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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水涛，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教育流派，及名师名校研究。
北宋一百五十年，知识分子最多，发议论也最多，所以多尔衮对史可法说：“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自己的知识分子成天在庙堂之上嚷嚷不休，人家那里金兵已经渡过黄河。牟宗三先生认为北宋之亡不能全怪宋徽宗那样糟糕的皇帝，知识分子也要负很大责任的。关于北宋时代的知识分子，姚汉源先生将他们分为四个类型。姚先生认为，司马光这个人是体史而用经，王安石是体文而用经，三苏以苏东坡为代表是体文而用史，张载和二程是体经而用经。姚先生以体用二字配合经史子集来评价人物。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的四部之学，意即经书、史书、诸子学说及其它如文学、医学、农学等学问的汇集。那体用是什么意思呢？ 体用是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間的内在关系——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等。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南北朝形神之争到宋明理学的理气、知行诸说，乃至近代的“中体西用”、李泽厚所主张的“西体中用”，体用的范畴内容丰富，使用灵活。
姚先生说司马光这个人“体史而用经”，意思是以历史为他的本体，以经为他的作用。姚先生的质疑是：史可以作为“体”吗？经可以作为“用”吗？经，是常，是不变的道与不变的原则，它只能做体，不能轻易改变。 “天不变道亦不变”，宇宙人生有其道，立身处世有其基本准则，这是经，需要固执坚守。一个人太离谱便是“离经叛道”，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便是指责他为背信弃义的反复小人。原则需要坚定不移地固守，而具体方法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择善而从。“体”不可变，“用”是不断改变的。所谓灵活运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经的特征是不变，史的特点是变迁。往事越千年，物是人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姚先生说，司马光是著名史学家，但这个人顽固得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当政后就把所有新法一概废除。作为史学家，司马光的生命本体是史，史是讲变的，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完全可以有所取舍，他却丝毫不肯通融。所以，姚先生是说他有“经”的样子，即有“经”之“象”，是将“用”误作为“经”，于是显得偏执而顽固。牟宗三也认为，司马光尽管学问很好，但他生命的格调是不健康的，甚至是谬误的。
王安石又是什么生命形态呢？他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文章写得好，神采飞扬，有说服力，也有感染力，皇帝就信了他，让他来变法。姚汉源先生说王安石是“体文而用经”，意思是他的生命本体是文人。文人的底子与气质不宜从政，尤其不能当宰相。文人的通病是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如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以治国平天下的才干自诩，但参与战争很快成为俘虏，差点掉了脑袋。文人的长处是读书多，会写文章，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善于把大话空话套话编织成富丽堂皇的文章，极具煽动性与催眠性。文人大多自负聪明，把复杂世事看得很简单，办事能力差，举措轻率。王安石变法，力排众议，驱逐异己，并声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他将一地的经验推行于全国，一意孤行，执一而不通，这也是在“用”上有“经”象。所以姚先生说他是“体文而用经”。牟宗三说：“读书人，生命总要有所守。一个人纯粹吟诗作文无所谓，倘要发政施教以兼善天下，必须要有所坚守。所谓坚守，就是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他认为王安石天天讲尧舜先王之道，并以此说动皇帝变法，晚年却佞佛，完全背弃圣人之教，这是人格有问题，所以王船山瞧不起他。王船山在宋论中对王安石评价极低，且很严厉。
三苏父子是文学家，很会写文章，在知识分子中有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有影响力。姚汉源先生说三苏父子是“体文而用史”。他们是地道的文学家，彻底的文人本色。尤其是苏东坡，诗词书画散文都非常出色，不仅冠绝一时，而且是名垂千古的文学天才。然而，他们从政却乏善可陈，于时代和社会缺少责任担当。苏东坡之“体文”与王安石一样，但为人与行事既不像司马光那样顽固，也不像王安石的执拗。司马光时人称为“司马牛”，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而苏东坡却以洒脱称著，一如他的散文，“随物赋形，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他很通达，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事理通达即文章”。他不偏执、无固守，随遇而安。这就是“体文而用史”。苏东坡一类的知识分子做文章时议论风发，生活中潇洒自如。他们在政治上有追求而不执着，有信仰而不偏激，入世但不深，避世却不远，将儒家之中和、道家之自然、佛家之空灵融为一体，这些既是美学的风格，也是人生的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概是他们的抱负，然而，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生死抉择时，或屡遭失败和挫折时，他们便很容易放弃原先的抱负和信仰，走向消沉与退缩。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很难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人格结构中刚健有为的气质少，旷达自保的成分多。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颇为多见，也颇受称赞与仿效。
