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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你没有出行自由。如果不带着介绍信,或许你会被当作“盲流”而被警方扣押。直到1985年身份证制度施行后,“一证在手,走遍中国”才成为可能。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称: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除了去银行,王学和很少用身份证干过别的事情。“我不像你,整天飞来飞去,还要住宾馆,那当然到处都要用身份证。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出远门,那肯定得带上。”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但这张40平方厘米的卡片,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它,或许今天的王学和还留在他的老家——湖南省麻阳县新营村种地,而全球最为波澜壮阔的流动人员大潮也难以形成。
“盲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王学和小学毕业后,生产队给他的任务是看牛。十五六岁时,他开始跟着大人们出去修水库、铁路或者公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统一安排,上半年种田、下半年搞建设,是当时的典型模式。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独自外出打工如同天方夜谭。
作为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家乡,湖南麻阳县于1970年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怀化到吉首的那段就是我们修的。”王学和说。
这正是焦柳铁路最重要的一段——与湘黔铁路的交汇点,即是管辖麻阳的怀化市。1972年,当第一趟蒸汽机车吐着长长的黑烟从这段铁路上缓缓驶过时,其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年仅17岁的王学和搅得心绪不宁。他心里纳闷:这条铁路通向哪里?外面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他想进城看看。
但1972年,农民依然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如果自己进城,就会被称为“盲流”。这个1953年首次出现的词汇,直到1990年还出现在央视春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盲流!你听听,离流氓不远了。”
“我有亲戚在洪江伐木厂工作,他希望我也去。我怎么能算盲流呢?”王学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要去洪江伐木厂务工。
为了避免像小品中的宋丹丹那样“被铁路候车室乘警指着鼻子骂”,王学和必须开出介绍信。1956年底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王学和在找生产队开介绍信时,只能以投亲为借口。
生产队队长给王学和开的介绍信很简单——“兹有我生产队富农王学和,因投奔亲戚去洪江伐木厂,属实。”队长签字后,找书记盖大红戳子。然后,王学和拿着这封介绍信到生产大队转开一张介绍信,最后再到兰里公社转开一张介绍信。三封介绍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关键是公章的级别不一样。
让王学和耿耿于怀的,为了出行,自己的“富农”的身份被“曝光”。
由于王学和的外出可能影响生产队的劳动,他还必须每天交给生产队0.8元钱作为补偿。在洪江伐木厂,王学和的“日薪”是1.5元,如此算来,这个最早进城的农民工每天能赚0.7元。现年72岁的王惟益还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他是当年王学和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出纳员。
在伐木场,王学和工作是放排。即把伐好的木头扎成木排,通过水路运往下游。放排的人在当时被称作“排巴佬”——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工人,因此单位不会给他们安排食宿。这样的“排巴佬”多来自农村。在那个实行粮食统筹供应的年代,“排巴佬”们进城还需自备口粮,当然,他们也可以冒着犯“倒卖粮票”罪名的风险,偷偷用钱和城里人换粮票。
“没有介绍信,会被抓起来”
王学和在洪江伐木厂只做了3个月,就赶上回乡过年。等到过完年希望再回到城里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却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给王学和开介绍信了。
1973年春节后的王学和已年满18岁,队长当然不愿壮劳力离开。王学和就这样被留在了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完活就吃“大锅饭”。但那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一家5口人,每月只能分到约100斤口粮。
这让王学和进城的渴望再次涌动。但“没有介绍信,那是绝对不敢进城的,因为会被当作坏分子抓起来”。
农民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早在1956年2月,全国户籍管理业务统一移交到公安机关,“户警一体”的户口管理形式初步确立。因为户籍本上往往同时有一户人家好几口人的信息,所以人们在外出时并不携带户籍本,而是携带介绍信——城里人需要单位开证明,农民则由村里开证明。村里的证明在县级通行,跨县就需要乡级证明,跨镇则需要县级证明,跨省则要到县里盖章。
现年50岁的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的民警杨义忠,在七八十年代就负责户籍外勤。据他回忆,“我们只要求别人出示证明——或者是单位证明,或者是工作证。如果是农民,只认介绍信上生产队的公章。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可疑,即使有公章,还是要把人带回派出所,然后再和生产大队联系,确认有没有这个人。因为介绍信只有文字,没有照片,谁拿着都可以用。当时通讯也不方便,民警要是认真一点,可能把人一扣就是好几天。”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院”的麻阳县,是全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如今仍属国家级贫困县。一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回忆,在80年代末期,这里还“只有县委常委级别以上的人家才可能有电话”。
但这个农业县也有其固有的优势——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主要由紫红色砂质泥岩和泥质粉沙岩组成的地貌,使得此处的粮食单产比别的地方偏高。
