然被视为与中国政府对等的一个政治体）；les autorités chinoises的实词搭配语中有répression（镇压，频次为18次），并与dalai lama（14~15频次）并列，表明中国政府被描述成达赖集团相对应的“使用暴力”的政治机构；régime的固定搭配语为communiste，其反向对应的并列语为indépendance（独立），soulèvement du Tibet（西藏起义），反映出其对共产主义的成见及对共产主义体制想当然的“迫害幻想”。
奥运会后至世博会结束，对中国政府的各种称谓总频次为166词次。Pékin出现频次占52%，La Chine占39%，les autorités chinoises占0.6%，régime communiste占0.1%，empire占0.1%。值得注意的是，被用来与Tibet作对等政治实体称谓的La Chine的比例减少较多，凸显暴力色彩的les autorités chinoises这个称谓的比例也降低不少。反映出《费报》涉藏报道的意识形态色彩趋于淡化。
三、原因分析
法国媒体涉藏报道中表现出对历史事实和现实的无知和淡漠、充满臆想的和非理性的“失落的天堂”情结和“人权地狱”情结由来已久，其背后有着极深的文化和经济因素。20世纪初，痴迷于西藏文化的女藏学家大卫·妮儿游历西藏后在巴黎出版了《一个巴黎女子的西藏之行》，引起巨大轰动。时值法国工业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社会产生巨大变革，工业文明无情地摧毁了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化。出于对现代化的恐惧，人们本能地对失落的过去产生无比怀念。而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西藏和西藏文化，作为法国人臆想中的“香格里拉”最完美的替代物，蒙上一层诗意的色彩。游历西藏、报道谈论西藏的一切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时尚。刘颖认为，西藏的一切，“继续作为一种遥远的、落后的、想象的、猎奇的研究对象”被展示在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的法国人面前。正因为如此，法国大众传媒无法接受西藏地区自1950年和平解放后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他们拒绝接受西藏发展的现实，而沉浸在对乌托邦式的家园的臆想中。正如基督教世界离不开救世主一样，视藏传佛教为基督教之有益补充的西方精英一直在寻找能“救赎”西藏的弥赛亚。叛逃的达赖喇嘛以其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成为媒体眼中的“东方耶稣”，1987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如耶稣受洗一般标志着达赖被掌握西方话语权的集体所接纳。达赖的言行和表演被西方传媒演绎成为代表政治正确的新圣经，而其神权领袖和大奴隶主的身份则被刻意忽略。西藏在达赖的谎言和西方的臆想中被演绎成“想象的、虚拟的、理想的、伤痕的、具有优越的同情心的、人权后面的政治取向的、意识形态板结化的”幻影，投射在“专制的、冷酷无情的、推行对内殖民化的”异教的“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铁幕上。中国政府就如同迫害“耶稣”的罗马当局，被背上了历史的原罪，在涉藏问题上成为各种人权卫道士口中的道德对立面。在这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的防火墙面前，探究事实真相的努力都被视为异端。
然而，谎言总有被识破的那一天，臆梦终究要面对黎明曙光的到来。从奥运会开始，“中国形象”开始主动出击，奥运会和世博会犹如两扇巨大的凸面镜，将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的各方面细节以一种特有的暴烈的方式展示在西方媒体面前，西藏变得前所未有的鲜活和丰富。通过对后奥运时期《费加罗报》网站涉藏报道量化的研究，我们发现：想在几年时间内改变法国报刊几十年来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设置的西藏议题是不大可能的，但集中的国家形象公关活动在逐渐消解意识形态对立的痕迹。从报道数量上看，涉藏报道从紧跟政治事件“井喷”到回归常态；就报道风格而言，涉藏报道保持对人权、民族问题的关注，并将此类议题高度国际化，但其风格和情感取向日渐多样化；就内容而言，从奥运前的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向多样化转变；就消息来源而言，法新社还是绝对的主要信息源，但其渠道开始多样化，达赖集团及国际反华势力的信息的比重有所下降，来自中国现场的真实的声音越来越多；就对政府的称谓和对达赖的称谓方面，带有主观意识形态对立色彩的政治“脸谱”悄然退潮。
四、结论
在涉藏报道的政治议题上，意识形态的隔阂依然存在，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但公正、客观、尊重西藏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涉藏报道正逐渐占据统计学意义上的优势。刻意制造对中国和西藏形象的误读、刻意忽略藏文化主体声音的呓语者们不可避免地将走向黄昏。
参考文献：
[1]黄莹.法国《费加罗报》的办报实践[J].中国记者，2008，(10).
[2]刘颖.法国媒体报道中的西藏形象——以世界报为例[J].中国藏学，2006，(4).
