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学者)
　　证交会起诉高盛欺诈,罚款5亿美元草草了事,各方意见很大。
　　上演苦肉计也得稍微来点真的,周瑜打黄盖是做戏,但黄盖真有皮肉之苦,军棍飞舞,血肉四溅。但证交会的领导并无愧意,继续帮助华尔街银行蒙混过关。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花旗集团有巨大的次贷资产,但隐瞒不报,少披露了近400亿美元金额的资产。事情败露之后,证交会又与花旗集团和解,花旗集团只需交纳7千5百万美元的罚款,问题就一笔勾销,花旗集团甚至不用承认自己有错。
　　审批该和解协议的赫维尔法官非常气愤。她愤然问道:“我怎么能够觉得这是公平、合理的呢?” 言外之意是证交会在耍弄法官。
　　话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清楚了。她直言相告:“你们指望我们法院盖个橡皮图章,但我们不会。” 赫维尔法官怒不可遏,言辞也比较激烈。
　　证交会的可恶之处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证交会居然依旧视美国广大民众为群氓,居然继续肆无忌惮地为华尔街护短,甚至愚弄法官。
　　面对这样的证券监管机构,法官焉能不感到气愤?这样的证券监管机构,难道不应该被打倒吗?法官退还和解协议,要求双方反思之后再回来给一个解释。
　　赫维尔法官向政交会的官员提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为什么只追究两个高管的责任?两位官员一位是花旗集团当时的首席财务执行官加里·克利藤等(Gary Crittenden),另一位是投资者关系负责人阿瑟·蒂尔德斯雷(Arthur Tildesley)。两人也与证交会达成协议,分别交纳10万美元和8万美元罚款了结此案。两位高管的问题已在行政法院结案,赫维尔法官再不高兴,也无可奈何。但赫维尔法官的问题让人回忆起《萨班斯法》。《萨班斯法》就是要遏制金融高管说假话,当年被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中国这边也组织了认真学习。可结果如何?
　　赫维尔法官还问,既然是公司高管作弊,为什么公司股东要为公司高管的孽债赔钱?也是,公司许多股东已经受过一次损失。花旗集团隐瞒其次贷资产敞口是“实质”(material)信息。所谓实质性信息,大意是指会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信息。当时投资者已经人人自危,尤其是十分惧怕次贷资产。次贷资产迅速缩水,次贷产品越多,麻烦越大。投资者倘若知道花旗集团有巨多的次贷资产,其中不少投资者势必会趁早抛售其花旗集团的股票,以减少损失。
　　花旗集团的股东中有花旗高管和机构投资者,但也有普通投资者,还有美国政府和美国纳税人——美国政府还有价值4.5亿美元的花旗集团的认股权证。对花旗集团罚款,实行的是连坐,花旗集团的股东也要受罚。从这个意义上说,若要处罚花旗集团,难免投鼠忌器。但正因为如此,就更加应该追究高管个人的责任。
　　可证交会就是要轻轻放过高管。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早已经与华尔街的大盗合流,毫无羞恶之心。华尔街不仁,证交会也不义,不是对华尔街不义,而是对美国广大民众不义。
　　不过,如此明目张胆地为华尔街开脱,证交会的领导还是有些心虚的。证交会已经领教过联邦法官孤胆英雄的厉害。2009年,证交会与美国银行就收购美林中的披露违规达成和解协议,也是轻微罚款了事。但联邦法官被杰德·雷科夫(Jed Rakoff)也是不肯批准和解协议,折腾了几个回合才算完事。美国的大银行总部通常设在纽约,证券法又属于联邦法范畴,所以证交会的诉讼通常都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但纽约联邦法院有雷科夫法官,证交会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担心花旗集团的事情再撞到他手里。
　　于是,证交会想方设法,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把和解方案转到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交由这里的法官核准。可证交会的老爷、太太们万万没有谁料到,这里的法院隐藏了一个赫维尔法官,又给了他们兜头一棒。都说法官是最后一道防线。什么是最后一道防线?赫维尔法官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对华尔街的最后抵抗。
　　两位法官是义士,但还要感谢克林顿。尽管美国是假民主,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区别的。赫维尔和雷科夫两位法官,都是由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提名。让人痛心不已的是,这样一位好总统,任职期间因为男女关系的小节问题,被共和党整得死去活来。许多受蒙蔽的美国百姓也跟着起哄,恶毒攻击人民的好总统克林顿。戈尔竞选总统也因为克林顿的性丑闻而受到不利影响。回头来看,克林顿总统是人民的好总统,功大于过,别说是一个莱温斯基,就是他再有几位莱温斯基,就是再为他介绍几位莱温斯基,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