“靠天吃饭”的日子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此前一年,袁隆平摸索总结出了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湖南的几乎所有良田都成为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试验基地,而政府也给予农民高额补贴。
在王学和生活的新营村,当年的政策是“一斤良种十斤粮”,即一斤良种,可以和国家换取十斤粮食。这片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景象。而这,也为日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打下了基础。
外面的世界
1978年,王学和结婚了,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又开了三个介绍信,才领到了结婚证。”王学和称。这个农民曾一度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但外面的世界开始躁动。1981年,新营村开始分田到组。在王惟益的记忆中,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村里有少数人陆续进县城做小买卖。两年之后,新营村实现了分田到户,按照每个劳动力分5分田计算,王学和家一共分到了一亩五分田。“家里人多,但田少。”王学和说,自己“除了眼看着日历被天天撕下来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包产到户”的推广,使得千千万万曾被捆绑在生产队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在城市,改革伊始,百废待兴。大门打开了,劳动力就像潮水一样从农村流向了城市。
这是新中国建国60年中的第二次农民大规模进城。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仅在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增加新职工1900多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考虑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和基础设施不足,政府开始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并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1975年,“迁徙自由”在宪法中被删除,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但这一次,政策不同了。在1980年颁发的承认包产到户合法化的著名的75号文件说:允许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可以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更有名的1983年1号文件也提出:农民可以按地域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联合,允许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
与此相匹配的是,1985年公安部制定了一项针对进城农民的管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规定对暂住时间可能超过3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
而麻阳新营乡村“零星的几个人”逐渐从外面带回来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称: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除了去银行,王学和很少用身份证干过别的事情。“我不像你,整天飞来飞去,还要住宾馆,那当然到处都要用身份证。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出远门,那肯定得带上。”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但这张40平方厘米的卡片,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它,或许今天的王学和还留在他的老家——湖南省麻阳县新营村种地,而全球最为波澜壮阔的流动人员大潮也难以形成。
“盲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王学和小学毕业后,生产队给他的任务是看牛。十五六岁时,他开始跟着大人们出去修水库、铁路或者公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统一安排,上半年种田、下半年搞建设,是当时的典型模式。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独自外出打工如同天方夜谭。
作为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家乡,湖南麻阳县于1970年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怀化到吉首的那段就是我们修的。”王学和说。
这正是焦柳铁路最重要的一段——与湘黔铁路的交汇点,即是管辖麻阳的怀化市。1972年,当第一趟蒸汽机车吐着长长的黑烟从这段铁路上缓缓驶过时,其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年仅17岁的王学和搅得心绪不宁。他心里纳闷:这条铁路通向哪里?外面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他想进城看看。
但1972年,农民依然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如果自己进城,就会被称为“盲流”。这个1953年首次出现的词汇,直到1990年还出现在央视春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盲流!你听听,离流氓不远了。”
“我有亲戚在洪江伐木厂工作,他希望我也去。我怎么能算盲流呢?”王学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要去洪江伐木厂务工。
为了避免像小品中的宋丹丹那样“被铁路候车室乘警指着鼻子骂”,王学和必须开出介绍信。1956年底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王学和在找生产队开介绍信时,只能以投亲为借口。
生产队队长给王学和开的介绍信很简单——“兹有我生产队富农王学和,因投奔亲戚去洪江伐木厂,属实。”队长签字后,找书记盖大红戳子。然后,王学和拿着这封介绍信到生产大队转开一张介绍信,最后再到兰里公社转开一张介绍信。三封介绍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关键是公章的级别不一样。
让王学和耿耿于怀的,为了出行,自己的“富农”的身份被“曝光”。