北宋另有一类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理学家，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这类知识分子看似迂腐、无用，常常成为人们讥讽嘲笑的对象。他们确乎没有什么用，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用，但他们自成一格。姚汉源先生说他们是“体经而用经”。他们的“体”固然是经，守本分，重操守，尽管于事功方面好像没有建树，政治上也没有作为，但他们自觉担起教化的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的抱负，并矢志不渝。他们的理想或许落空，但他们的追求是真诚而切实的。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于“体”而言，他们无可非议是“经”。他们的现实生活之“用”同样是“经”，即一丝不苟、持之以恒。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枉尺直寻不为也，这就是“用经”。这样的人不拘事情之大小，一概严守规矩，不肯随便敷衍，不愿随意变通。这样的人显得古板而执着，办事难于成功，现实中不免常常碰壁。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被称为“蠢猪式军事家”的宋襄公。然而，正是有这样的人，天理良心、人伦教化才有了根基，有了典型，落到实处。他们无小用，但有大用。牟宗三说：“就理学家来说，他们只是体经而用经，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极，他们的责任就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称赞各种随机应变的智慧，非常悲哀的是常常由此催生出种种阴谋与诡计。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急功近利的厚黑之学极易蔓延，既毒化人心，也使社会动荡不安。于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可表率群伦的知识分子尤为难能可贵。尽管他们“迂”而无用。 牟宗三说：“北宋知识分子大体就分这四类”。作为学术泰斗，姚汉源、牟宗三对体用关系的论述，对人物的品评，有其振聋发聩的独到之处。然而，他们似乎漏掉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如宋初三先生，尤其是胡瑗。作为开宋代理学先河的一代大儒，胡瑗的人生，他的理想、事业、名望与后之来者的周张二程有明显不同。胡瑗的名言是“明体达用”。体与用的关系在他身上达到了某种完美的结合。牟宗三认为，“北宋三百年养士，宋朝对知识分子最客气，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也最多，但除理学家外，知识分子都不成格，所以把时代弄坏了。”时代是否被知识分子弄坏，可另作研讨。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对理学家有所偏爱，但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指出理学家在体用关系上的和谐。胡瑗却以自己一生的实践，现实地体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统一。青年时代的胡瑗，隐居泰山十年，“攻苦食淡，终夜不寐”，专心就学。下山后不进科场应试，兴教育、办私学于家乡；名冠东南，表率诸郡，吴中“文教自此兴焉”。程敏政上疏神宗皇帝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胡瑗于渊博学问之外，还精通音律，懂战事，能理政。他一生垂教，终身治学，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也深谙课程之构成与教学之方式。胡瑗立身既严，又能“经义治事以适士用”，确如他自己所言，做到了“明体达用”。
何为明体达用？程颐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熹言“体用无定”，即随处可说的意思——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或由体向用的生成、或由用向体的开显、或体与用的互相辉映。中国近代学者中，熊十力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唯一把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称为“体用论”的哲学家。他晚年著《体用论》并声称此书即成，前作俱可毁弃，无保存之必要。他以体用立宗，融合儒佛道三家，将“体用不二”作为最根本的原则。在他看来，体用这种对于本体与现象的言说方法，将观念和经验密切结合，天人合一、心物不分，避免了主客二分和线性进化观念的弊端，这是中国古代思维优于西方理论的独到之处。
