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弘治十一年三月，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和内阁首辅刘健被人告了。告状的是一位大学生，即国子监的学生汪某，他告李东阳和刘健，“杜绝言路，掩蔽聪明，排抑胜己。”要求皇帝将这两个人“急宜斥退”。
　　大学生小汪的告状奏章，作为文渊阁大学士的李东阳和内阁首辅的刘健，即便是有机会先看，也不敢扣压阻止。按照制度，这份告他们的奏章顺利地到达皇帝手中。刘健和李东阳也不能对大学生打击报复，而是要到皇帝面前陈情申辩。他们说：最近不少官员和知识分子告臣等的状，私下议论臣等，说我们只顾自己当官，巴结权宦，勾兑利益等等，这些告状的说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类多可采”，因为我们在朝廷这个重要位子上，官场所有弊病的责任理所当然应当由我们承担。我们自己检讨，错误主要在于“因循将就，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纲，俯从舆论”，让朝野如此议论纷纷，这是我们失职，请求朝廷罢免我们并追究我们的责任。
　　其实，李东阳和刘健不是没有作为，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鼎力扛持，国事才没有更糟糕。当时，明朝有三个很能干的大臣，除李东阳和刘健外，还有一个谢迁。刘健稳练端正，谢迁刚直豪爽，李东阳温和多智谋，弘治帝对他们非常信任，见他们都尊称先生，不敢怠慢。
　　现在出来一个大学生告状，朝廷总得有个交代，不了了之反而更引起朝野议论。皇帝为了安抚大臣，让锦衣卫将小汪抓起来问罪——明朝皇帝脾气都不好，动不动就抓人。
　　刘健和李东阳赶忙紧急上奏章，两个人全力营救小汪。说我们大明朝不能没有小汪这种大学生，他告状所言，未必全是实情，但是，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敢对朝臣提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正是国家之元气所在也。千万不可给他治罪，否则会杀伤天下士子之心啊！臣等在朝中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了。弘治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将小汪释放了。
　　后来的明武宗任用宦官刘瑾，自己放纵游乐，李东阳等拼死力谏，极陈“嬉戏废政”之弊，武宗不听，刘健、谢迁跟皇帝争执，将桌子都掀翻了。明武宗还是不听，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请求退休回家。他们说：“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我们不干了，干不了了。
　　刘健、李东阳被一个大学生告状，尽管告状的内容并不属实，但这两个人就要求退休了，而不是通过手段和关系摆平此事。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士大夫为人处事的特点是“行己有耻”，遇沮而退，而不是没脸没皮，忍耻求进，潜身缩首，苟图衣食。
　　从前的读书人，寒窗苦读，走科举求取功名，能成功考中的人是很少的，能考中后入职做官的更少。尽管这样不容易，但是很多读书人好不容易考上了，也当官了，没几天，自己又要求退休回家，不干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朝陕西高陵人吕柟，状元出身，一辈子为官治学，为人处事，皆以希贤希圣为宗旨，当官数次辞职；皇帝数次起复请他再当官，他又提意见，又辞职，如此反复多次，最后终老关中老家。
　　就是说，你让我干，我就按道理干；你不讲道理，我就不干，哪怕我饿死也不干。吕柟的道德文章，行为事业，为天下楷模，名声远播，当时自称“小中华”的朝鲜国给明朝皇帝上书，请求赐给一套吕柟先生的文章，为其全国教材。
　　当官很不容易，可为什么遇沮则退，不珍惜自己的前程？如果用那种神逻辑“别人是禽兽，我没禽兽不如就不错了”，博得皇帝和上司的理解同情，保禄固位不好吗？不行！当时权宦刘瑾就是吕柟的关中同乡，他却备受刘阉打压排挤和迫害，按照世故的价值观，吕柟太执拗了，太不会来事儿了，其实你拜访一下刘瑾，吃顿饭、唱个歌、弄个书画笔会联谊联谊，就好了嘛。这在吕柟和他的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士大夫根本就不具备丝毫蒙混世事的“贱商”。
　　因为他们有廉耻之心。今天的人思维贪惰，以为一建立某个制度就会万事大吉，总希望浩繁纷乱的政事人心，有一个阀门，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冀毕其功于一役，忽视人廉耻之心的培养。其实，制度再严密，人没有廉耻之心，都会钻制度的空子，慢慢将空子扯成豁口，最终致使制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