[3]刘颖，郝亚明.想象与对话——中法媒体报道下的西藏[J].大连大学学报，2007，(1).
[4]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郭伟]
关键词：费加罗报；涉藏报道；西藏形象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16-04
《费加罗报》（Le Figaro）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同时也是法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其在政治上主要反映右派和右翼保守派的观点，报纸的主要阅读人群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政治、经济界人士，该报以其权威性与严肃性的质报形象而著称，同时，其仅次于法新社的国际新闻采编能力，也使其在国际社会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平面媒体造成巨大的冲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各大法国传统报纸都建立网站，向网络媒体转型，而《费加罗报》网站在这个新的平台再次抢占先机。新华网引述的法国媒体调查机构2008年的一项调查结果分析显示，《费加罗报》网站以422.4万次的点击率荣膺最受法国人欢迎的新闻类网站排名榜上的第二名，远胜排名第四的《世界报》网站和位列第十的《解放报》网站。《费加罗报》网站的成功代表了法国主流新闻传媒的高峰。
法国主流新闻媒体比较关注中国事务、尤其是西藏事务。由于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法国媒体报道涉藏事务时所持的立场和国内媒体有很大的区别，涉藏报道的议程设置集中在所谓的“人权问题”、“新闻自由”、“文化殖民”上，往往充当西方政治精英攻击中国的急先锋。对法国媒体涉藏报道的解读因而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中央民族大学的刘颖女士选取了1987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世界报》的涉藏报道，认为“报道内容想象成分较多，和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差异”[2]，西藏的形象高度意识形态板结化，“标准化和文学类型化加剧了20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中国传媒大学的刘继南和何辉主编的《镜像中国》一书，辟有专章研究《费加罗报》2000—2003年对华报道的特点。其对华报道中，中性报道占55%，负面报道占30%，且主要集中在人权、政治、社会法律、人物专防、医疗卫生几个方面。对民族事务的报道往往和人权政治交杂在一起，负面报道较多。本文拟在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新的形势下的涉藏报道进行后续研究，搜集《费加罗报》网站上从2008年3月14日西藏暴乱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所有的涉藏报道，以2008北京奥运会的结束为标志划为两个阶段，并进行定量分析，以了解西藏这个处在中西意识形态碰撞的“旋涡中心”的话语符号的形象变化。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取定量分析结合内容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研究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涉藏报道在写作手法、文本内容、信息来源的变化，并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3.2 检索描述中国政府的关键词的频数及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的关键词及搭配语的使用特征的变迁，分析总结其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化趋势，得出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外交背景下《费加罗报》网站涉藏报道中西藏形象的变化轨迹。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焦点事件，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变和提升具有里程碑式的效应。本研究选取的新闻文本的时间跨度为从2008年3月14日至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从2008年3月14日至2008年8月30日北京奥运会结束为前奥运阶段，主要特点是：达赖集团借策划西藏暴乱引发国际传媒对涉藏事务的高度关注，奥运会遭受西方政治非议，中国政府进行危机公关。奥运会的辉煌成功和卓有成效的危机公关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华尔街日报》曾这样报道：“通过举办二三十年来最受争议的奥运会，中国用一场坚定又不失礼貌的盛典让全世界缴械投降。在北京奥运会中，体育成就最终盖过了政治非议”。从北京奥运会结束到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结束为后奥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通过举办世博会进行新一轮的国家形象宣传，中国安然度过金融危机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本文对这两个时期涉藏报道进行分类汇总，将统计出来数据做成图表，然后根据得出的数据及图表进行定性分析和总结。
二、文本分析
“3·14”事件至奥运结束，有效新闻文本258篇，主要为消息报道（181篇，占总数70%）和通讯、专题报道（77篇，占总数30%）两大类；北京奥运结束至世博会结束共62篇有效涉藏文本，其中35篇消息报道（56%），28篇通讯、专题报道（44%）。消息占主要部分。