胡瑗去世十年后，宋神宗问胡瑗弟子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这段君臣对话很有名，刘彝之论为宋神宗首肯，也为胡瑗盖棺定论。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在胡瑗看来，人是国之本，教是国之用；非教育无法成其人，无人才不能立其国。胡瑗以其一生的践行，追求明体达用的境界，同时诠释了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姚汉源、牟宗三对北宋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评说未必完全准确精当，但绝非游谈无根之论。他们高屋建瓴的评述如“燃犀下照”，可见“风雷怒，鱼龙惨”。以他们的评说为参照，以体用一致为标准，我们对后之来者的知识分子可以大体分类。无论激进之鲁迅、平和之胡适、保守之钱穆、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都是体用一致的真人、大写的人。一些学问大家，无论是晚明的钱谦益，还是民国的周作人，以及由“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豪杰沦为汉奸首领的汪精卫，他们为人们所不齿是因为体用之割裂、人格之分裂。晚年的陈寅恪所以为人称道，不是由于人们弄懂了他博大精深的学问，而是敬佩他独立不移的人格。晚年的郭沫若，人们对他有所惋惜，也在于他缺乏体用一致的坚守和精神人格的完整，由狂飙的天狗到乞怜的文士。遵循这样的思路并以此观照，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下教育界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子。
一类是司马光式的保守者。他们有学问，也有专业的建树，然而执迷传统、固守现状，害怕变革。之所以守旧，骨子里是担忧既得利益的受损与权威地位的动摇，他们的眼光是“九斤老太”式的，思想方法是“一动不如一静”。这类人中的末流不乏以“读经”为本，以跪拜磕头、二十四孝、弟子规为用的复古主义者。他们似乎热心于弘扬民族文化，但实质是浑水摸鱼、沽名钓誉的利益诉求，完全背离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一类是王安石式的改革者。他们对教育的现实缺乏深刻了解，又急于颠覆现状毕其功于一役——热心地推介国外的教育理论，热衷于发现和推广教育改革的“典型”，似乎一套理论，一种模式，一个样板，便可以让中国基础教育彻底旧貌变新颜。在他们的字典里改革和折腾没有根本区别。他们少切实研究的兴趣，但有到处作报告的热情。他们一般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而处处碰壁，却以志士仁人悲壮自诩。另有一类知识分子是姚汉源所定义的苏东坡式的文人，有牟宗三所说的苏轼遗风，尽管远没有苏轼的学识修养，但体用关系的处理却很是精明。他们无信仰，无固守，八面玲珑，生活态度游戏化，左右逢源；治学态度浅尝辄止，游谈无根。他们的教育研究完全是跟风与迎合，信口开河却煞有介事。這类知识分子的根底是文人，所谓研究便是做文章；所做文章也无新思想，只有新概念；所谓研究，不在思想上提炼，只在修辞上下功夫。他们鲜有独到见解，多是普适性的套话。这类知识分子中另有一些伪士，有时似乎是官方发言人，忽尔又化作民意的代表，作愤世嫉俗状。他们喜欢谈国外教育之优越，对中国当下的教育一切都看不惯；他们喜欢教训校长教师，显得高深莫测，但百无一用。他们中也有一些以民主斗士、正义化身自诩者，却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然而，教育界别有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人格特征有点像北宋的理学家，体用一致，都是“经”，不肯权衡得失而应势变通，不肯随声附和与随波逐流。他们坚守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治学原则，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有时会显得不怎么合时宜，但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如北师大的王策三教授、湖南师大的张楚廷教授、上海的吕型伟先生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光明磊落。尽管在江湖上没有很响的名头，但在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有学者风范，有知识分子气节。
当下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如胡瑗安定先生者：南通师范二附小的李吉林老师，执教小学60年，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为了儿童快乐高效的学习；一个课题研究了38年，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为了建树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她是小学老师，但她荣获中国基础教育成果奖特等奖第一名；她一辈子教小学，但她的学术成果够评6个教授。她的最高学历是中等师范，但她是华师大和南师大的兼职教授。她开创了中国情境教育学派。年近80 的她依然每天到校上班。她生活在孩子中并时时关心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她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引领着年轻教师的专业成长。八十年，斗换星移，风雨坎坷；但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李吉林，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动情地说：“我不是教育家，我只是长大的儿童。我的身份是小学老师，我的责任是教小学生。”民进中央副主席兼大学教授之朱永新，他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十多年前由苏州昆山起步，刚开始只有几所学校参与，而今全国有三千多所学校、几十个实验区、数百万教师踊跃参加，潜心研究。