由于王学和的外出可能影响生产队的劳动,他还必须每天交给生产队0.8元钱作为补偿。在洪江伐木厂,王学和的“日薪”是1.5元,如此算来,这个最早进城的农民工每天能赚0.7元。现年72岁的王惟益还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他是当年王学和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出纳员。
在伐木场,王学和工作是放排。即把伐好的木头扎成木排,通过水路运往下游。放排的人在当时被称作“排巴佬”——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工人,因此单位不会给他们安排食宿。这样的“排巴佬”多来自农村。在那个实行粮食统筹供应的年代,“排巴佬”们进城还需自备口粮,当然,他们也可以冒着犯“倒卖粮票”罪名的风险,偷偷用钱和城里人换粮票。
“没有介绍信,会被抓起来”
王学和在洪江伐木厂只做了3个月,就赶上回乡过年。等到过完年希望再回到城里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却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给王学和开介绍信了。
1973年春节后的王学和已年满18岁,队长当然不愿壮劳力离开。王学和就这样被留在了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完活就吃“大锅饭”。但那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一家5口人,每月只能分到约100斤口粮。
这让王学和进城的渴望再次涌动。但“没有介绍信,那是绝对不敢进城的,因为会被当作坏分子抓起来”。
农民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早在1956年2月,全国户籍管理业务统一移交到公安机关,“户警一体”的户口管理形式初步确立。因为户籍本上往往同时有一户人家好几口人的信息,所以人们在外出时并不携带户籍本,而是携带介绍信——城里人需要单位开证明,农民则由村里开证明。村里的证明在县级通行,跨县就需要乡级证明,跨镇则需要县级证明,跨省则要到县里盖章。
现年50岁的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的民警杨义忠,在七八十年代就负责户籍外勤。据他回忆,“我们只要求别人出示证明——或者是单位证明,或者是工作证。如果是农民,只认介绍信上生产队的公章。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可疑,即使有公章,还是要把人带回派出所,然后再和生产大队联系,确认有没有这个人。因为介绍信只有文字,没有照片,谁拿着都可以用。当时通讯也不方便,民警要是认真一点,可能把人一扣就是好几天。”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院”的麻阳县,是全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如今仍属国家级贫困县。一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回忆,在80年代末期,这里还“只有县委常委级别以上的人家才可能有电话”。
但这个农业县也有其固有的优势——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主要由紫红色砂质泥岩和泥质粉沙岩组成的地貌,使得此处的粮食单产比别的地方偏高。
“靠天吃饭”的日子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此前一年,袁隆平摸索总结出了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湖南的几乎所有良田都成为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试验基地,而政府也给予农民高额补贴。
在王学和生活的新营村,当年的政策是“一斤良种十斤粮”,即一斤良种,可以和国家换取十斤粮食。这片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景象。而这,也为日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打下了基础。
外面的世界
1978年,王学和结婚了,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又开了三个介绍信,才领到了结婚证。”王学和称。这个农民曾一度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但外面的世界开始躁动。1981年,新营村开始分田到组。在王惟益的记忆中,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村里有少数人陆续进县城做小买卖。两年之后,新营村实现了分田到户,按照每个劳动力分5分田计算,王学和家一共分到了一亩五分田。“家里人多,但田少。”王学和说,自己“除了眼看着日历被天天撕下来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包产到户”的推广,使得千千万万曾被捆绑在生产队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在城市,改革伊始,百废待兴。大门打开了,劳动力就像潮水一样从农村流向了城市。
这是新中国建国60年中的第二次农民大规模进城。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仅在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增加新职工1900多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考虑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和基础设施不足,政府开始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并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1975年,“迁徙自由”在宪法中被删除,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但这一次,政策不同了。在1980年颁发的承认包产到户合法化的著名的75号文件说:允许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可以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更有名的1983年1号文件也提出:农民可以按地域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联合,允许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
与此相匹配的是,1985年公安部制定了一项针对进城农民的管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规定对暂住时间可能超过3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
而麻阳新营乡村“零星的几个人”逐渐从外面带回来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