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梁波、王海英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

　　中国银行业（从金融形态上看）经历了从国有专业银行分割垄断到多元银行体系、民间金融再度兴起及制度化发展、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三个阶段的重要变迁。这一变迁背后隐含着共通性和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的变迁本质上是国家在特定的战略认知作用下，所主导（引导）的增量式变革的产物。
　　具体而言，1984-2007年，受银行业应“服务国企改革”和“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双重战略认知的影响，国家通过发展股份制银行等金融力量和引入境外戰略投资者的战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从分割垄断到多元体系的转变。2008-2012年，受银行业“服务三农及实体经济”与民间金融治理“宜疏不宜堵”的战略认知影响，国家则通过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民间金融组织和以温州为代表的区域金融改革的战略，将民间金融的发展纳入银行业变革的制度化轨道。2013-2015年，受“传统银行业弊端重重”和互联网金融有利于金融创新的战略认知影响，国家建构起鼓励和规范第三方支付、P2P等为重点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战略，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通过三阶段的增量式变革，国家在不彻底改变银行业既有利益和权力格局的条件下，培育和支持体系外金融力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倒逼”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变革，不断提升银行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金融服务效率。

危机治理的中西差异及其文化逻辑——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为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孙明霞

本文节选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西方抗疫模式遵循的是“个体本位”的文化逻辑。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认为，人是独立个体，趋利避害是人的基本天性。无论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还是洛克的“温情的自然状态”，政治社会的建构都是孤立个体计算利益的结果。为了摆脱人与人的相互冲突，各自独立的个体根据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让渡部分权利，建构社会公共权力。这便是西方政治哲学中契约论的主流叙事。根据契约论，独立个体是政治社会的逻辑起点，个体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是独立个人的集合体而已。
　　西方社会把个体主义上升到方法论高度，形成“方法论个体主义”，进而建构“经济理性主义”，最终经济理性主义成为社会制度的评价标准。在经济理性主义看来，个体性是人的基本属性，而个体性主要表现为人的自利性，这是社会行动的出发点。照此逻辑，社会群体的相互合作是理性个体的博弈结果。于是西方社会一旦遭遇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性危机，就会出现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巨大矛盾，最终形成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所总结的“公地悲剧”。由于个体利益是社会合作的逻辑起点，所以很难要求西方民众做出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选择。在西方世界，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独立个体的充分授权。由于个体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授权往往具有严重的滞后性，这正是许多西方政府应对疫情反应迟缓的体制性原因和结构性矛盾所在。
　　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化逻辑。“共同体本位”为中国抗疫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撑作用，而“共同体本位”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迭遭患难的历史过程。换言之，它不是中国人民的天生偏好，而是在历史中应对危机所形成的集体记忆。由于中国农耕文明“靠天吃饭”的生产特点，中国人在面对水旱蝗虫等频仍发生的灾害中积累了荒政经验，也塑造了“共同体本位”的文化逻辑。

竞争还是共生？政策传播渠道关系演变研究——基于19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君、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陈莹晶

本文节选自《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3期

　　本文利用19个城市2016年和2018年两轮问卷调查数据，围绕政策传播渠道的演变关系及内在机理展开分析，并将讨论的焦点从渠道间关系是竞争还是共生，进一步深化到了何时竞争、如何共生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受众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不同的政策传播渠道间的关系会随着受众使用渠道的多寡而发生变化，即在使用渠道较少的受众群体中，渠道之间呈现的是“此消彼长”竞争关系;在使用渠道较多的受众群体中，渠道之间呈现出“水涨船高”的共生关系。上述发现与竞争性的功能替代理论与利基理论的预设都部分吻合，并进一步揭示出两种理论在不同政策传播情境下的边界和局限。
　　第二，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帮人们理解政策传播渠道的演变规律，即政策传播渠道的丰富过程是沿着从间接到直接、从大众向专业、从碎片化向全景式的特征递进的，具体表现为从传统渠道到新媒体渠道，再到专业传播渠道的演变。而这种演进不仅需要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也与受众的政治参与意愿、沟通能力以及沟通习惯密切相关。即相比意愿性更低的受众，受众的政治参与意愿越高，越倾向主动地去使用更多渠道来获取政策信息，更青睐直接和专业渠道的使用;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使用多元化的政策传播渠道来获取政策信息。同样有意思的现象是体制内的受众比体制外的受众更偏好使用多元的渠道进行政策信息的获取。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从竞争到共生转换的受众群体呈现出数量占比明显递减趋势。即使人均使用渠道数量有所增加的2018年，使用三个及其以下渠道的受众总数占比超过七成，而三个以上渠道的受众不到三成，这种渠道使用的明显差异也意味着共生关系只在一部分的受众中得到了较好体现。这与其它类似调查发现相吻合。也就是说，不少受众目前仍然还遗留着“靶子”的特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信息鸿沟现象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高渗透率有助于填平信息鸿沟，但本文的研究却提醒人们需要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面对同样丰富的渠道和信息，有些受众收获颇丰，而有些受众却收获寥寥无几。而且，还需要基于渠道融合的特征和效用机理更好地帮助那些处于沟通弱势地位的受众（例如文化程度低、体制外的受众）更好地接入和有效使用更多的渠道，进而更平等地享有作为公共品的政策信息红利。此外，政策制定者还需在深入了解不同公众群体的渠道使用动态基础上，优化政策传播资源的投放，并特别注意使用渠道较少、却占比不低的受众政策信息获取的平等权利。
　　第五，本研究对中国政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政策寓意。对渠道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显示：“信息鸿沟”并非短时间内以渠道数量的物理叠加就可以直接填平，而受众的多元化渠道使用产生的长期“化学反应”可能更有希望使其缩小。因此，受众的渠道扩张内在逻辑及其沟通价值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政府工作报告”“政府预算报告”“政府统计公报”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政策信息获取渠道，这与政府对这些渠道所投入的巨大资源相比还存在较大落差。虽然此类政策传播渠道代表着政策信息全景式的权威概括，但目前可能只有少数受众能够较好的解读和消化。这也意味着要让一些最重要的政策信息“原滋原味”直达到“千家万户”，不仅需要深入研究政策传播渠道的现实状态和演变关系，也需要重视政策信息的相同内容不同版本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