作为一名部级官员、一位全国著名教授，在本职工作之余，风尘仆仆，奔波于途，深入乡村山区、边远之地，指导最基层的教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他高擎着一颗燃烧的心，带领着他的团队，是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路。面对各种猜测和误解，朱永新自嘲说：“新教育实验是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傻子干的事业”。这让人在感慨中不由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世界是愚人造成的，聪明人决不能支撑世界。朱永新有一本多次再版的著作《我的教育理想》，他的教育理想完全体现在他的生命践行之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的这一名言，已成为新的经典，逐渐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此外，南师大的鲁洁教授、华师大的叶澜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识大局，明大体，明体达用，体用一致。他们与时俱进，身体力行，扎根教育实践，开一时之风气，树教育之形象，造就无数年轻教师，造福无数莘莘学子；他们创建与丰富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们是回应世界教育学界的中国声音。作为教育界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们是知识分子自我修养与社会服务的楷模，他们鼓舞与激励着无数的后之来者。
姚汉源、牟宗三认为北宋最为善待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辜负了朝廷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论断大概不免偏颇，但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空谈误国，清议误国，逐私利、博虚名、忘却公心，最为误国。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处处受到尊重，受到信任，这是应该的。但确有一些被民众称为“砖家”的知识分子不够自重，他们既缺服务意识，又无自律之心，失信于民，辜负了社会的期望与期待。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照见自己。知识分子是民众的表率，宜乎首先照一照。要成为民众的先生，先要成为民众的学生。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是苟且的偷活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正义的坚守者。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称之为“士”，士要有操守，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士要有所担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士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话给当下的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启示，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
北宋一百五十年，知识分子最多，发议论也最多，所以多尔衮对史可法说：“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自己的知识分子成天在庙堂之上嚷嚷不休，人家那里金兵已经渡过黄河。牟宗三先生认为北宋之亡不能全怪宋徽宗那样糟糕的皇帝，知识分子也要负很大责任的。关于北宋时代的知识分子，姚汉源先生将他们分为四个类型。姚先生认为，司马光这个人是体史而用经，王安石是体文而用经，三苏以苏东坡为代表是体文而用史，张载和二程是体经而用经。姚先生以体用二字配合经史子集来评价人物。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的四部之学，意即经书、史书、诸子学说及其它如文学、医学、农学等学问的汇集。那体用是什么意思呢？ 体用是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間的内在关系——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等。从魏晋的有无、本末之辩，南北朝形神之争到宋明理学的理气、知行诸说，乃至近代的“中体西用”、李泽厚所主张的“西体中用”，体用的范畴内容丰富，使用灵活。
姚先生说司马光这个人“体史而用经”，意思是以历史为他的本体，以经为他的作用。姚先生的质疑是：史可以作为“体”吗？经可以作为“用”吗？经，是常，是不变的道与不变的原则，它只能做体，不能轻易改变。 “天不变道亦不变”，宇宙人生有其道，立身处世有其基本准则，这是经，需要固执坚守。一个人太离谱便是“离经叛道”，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便是指责他为背信弃义的反复小人。原则需要坚定不移地固守，而具体方法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择善而从。“体”不可变，“用”是不断改变的。所谓灵活运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经的特征是不变，史的特点是变迁。往事越千年，物是人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姚先生说，司马光是著名史学家，但这个人顽固得很，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当政后就把所有新法一概废除。作为史学家，司马光的生命本体是史，史是讲变的，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完全可以有所取舍，他却丝毫不肯通融。所以，姚先生是说他有“经”的样子，即有“经”之“象”，是将“用”误作为“经”，于是显得偏执而顽固。牟宗三也认为，司马光尽管学问很好，但他生命的格调是不健康的，甚至是谬误的。
