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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多数人来说，屠呦呦这个名字不陌生。出生于宁波的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以“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近日，又获得“共和国勋章”。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要一封封打开浏览的忙碌身影。
两年多时间，屠呦呦收集了2000余个方药，精选后上交640个。经过实验，她和同事筛选出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而结果都不理想：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只有40%。
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到底哪一个方药中的哪一味药最理想？笨办法！苦功夫！漫长的寻药过程，是一次次的试错。在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到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1978年的《光明日报》，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艰难的心理活动：“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这个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
有效样品有了，通往宝藏的路就找到了。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将有效样品深入临床应用，需要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毒性试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听起来轻巧，但在那时，所有药厂停工，没人，没环境，更没资源。
没有药厂配合，怎么提取？“土法上马。”根据屠呦呦助手钟裕蓉回忆，为争取时间，当时屠呦呦带着她买回的7个水缸，用于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没有通风系统，怎么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日复一日，不少科研人员头晕眼胀，还出现出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想起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很是心疼：“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屠呦呦操心的不是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否则要再等一年。”她主动给领导写报告，表示愿意亲自试药。1972年初夏，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时隔多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对这个执着的女科学家十分感慨。
对屠呦呦而言，2015年的诺贝尔奖，把她默默无闻的科研之路直接推向公众视线。由于获奖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也无院士头衔，当时，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然而， 比“三无科学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屠呦呦当年做科研时的“三无条件”——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
2000年以来，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3.37亿人份。如果用拯救生命的多少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继2011年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意味着，屠呦呦打破了此奖一直授予院士的不成文惯例。并且，她还是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获奖者。“身体欠佳”，是她婉拒采访的理由。但屠教授并没有因为身体原因停工休养，她只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研究。
在同事亲友的描述中，屠呦呦性格的执拗、对工作的执着，谁也改变不了。“她是那种会跟年轻人拍桌子，也会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曹洪欣模仿过屠呦呦急得拍桌子的模样，“能让她眼睛发亮的，只有青蒿素。”近些年，屠呦呦一直在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新适应症的药物研发问题。
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龄科学家，已处于“安度晚年”的退休状态，很少有新的科研成果。而屠呦呦没有停步。获得诺贝尔奖后的4年多来，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发表了10余篇科研论文，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中。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又放了个大招：针对青蒿素的“抗药性”难题，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多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治疗红斑狼疮的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最快或可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这位89岁的老太太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
来源| 浙江在线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要一封封打开浏览的忙碌身影。
两年多时间，屠呦呦收集了2000余个方药，精选后上交640个。经过实验，她和同事筛选出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而结果都不理想：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只有40%。
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到底哪一个方药中的哪一味药最理想？笨办法！苦功夫！漫长的寻药过程，是一次次的试错。在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到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1978年的《光明日报》，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艰难的心理活动：“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这个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
有效样品有了，通往宝藏的路就找到了。但这只是第一步。如果将有效样品深入临床应用，需要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毒性试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听起来轻巧，但在那时，所有药厂停工，没人，没环境，更没资源。
没有药厂配合，怎么提取？“土法上马。”根据屠呦呦助手钟裕蓉回忆，为争取时间，当时屠呦呦带着她买回的7个水缸，用于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没有通风系统，怎么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日复一日，不少科研人员头晕眼胀，还出现出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想起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很是心疼：“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屠呦呦操心的不是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否则要再等一年。”她主动给领导写报告，表示愿意亲自试药。1972年初夏，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时隔多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对这个执着的女科学家十分感慨。
对屠呦呦而言，2015年的诺贝尔奖，把她默默无闻的科研之路直接推向公众视线。由于获奖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也无院士头衔，当时，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然而， 比“三无科学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屠呦呦当年做科研时的“三无条件”——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
2000年以来，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3.37亿人份。如果用拯救生命的多少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继2011年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意味着，屠呦呦打破了此奖一直授予院士的不成文惯例。并且，她还是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获奖者。“身体欠佳”，是她婉拒采访的理由。但屠教授并没有因为身体原因停工休养，她只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研究。
在同事亲友的描述中，屠呦呦性格的执拗、对工作的执着，谁也改变不了。“她是那种会跟年轻人拍桌子，也会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曹洪欣模仿过屠呦呦急得拍桌子的模样，“能让她眼睛发亮的，只有青蒿素。”近些年，屠呦呦一直在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新适应症的药物研发问题。
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龄科学家，已处于“安度晚年”的退休状态，很少有新的科研成果。而屠呦呦没有停步。获得诺贝尔奖后的4年多来，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发表了10余篇科研论文，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报中。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又放了个大招：针对青蒿素的“抗药性”难题，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多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治疗红斑狼疮的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最快或可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这位89岁的老太太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
来源| 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