1.涉藏报道写作手法。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这段时间内有效新闻文本总数为258篇，客观报道的频数为29篇，有效百分比为11.2%；讽刺揭露报道的频数为227篇，有效百分比为87.9%；而褒奖赞扬报道的频数为两篇，有效百分比仅为0.7%。相比较而言，奥运会结束后至世博会结束有效文本60篇，客观报道频数为14，有效百分比为23.3%；讽刺揭露报道频数为42，有效百分比为70%；褒奖赞扬频数为4，有效百分比为6.6%。
根据《镜像中国》研究《费加罗报》对华报道的统计数据，此报对华报道年均数字约为369篇。报道重点为经济事务和外交事务，约占50%（经济的报道约19%，外交为14%，跨国公司在华活动为13%）。对于人权问题的报道占4%，对于政治问题的报道占9%。涉藏报道主要的议题就是人权和政治问题，其所占的比例理论上应为13%，即48篇。从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这半年时间因“3·14”西藏暴乱此类敏感事件和奥运会这样大型事件，其发表的涉藏报道数量为258篇（包括中国西藏事务211篇和国际社会涉藏政治事务47篇）远远超出历史平均水平，呈现井喷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藏事务和政治、人权、外交杂糅在一起，西藏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始终是西方政治精英阶层借以攻击中国体制的政治符号，是臆想中的“人权地狱”与香格里拉式的天堂并存的幻境。《费加罗报》对话报道中客观公正新闻占主流，但一旦缩小到涉藏报道这个层面，则可明显观察到：负面新闻报道为主流，讽刺揭露的新闻占大多数，意识形态痕迹极为明显。奥运后到2010年10月31日世博会结束这段时间，随着奥运会辉煌落下帷幕，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上演的反华闹剧在全球华人和有良知的西方媒体的揭露下狼狈收场，《费加罗报》涉藏报道在数量上回归常态，就新闻文本写作手法而言，在坚持“揭露西藏的共产主义专制”这根政治红线的同时也开始多样化，客观报道增加，更多地关注西藏事务中积极的因素。
2．涉藏报道内容。将两个时期涉藏报道的内容分布做个对比，我们发现：奥运会之前，囿于西方媒体对西藏落后的传统认识，加上达赖集团借奥运会之机大搞阴谋活动，《费加罗报》的涉藏报道集中于政治和人权问题，西藏变成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符号，文化、经济、科技的信息都被剥离于这个抽象的符号之外。而奥运的辉煌成功，藏独势力的阴谋被挫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费加罗报》的涉藏报道也回归常态，报道内容开始出现对旅游、经济、灾难事故、科技的关注，体现出其人本主义的关怀。但政治报道依然占据绝对高位，表现出其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红线”的执著。
3.新闻文本信息来源。2008年“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期间，特约记者采访信息占28%，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占18%，达赖喇嘛集团的信息占45%，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占6%，目击证人反馈信息占3%；奥运会后至2010年世博闭幕特约记者采访信息占58%，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信息占20%，达赖喇嘛集团的信息占13%，国际人权组织的信息占5%，目击证人反馈的消息占4%。我们注意到来自达赖反动集团的信息比例的降低以及《费加罗报》特约记者实地采访所得信息比例的增大是促使其涉藏报道向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3·14”事件发生后，西藏实施了戒严，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以及事态发展的官方报道，使得西藏事件出现了信息真空，以《费加罗报》为代表的西方传媒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采用了达赖集团及国际反华势力提供的错误信息，致使事件真相被歪曲，政府形象受损。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达赖集团的谎言被戳穿，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改观。一方面，中国政府机构面对国际传媒更自信更开放，《费加罗报》记者能更深入实地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政府与媒体合作的做法也提升了自身形象，以《费加罗报》为代表的媒体不再相信达赖集团和一些反华势力提供的虚假信息。但中国政府发布的信息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加上西方媒体有置疑官方媒体的信息的传统，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在发布信息的及时性、专业性，报道风格的去八股化等方面还需改善。
4.对中国政府称谓及对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表述。涉藏报道在内容上集中在政治和人权领域，本文受此启发，研究了《费加罗报》对中国政府的称谓，并用AntConc软件检索其前后高频搭配语以研究其对中国政府的情感取向以及对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之间关系的定位：
从“3·14”事件到奥运会结束期间的新闻文本中，各称呼出现的总频次为322词次，Pékin（北京当局）占35%，la Chine（中国）占41%，régime communiste（共产主义体制）占0.6%，les autorités chinoises（中国当局）占22%，empire（帝国）占1%; 奥运后至世博会结束的新闻文本中，各种称呼总频次为166词次，其中Pékin占52%， la Chine占39%，régime communiste占0.1%，les autorités chinoises占0.6%，empire占0.1%。Pékin、la Chine以及les autorités chinoises都是中性化的称谓，词称谓在两个时期的频次都差不多，但régime communiste这样“邪恶”的称谓和empire（变体有empire du milieu-中央帝国）这样揶揄的称谓所占比例非常少，平均不到1%。综合来看，《费加罗报》对中国政府的情感倾向以无明显倾向性的中立态度为主，负面否定的倾向性不占主流。