王安石又是什么生命形态呢？他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文章写得好，神采飞扬，有说服力，也有感染力，皇帝就信了他，让他来变法。姚汉源先生说王安石是“体文而用经”，意思是他的生命本体是文人。文人的底子与气质不宜从政，尤其不能当宰相。文人的通病是心高气傲、自以为是，如李白的“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以治国平天下的才干自诩，但参与战争很快成为俘虏，差点掉了脑袋。文人的长处是读书多，会写文章，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善于把大话空话套话编织成富丽堂皇的文章，极具煽动性与催眠性。文人大多自负聪明，把复杂世事看得很简单，办事能力差，举措轻率。王安石变法，力排众议，驱逐异己，并声称“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他将一地的经验推行于全国，一意孤行，执一而不通，这也是在“用”上有“经”象。所以姚先生说他是“体文而用经”。牟宗三说：“读书人，生命总要有所守。一个人纯粹吟诗作文无所谓，倘要发政施教以兼善天下，必须要有所坚守。所谓坚守，就是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信仰。”他认为王安石天天讲尧舜先王之道，并以此说动皇帝变法，晚年却佞佛，完全背弃圣人之教，这是人格有问题，所以王船山瞧不起他。王船山在宋论中对王安石评价极低，且很严厉。
三苏父子是文学家，很会写文章，在知识分子中有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有影响力。姚汉源先生说三苏父子是“体文而用史”。他们是地道的文学家，彻底的文人本色。尤其是苏东坡，诗词书画散文都非常出色，不仅冠绝一时，而且是名垂千古的文学天才。然而，他们从政却乏善可陈，于时代和社会缺少责任担当。苏东坡之“体文”与王安石一样，但为人与行事既不像司马光那样顽固，也不像王安石的执拗。司马光时人称为“司马牛”，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而苏东坡却以洒脱称著，一如他的散文，“随物赋形，行乎其当行，止乎其当止”。他很通达，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事理通达即文章”。他不偏执、无固守，随遇而安。这就是“体文而用史”。苏东坡一类的知识分子做文章时议论风发，生活中潇洒自如。他们在政治上有追求而不执着，有信仰而不偏激，入世但不深，避世却不远，将儒家之中和、道家之自然、佛家之空灵融为一体，这些既是美学的风格，也是人生的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概是他们的抱负，然而，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生死抉择时，或屡遭失败和挫折时，他们便很容易放弃原先的抱负和信仰，走向消沉与退缩。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很难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人格结构中刚健有为的气质少，旷达自保的成分多。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颇为多见，也颇受称赞与仿效。
北宋另有一类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理学家，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这类知识分子看似迂腐、无用，常常成为人们讥讽嘲笑的对象。他们确乎没有什么用，也不指望他们有什么用，但他们自成一格。姚汉源先生说他们是“体经而用经”。他们的“体”固然是经，守本分，重操守，尽管于事功方面好像没有建树，政治上也没有作为，但他们自觉担起教化的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的抱负，并矢志不渝。他们的理想或许落空，但他们的追求是真诚而切实的。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于“体”而言，他们无可非议是“经”。他们的现实生活之“用”同样是“经”，即一丝不苟、持之以恒。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枉尺直寻不为也，这就是“用经”。这样的人不拘事情之大小，一概严守规矩，不肯随便敷衍，不愿随意变通。这样的人显得古板而执着，办事难于成功，现实中不免常常碰壁。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被称为“蠢猪式军事家”的宋襄公。然而，正是有这样的人，天理良心、人伦教化才有了根基，有了典型，落到实处。他们无小用，但有大用。牟宗三说：“就理学家来说，他们只是体经而用经，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极，他们的责任就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称赞各种随机应变的智慧，非常悲哀的是常常由此催生出种种阴谋与诡计。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急功近利的厚黑之学极易蔓延，既毒化人心，也使社会动荡不安。于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可表率群伦的知识分子尤为难能可贵。尽管他们“迂”而无用。 牟宗三说：“北宋知识分子大体就分这四类”。作为学术泰斗，姚汉源、牟宗三对体用关系的论述，对人物的品评，有其振聋发聩的独到之处。然而，他们似乎漏掉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如宋初三先生，尤其是胡瑗。