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老自行车已锈迹斑斑，推到修车铺找师傅看了下，他说，内外胎都已经磨损了，建议全部检修更换，得要75元。这个报价让我吃了一惊，脱口而出：“那我还不如买辆新车呢。”这辆旧车修车铺可以回收，但只值5元。当初是在超市里花419元买的，加上39元的锁、29元的车篮，两次后座又花了100多元，总计约600元，算下来相当于每年100多元—虽然这点钱微不足道，这辆车我骑了五年半，其实还是有点感情的。
　　在我小时候，自行车可算是家里的稀罕物事。我爸妈1976年结婚，当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结婚时的“三大件”。爸爸对他那辆“永久”自行车的珍惜，按我妈的戏谑，简直超过家庭成员。恐怕现在大部分家用轿车都难以享受这种待遇—它很少受风吹日晒，万一雨天沾了泥，那回家更是非仔细擦洗不可。这辆车他足足骑了十多年，在好多年里都光洁如新。这并不只是我家如此，几乎是一代人的记忆。北京一位妇女赵湘源就是因为攒下来的东西都舍不得扔掉，以至于家里堆满了杂物，她的儿子、当代艺术家宋冬为此曾将这山积在家的物件以“物尽其用”为名整理展出，让观看了这一展览的许多人都默默流下了眼泪。
　　并不奇怪，在经历过这些的父辈眼里看来，我们这一代的很多做法与其说是“消费”，不如说是“浪费”。我自己也读过很多社会学理论，印象尤其深的是齐格蒙特·鲍曼抨击说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废弃物文明”，有意制造得不那么坚固耐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不断地弃旧换新，从而有足够的需求推动生产进行下去—但这随之又造成了弥漫于社会的消费主义、物质第一，以及难以处理的大量垃圾。这些观点的潜在影响让我有意无意中偏向一种道德立场—消费主义是欲望泛滥的结果，而应对当下的环境灾难负责。但修车的经历却在无意中启发了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待问题：人们之所以倾向于弃旧换新，与其说是因为欲求过度，倒不如说是经济理性的必然结果。在我父母那个时代，物品很昂贵，而劳动力成本却很低廉。70年代末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需要200元，而我父亲的月工资只有33元，这需要他不吃不喝整整半年才能买上。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势必是“物尽其用”，注重循环再利用的。
　　在中国，消费主义还是近二十多年来才在发达城市逐渐显现的新现象，年轻一代确实更大手大脚、也更容易喜新厌旧。这当然是因为人们日子好过了，但却未必是因为道德败坏了，倒不如说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因：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制成品相比起收入日益低廉，而与此同时，人力成本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修补已逐渐变得“还不如买个新的”合算了。像这样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单靠个人“忆苦思甜”是无法对抗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哪种文化、哪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对此免疫。也只有到了此时，全社会才会逐渐兴起一种新的意识，认识到我们必须在垃圾吞没我们之前，找到循环再利用的办法—但此时循环再利用已经不是为了节儉耐用了，而是出于一种对环境和子孙后代的责任心。毫无疑问，要解决“废弃物文明”带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反思现有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随之而来的理念，但对一个尚未真正富裕的社会来说，想要人们多付出经济成本去过一种更“环保”的生活，很可能对大多数人没有太大吸引力。在这方面，顺应经济学逻辑，由国家对制造业设定环保的基本生产标准、鼓励绿色经济、使循环再利用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恐怕才是更有效的。这并不是推卸普通消费者的责任，而只是人性的基本现实：如果一件事有利，那么让人们接受要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