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治不会说
　　以当代史眼光看，现在的很多国人无论语钝、语愣还是语癫，都是因为缺少语言训练，或准确地说，是彼训练过度、此训练匮乏的结果。
　　从国家学等学科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府、社会和企业这三个维度只要发育正常，那么在主流价值观引领下，其语言无论是书面的、口语的，官方的、民间的，城市的、乡村的，贵族的、平民的，一般也会正常。以这个逻辑看中国这64年，阶段意义上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也是明确的，但由于社会和企业这两个维度的缺失，国家便只存在政府声音即政治声音这一种语言了。这种单一语言在无形中，长时间地塑造着国人的语言模式。
　　新中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建设”是国家唯一主流政治语言。因其具有一定强制性，其他领域不得不将这套语言视为自己语言。那时，大街小巷和所有企业都挂着“自力更生”、“超英赶美”式的标语。民众在这种语言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语言结构和内容也渐与其同步。不同步便是你认识不深刻，就是不要求进步，就会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
　　此后，政治语言更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占据着主流话语权，镇反、抗美援朝、批《武训传》、合作化、三反、大跃进、反右。那些政治语言渗透进民众的头脑和日常生活，也就温水煮青蛙式地成为民众语言。
　　这种语言训练在“文革“时呈疯魔状态。1980年代，姜昆和李文华在相声《如此照相》里讲道，照相馆贴着顾客须知：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
　　10年“极左语言训练”，使民众语言也高度极左。姜昆和李文华表演道：为人民服务，同志，问您点事；要斗私批修！你说吧；灭资兴无，我照相；破私立公，照几[口][寸]的；革命无罪，三[口][寸]的；造反有理，您拿钱……
　　没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会把这种语言模式当成笑话。但它们就是这样操纵着民众语言、影响着民众语言、替代着民众语言，并且是高强度、大力度、长时间。即便在今天，这种训练结果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一些官员说话假大空；一些民众接受采访时，也是满嘴臣民式话语；无论作何发言，必定要联系到政治，无政治不会说。
　　金钱味儿表达
　　好在，这段历史在1976年被终结了，尽管此后民众仍然接受着后政治语言的惯性训练，但毕竟从1978年年末开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但很遗憾，刚刚摆脱极左政治语言的熏陶，还没有在各个方面进行调整，我们马上又进入另一种语言模式课程，这便是由当时深圳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衍生出的“金钱拜物教式”的语言训练。
　　从发展经济角度看，那句口号深得其精髓，表述也很直接。但从政治语言训练中被动地抽身而出的广大民众，其中在过去深得儒家要义的那些人，在以往的政治迫害下，已无力或者不敢再树仁义礼智信或温良恭俭让的大旗。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是泛政治化灌输，这让他们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儒家底蕴，只有极左思想残留在他们头脑中的沉淀物，面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没有人本意识、无法探究信仰、精神和物质三者关系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偏离轨道，在金钱拜物教的小路上绝尘而去。这时，国家主流语言是发展经济。这同样是一种语言训练。这种语言作用到穷急了的国人身上，便是挣钱、发财、致富。国家语言和民众语言看似分野，实际上出处一致，不过是表现不同罢了。这一语言训练模式的结果，在某期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中得到极其凝炼的呈现，女嘉宾激昂地宣称：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民众接受的是极左政治语言的训练，后30多年，接受的是金钱拜物教的语言训练。我们唯独没有信仰上、人本上、精神上的语言训练。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师只讲数理化，却不讲如何尊重他人、不讲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不讲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沟通。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看，是我们已经不会用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会用恰当的语言与他人进行有效、和谐的沟通。尤其面对持不同意见者和纷争时，缺少人本语言训练的我们，不得不暴露出原始野性，在或野蛮、或肮脏的语言冲动中，全裸着将自己放逐。
　　中国从不缺政治，现在也不缺经济，缺的是人本和人本语言训练。没训练便没氛围，没氛围，语言的堕落，便是信仰、精神、意志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