作为开宋代理学先河的一代大儒，胡瑗的人生，他的理想、事业、名望与后之来者的周张二程有明显不同。胡瑗的名言是“明体达用”。体与用的关系在他身上达到了某种完美的结合。牟宗三认为，“北宋三百年养士，宋朝对知识分子最客气，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也最多，但除理学家外，知识分子都不成格，所以把时代弄坏了。”时代是否被知识分子弄坏，可另作研讨。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对理学家有所偏爱，但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指出理学家在体用关系上的和谐。胡瑗却以自己一生的实践，现实地体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统一。青年时代的胡瑗，隐居泰山十年，“攻苦食淡，终夜不寐”，专心就学。下山后不进科场应试，兴教育、办私学于家乡；名冠东南，表率诸郡，吴中“文教自此兴焉”。程敏政上疏神宗皇帝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胡瑗于渊博学问之外，还精通音律，懂战事，能理政。他一生垂教，终身治学，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也深谙课程之构成与教学之方式。胡瑗立身既严，又能“经义治事以适士用”，确如他自己所言，做到了“明体达用”。
何为明体达用？程颐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熹言“体用无定”，即随处可说的意思——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或由体向用的生成、或由用向体的开显、或体与用的互相辉映。中国近代学者中，熊十力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上唯一把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称为“体用论”的哲学家。他晚年著《体用论》并声称此书即成，前作俱可毁弃，无保存之必要。他以体用立宗，融合儒佛道三家，将“体用不二”作为最根本的原则。在他看来，体用这种对于本体与现象的言说方法，将观念和经验密切结合，天人合一、心物不分，避免了主客二分和线性进化观念的弊端，这是中国古代思维优于西方理论的独到之处。
胡瑗去世十年后，宋神宗问胡瑗弟子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这段君臣对话很有名，刘彝之论为宋神宗首肯，也为胡瑗盖棺定论。胡瑗曾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在胡瑗看来，人是国之本，教是国之用；非教育无法成其人，无人才不能立其国。胡瑗以其一生的践行，追求明体达用的境界，同时诠释了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姚汉源、牟宗三对北宋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评说未必完全准确精当，但绝非游谈无根之论。他们高屋建瓴的评述如“燃犀下照”，可见“风雷怒，鱼龙惨”。以他们的评说为参照，以体用一致为标准，我们对后之来者的知识分子可以大体分类。无论激进之鲁迅、平和之胡适、保守之钱穆、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都是体用一致的真人、大写的人。一些学问大家，无论是晚明的钱谦益，还是民国的周作人，以及由“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豪杰沦为汉奸首领的汪精卫，他们为人们所不齿是因为体用之割裂、人格之分裂。晚年的陈寅恪所以为人称道，不是由于人们弄懂了他博大精深的学问，而是敬佩他独立不移的人格。晚年的郭沫若，人们对他有所惋惜，也在于他缺乏体用一致的坚守和精神人格的完整，由狂飙的天狗到乞怜的文士。遵循这样的思路并以此观照，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下教育界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子。
一类是司马光式的保守者。他们有学问，也有专业的建树，然而执迷传统、固守现状，害怕变革。之所以守旧，骨子里是担忧既得利益的受损与权威地位的动摇，他们的眼光是“九斤老太”式的，思想方法是“一动不如一静”。这类人中的末流不乏以“读经”为本，以跪拜磕头、二十四孝、弟子规为用的复古主义者。他们似乎热心于弘扬民族文化，但实质是浑水摸鱼、沽名钓誉的利益诉求，完全背离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一类是王安石式的改革者。他们对教育的现实缺乏深刻了解，又急于颠覆现状毕其功于一役——热心地推介国外的教育理论，热衷于发现和推广教育改革的“典型”，似乎一套理论，一种模式，一个样板，便可以让中国基础教育彻底旧貌变新颜。在他们的字典里改革和折腾没有根本区别。他们少切实研究的兴趣，但有到处作报告的热情。他们一般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而处处碰壁，却以志士仁人悲壮自诩。另有一类知识分子是姚汉源所定义的苏东坡式的文人，有牟宗三所说的苏轼遗风，尽管远没有苏轼的学识修养，但体用关系的处理却很是精明。他们无信仰，无固守，八面玲珑，生活态度游戏化，左右逢源；治学态度浅尝辄止，游谈无根。他们的教育研究完全是跟风与迎合，信口开河却煞有介事。這类知识分子的根底是文人，所谓研究便是做文章；所做文章也无新思想，只有新概念；所谓研究，不在思想上提炼，只在修辞上下功夫。他们鲜有独到见解，多是普适性的套话。这类知识分子中另有一些伪士，有时似乎是官方发言人，忽尔又化作民意的代表，作愤世嫉俗状。他们喜欢谈国外教育之优越，对中国当下的教育一切都看不惯；他们喜欢教训校长教师，显得高深莫测，但百无一用。他们中也有一些以民主斗士、正义化身自诩者，却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然而，教育界别有一类知识分子，他们人格特征有点像北宋的理学家，体用一致，都是“经”，不肯权衡得失而应势变通，不肯随声附和与随波逐流。他们坚守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治学原则，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有时会显得不怎么合时宜，但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如北师大的王策三教授、湖南师大的张楚廷教授、上海的吕型伟先生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光明磊落。尽管在江湖上没有很响的名头，但在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有学者风范，有知识分子气节。
