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就爱安逸——是传染病！”“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这毛病。”这是前段时间热播剧集《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几句直入人心的台词。为了治这“安逸病”，团长龙文章故意放过潜入我军阵地的小队日军，在看似和平的对峙中炮轰河对岸的日军阵地。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安逸病”是一面镜子，农耕文明数千年来爱好和平与安于现状的秉性被一一洞鉴。光有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意而无捍卫和平的能力与决心，不足取。一味满足于安逸的现状而没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更不足取。继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甲型H1N1流感又以席卷全球之势而来。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截至5月4日14时（北京时间），目前确诊的985例甲型H1N1流感已覆盖了20个国家和地区。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称，甲型流感的第二波可能更严重，未来数月,它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攻势。
　　尽管甲型H1N1流感的第一波攻势在北美和欧洲攻城掠地时，中国政府与中国传媒的反应也还称得上迅速，但对某些已习惯了暂时安逸的地方政府而言，于防控措施上又有着明显的不足。作为SARS的重灾区，中国曾饱尝过“安逸”的苦果。在瞒报被戳穿，全民动员式的SARS防控和隔离机制被迫启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又有了几年的安逸。如果SARS留给我们的财富仅仅是一段回忆，而不是一个能够迅速启动的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应对机制，我们又如何能确保这次的流感应对不流于形式？
　　《人类瘟疫报告》引言中有句话：“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甲型H1N1流感这个考场，头场考试就是信息公开机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和SARS一样，甲型H1N1流感也是一种暂无疫苗的病毒。迄今为止，人类对这种病毒仍然知之甚少。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在安抚民众时一定要注意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尽量做到信息公开的及时和充分。诸如有官员反复强调“甲型ＨＩＮＩ流感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但若对如何“可防、可控、可治”拿不出相应的理据，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安抚就难以起到他所预期的效果。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信息垄断很难维持，公众有更多的路径可以简便地获得行政体制之外的信息，并用以校验官方防控举措。事实上，许多公众正在这么做。人们更想知道，如何来防控这种传播如此迅速的不同寻常的“流感”。信心和乐观是需要的，过度的信心和乐观只会带来安逸之心。比信心和乐观更重要的，是无所不在的警惕和预防意识。据新闻提供的墨西哥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经验表明，甲型H1N1流感的最大威胁不是不能根治，而是很多人缺乏防范意识，一些感染者又未能把握住72小时黄金治疗时间。以中国之大与地区差异的悬殊，在城市里生活的公民有更多的途径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如何及时向那些媒体极度匮乏的边远地区民众披露防控信息，普及防范常识，当是重点。鉴于对这一病毒的认识不足，应对措施不但要着力于将流感堵在国门外，防范流感发生在国门内当是同等重要。
　　尤其应该重视的是，曾经历过“瞒报”之痛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能否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卫生部于4月28日晚曾通报：媒体和网友关注的陕西蓝田县百余学生暴发疑似流感疫情，经证实为普通流感疫情，并非甲型H1N1流感。在这样的官方信息发布之外，政府也应该为媒体提供证实这些信息的采访机会和便利条件。政府信息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考验。只有政府信息公开做到了开诚、开明和及时，谣言就会无栖息之地。
　　另一场考试来自公共危机应变机制。在今天这样一个风险社会里，危机应变机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纸上的预案，应能迅速投入使用并有效运转。在中国周边国家频频告急，中国香港已经确诊１例的当下，将甲型H1N1流感堵在境外仍是第一选项，但也要做好发现疑似病例甚至是确诊病例的应变准备。对于已身患“安逸病”的官员和公众来说，香港确诊1例甲型H1N1流感，就像龙文章要唤醒我方阵地防护意识所发出的那一炮。流感正在“潜伏”，较量无处不在。发端自大洋彼岸的这场流感并不会因地域的遥远而让我们享受安逸。防控措施和防控人员摆脱了安逸，国民才有安全。
　　就政府而言，我们在经历了SARS之后，已有了不少改变。从“瞒报”到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就是例证。对于个人而言，我们也应尽自己的公民义务，主动了解防范常识，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关爱，也不应看作仅仅是为应对甲型H1N1流感才被迫为之的事情。
　　只有政府不懈怠，民众不折腾，在乐观中保持警惕，在行动中灵活应对，中国在这场大考中才能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