在称谓词的搭配（collocate）方面（左右跨距都设为4），Pékin及la Chine常与Tibet并列搭配使用（在《费》报的话语体系中，西藏依然被视为与中国政府对等的一个政治体）；les autorités chinoises的实词搭配语中有répression（镇压，频次为18次），并与dalai lama（14~15频次）并列，表明中国政府被描述成达赖集团相对应的“使用暴力”的政治机构；régime的固定搭配语为communiste，其反向对应的并列语为indépendance（独立），soulèvement du Tibet（西藏起义），反映出其对共产主义的成见及对共产主义体制想当然的“迫害幻想”。
奥运会后至世博会结束，对中国政府的各种称谓总频次为166词次。Pékin出现频次占52%，La Chine占39%，les autorités chinoises占0.6%，régime communiste占0.1%，empire占0.1%。值得注意的是，被用来与Tibet作对等政治实体称谓的La Chine的比例减少较多，凸显暴力色彩的les autorités chinoises这个称谓的比例也降低不少。反映出《费报》涉藏报道的意识形态色彩趋于淡化。
三、原因分析
法国媒体涉藏报道中表现出对历史事实和现实的无知和淡漠、充满臆想的和非理性的“失落的天堂”情结和“人权地狱”情结由来已久，其背后有着极深的文化和经济因素。20世纪初，痴迷于西藏文化的女藏学家大卫·妮儿游历西藏后在巴黎出版了《一个巴黎女子的西藏之行》，引起巨大轰动。时值法国工业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社会产生巨大变革，工业文明无情地摧毁了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化。出于对现代化的恐惧，人们本能地对失落的过去产生无比怀念。而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西藏和西藏文化，作为法国人臆想中的“香格里拉”最完美的替代物，蒙上一层诗意的色彩。游历西藏、报道谈论西藏的一切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时尚。刘颖认为，西藏的一切，“继续作为一种遥远的、落后的、想象的、猎奇的研究对象”被展示在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的法国人面前。正因为如此，法国大众传媒无法接受西藏地区自1950年和平解放后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他们拒绝接受西藏发展的现实，而沉浸在对乌托邦式的家园的臆想中。正如基督教世界离不开救世主一样，视藏传佛教为基督教之有益补充的西方精英一直在寻找能“救赎”西藏的弥赛亚。叛逃的达赖喇嘛以其宗教领袖的特殊身份成为媒体眼中的“东方耶稣”，1987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如耶稣受洗一般标志着达赖被掌握西方话语权的集体所接纳。达赖的言行和表演被西方传媒演绎成为代表政治正确的新圣经，而其神权领袖和大奴隶主的身份则被刻意忽略。西藏在达赖的谎言和西方的臆想中被演绎成“想象的、虚拟的、理想的、伤痕的、具有优越的同情心的、人权后面的政治取向的、意识形态板结化的”幻影，投射在“专制的、冷酷无情的、推行对内殖民化的”异教的“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铁幕上。中国政府就如同迫害“耶稣”的罗马当局，被背上了历史的原罪，在涉藏问题上成为各种人权卫道士口中的道德对立面。在这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的防火墙面前，探究事实真相的努力都被视为异端。
然而，谎言总有被识破的那一天，臆梦终究要面对黎明曙光的到来。从奥运会开始，“中国形象”开始主动出击，奥运会和世博会犹如两扇巨大的凸面镜，将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的各方面细节以一种特有的暴烈的方式展示在西方媒体面前，西藏变得前所未有的鲜活和丰富。通过对后奥运时期《费加罗报》网站涉藏报道量化的研究，我们发现：想在几年时间内改变法国报刊几十年来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设置的西藏议题是不大可能的，但集中的国家形象公关活动在逐渐消解意识形态对立的痕迹。从报道数量上看，涉藏报道从紧跟政治事件“井喷”到回归常态；就报道风格而言，涉藏报道保持对人权、民族问题的关注，并将此类议题高度国际化，但其风格和情感取向日渐多样化；就内容而言，从奥运前的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向多样化转变；就消息来源而言，法新社还是绝对的主要信息源，但其渠道开始多样化，达赖集团及国际反华势力的信息的比重有所下降，来自中国现场的真实的声音越来越多；就对政府的称谓和对达赖的称谓方面，带有主观意识形态对立色彩的政治“脸谱”悄然退潮。
四、结论
在涉藏报道的政治议题上，意识形态的隔阂依然存在，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但公正、客观、尊重西藏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涉藏报道正逐渐占据统计学意义上的优势。刻意制造对中国和西藏形象的误读、刻意忽略藏文化主体声音的呓语者们不可避免地将走向黄昏。
参考文献：
[1]黄莹.法国《费加罗报》的办报实践[J].中国记者，2008，(10).
[2]刘颖.法国媒体报道中的西藏形象——以世界报为例[J].中国藏学，2006，(4).
[3]刘颖，郝亚明.想象与对话——中法媒体报道下的西藏[J].大连大学学报，2007，(1).
[4]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