当下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如胡瑗安定先生者：南通师范二附小的李吉林老师，执教小学60年，坚定不移的目标是为了儿童快乐高效的学习；一个课题研究了38年，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为了建树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她是小学老师，但她荣获中国基础教育成果奖特等奖第一名；她一辈子教小学，但她的学术成果够评6个教授。她的最高学历是中等师范，但她是华师大和南师大的兼职教授。她开创了中国情境教育学派。年近80 的她依然每天到校上班。她生活在孩子中并时时关心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她以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引领着年轻教师的专业成长。八十年，斗换星移，风雨坎坷；但初心不改，本色不变。李吉林，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动情地说：“我不是教育家，我只是长大的儿童。我的身份是小学老师，我的责任是教小学生。”民进中央副主席兼大学教授之朱永新，他所倡导的“新教育实验”，十多年前由苏州昆山起步，刚开始只有几所学校参与，而今全国有三千多所学校、几十个实验区、数百万教师踊跃参加，潜心研究。作为一名部级官员、一位全国著名教授，在本职工作之余，风尘仆仆，奔波于途，深入乡村山区、边远之地，指导最基层的教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他高擎着一颗燃烧的心，带领着他的团队，是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探路。面对各种猜测和误解，朱永新自嘲说：“新教育实验是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傻子干的事业”。这让人在感慨中不由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世界是愚人造成的，聪明人决不能支撑世界。朱永新有一本多次再版的著作《我的教育理想》，他的教育理想完全体现在他的生命践行之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的这一名言，已成为新的经典，逐渐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此外，南师大的鲁洁教授、华师大的叶澜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识大局，明大体，明体达用，体用一致。他们与时俱进，身体力行，扎根教育实践，开一时之风气，树教育之形象，造就无数年轻教师，造福无数莘莘学子；他们创建与丰富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们是回应世界教育学界的中国声音。作为教育界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们是知识分子自我修养与社会服务的楷模，他们鼓舞与激励着无数的后之来者。
姚汉源、牟宗三认为北宋最为善待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辜负了朝廷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论断大概不免偏颇，但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空谈误国，清议误国，逐私利、博虚名、忘却公心，最为误国。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处处受到尊重，受到信任，这是应该的。但确有一些被民众称为“砖家”的知识分子不够自重，他们既缺服务意识，又无自律之心，失信于民，辜负了社会的期望与期待。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照见自己。知识分子是民众的表率，宜乎首先照一照。要成为民众的先生，先要成为民众的学生。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是苟且的偷活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正义的坚守者。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称之为“士”，士要有操守，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士要有所担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士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些话给当下的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启示，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