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名著里，《水浒传》是最世俗化的，与普通读者、观众的距离也最为接近。新版《水浒传》的再造，在技术上难度最小，要让观众接受，却最为不易。
　　学者刘再复曾经在2004年写过《谁在统治中国》，答案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被《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价值观所统治。《水浒传》的终极意义，一言以蔽之，便是“造反有理”。新版《水浒传》不可能超出这个范畴。本版人物的心机都不似缜密，天真、浪漫为主，简单、粗暴为行迹，直接为旨归，这是一种国民性的影像展示。《水浒传》中人，在敞亮的口号、汪洋的酒气和大旗猎猎的共同刺激下，上演对女性的犹疑不决及不区分角色的嗜杀，似乎依然生存在暗哑的国度，犹如地狱中的恶灵（原著中他们本也是被镇压和禁锢的魔头，最终被嵇康一口袋收服）被猛然置于光明之地，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
　　几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水浒传》的态度，向来是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依旧有讨论的必要。宋江、晁盖、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卢俊义等人，各有造反的理由，但稍一考究，他们与剧中对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暴力、非程序、不讲证据、站队决定立场，显而易见是《让子弹飞》的原型来源。武松和李逵的过度杀戮，本版没能给出合适的解释，这就难以真正说服观众，除非观众也单纯接受“英雄好汉就是有理”的偏执。
　　《水浒传》受各种文本影响太大，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艺术上越是成功，危害就越严重。数百年来的评书听众、戏曲观众、小说读者和影视剧观众口耳相传、耳闻目染后，都会自觉地带入情感，要么做“英雄好汉”、要么做坏人，总之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具体个人性格的复杂性。简化的文化性格，与冲突、矛盾的正常解决背道而驰。
　　张涵予饰演宋江，最初并不被业内多看好。如今看来，却是举重若轻，拿得起、放得下，别有一种风采，与李雪健过度用劲的诠释风格不同。宋江和新《三国》里的曹操、司马懿，新《西游记》中的唐僧，可以说是新版“四大名著”电视剧的四大突破人物。宋江与阎惜娇的错爱之事，曾经被归罪于宋江的兄弟义气在先，本版再加一个理由——宋江忘不了亡妻以至于倦怠，阎惜娇由爱情至上衍变为欲望无边。宋江杀惜之后，这次坦然等待法律的裁决，理由是——正因为自己的社会知名度高、影响力大，所以更不能逃跑，否则社会风气更是无法无天。这样的革新也符合宋江的逻辑。但是，女人的欲望是否有罪，本剧始终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同理，阎惜娇、潘金莲等女色，在小说中都是红颜祸水，欲望的权利和不平等显而易见，新版故事给了她们足够的心路历程，展示了她们如何成为江湖豪杰的刀下鬼，又如何落入纠结与错乱之间。武大郎是残缺的人，武松像是加大号的茁壮少年，在兄嫂面前显摆成绩。潘金莲从长嫂如母到欲火燃烧，更接近于现代观众的合理化同情。数十年来，港台有众多版本为潘金莲翻案，也多曾讽刺武松，本版给出的情境是，武松终究“存天理灭人欲”。
　　红颜薄命总能让观众慨叹，这些现代思维的介入，并不能解释和改造所有桥段。宋江等人在故事中的宋朝、小说创作时的明朝，都有其行为举止和性格情绪的正当合理性，但当下社会已经大不同，“造反有理”与合理化过度伤害，都不应该再植入观众的集体无意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