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出版社半年前出版了一本特别的书《不独在异乡- - -一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日记》，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他曾于2007年至2009年赴德国，担任汉堡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
　　国家汉办自2004年成立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每年派出10000余名汉语教师，其中包括千余名中方院长。他们奔赴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个个文化使者。身为作家的王宏图以生动的笔调翔实地记录了孔子学院创始阶段遇到的各种不为人知的具体困难和幕后细节。
　　2012年3月，复旦大学的网站上再次发布公告- - -关于招募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候选人的通知，接任者又一次踏上异乡之路。
　　院长培训：外交、体能和心理
　　2007年，复旦大学在全校范围内招募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候选人，复旦大学已与世界著名的8所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钟爱德国文学的王宏图下载了一份申请表格，他希望前往的目的地是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
　　经过学校的初步考核通过，材料被报送至国家汉办。根据国家汉办要求，每所孔子学院必须有一位外方院长和一位中方院长。院长是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学院的办学和管理。
　　除了品德、学识、教学管理经验等方面的要求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中方院长要具有海外经历，最好精通所在国语言，而外方院长也应该比较了解中国国情，最好能用汉语进行交流。
　　通过汉办的审核后，2007年7月，王宏图前往河北廊坊参加汉办组织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及教师的集中培训，培训期为3周。
　　培训内容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中外礼仪教育、财务预决算知识、剪纸、太极拳等，此外还有体能训练。“当时我们有一个星期是全封闭的集训，每天早上六点钟出早操，长跑。谁迟到了就要受罚。”王宏图对《东方周刊》说。
　　“这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真的到国外，环境情况千变万化。而孔子学院又不像在外的中资机构，他们一般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孔子学院外派人员是散兵游勇，一个孔子学院只有一个中方院长，顶多再配一两个中国老师，其他都是外国人，基本上就是独自在外国人的土地上和文化氛围中开展工作。所以，对体能和心智的要求很高。”王宏图说。
　　培训结束后，还需要经历汉办的面试。面试包括普通话测试、外语测试、教学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等。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汪丽勇老师才30岁，目前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孔子学院大阪课堂担任中方负责人，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了自己参加心理测试时的场景，“面试官让我画一幅画，题目是‘雨中人’，我画了一个人在屋檐下躲雨。他没给我讲解，但我通过了心理测试。”
　　
　　赴任：初到异国他乡
　　王宏图2007年11月首次踏上了德国汉堡的土地时，迎接他的是合作伙伴- - -汉堡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康易清（Castern Krause）。
　　2007年9月汉堡大学与复旦大学共同创办了汉堡大学孔子学院，共同组建了孔子学院理事会，理事长由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担任，并由他提名的德国人康易清担任汉堡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任期5年。
　　康易清生于1972年，也是一位汉学家，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曾在南京、台湾学习中文，回国后在旅行社工作。最早促成他学习汉语的原因竟然是当年他所在的高中与上海某高中为合作院校时随老师前往上海做过短暂交流的经历。1987年的那一次中国之行，让康易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每一次的交流中都能有一两位如康易清者，那么交流的价值就非常巨大了。”王宏图说。
　　晚于王宏图一年开始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高荣国，选择前往的地方是俄罗斯联邦鞑靼自治共和国首府喀山，他所在的湖南师范大学与喀山大学开展友好合作已经超过20年。
　　他在一篇日志中写道，“初到喀山正值2008年11月底，喀山已寒意料峭，连日的冬雨伴着片片雪花将我的心情淋个湿透。对俄罗斯社会治安的担心，思乡之苦，繁琐手续，还有学院几个月来堆置的待办工作，诸如此类的事情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我无所适从，真正尝到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滋味。”
　　跟他合作的外方院长名叫扎米里·伽布杜尔哈伽维奇·扎伊努林，65岁，是喀山大学东方学院的院长，阿拉伯语研究专家。“他不会中文，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特别友好。”高荣国对《望东方周刊》说。
　　工作：琐碎而忙碌
　　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约有200名学员，分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学员有学生也有退休的老人。“德国人是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学生中一位老妇人是外语老师，早年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生活，能教英文、法语和意大利语，退休后又对中文产生了兴趣，就到孔子学院学中文。”
　　王宏图说，“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他汉语发音很不准，但却一直坚持学习。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还自费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短训班学习6个星期。”
　　高荣国也遇到不少热爱中文的老人。他介绍，曾经有一位70岁左右的俄罗斯老人来到高荣国的办公室，肩披雪花，满脸疲惫。老人家自我介绍说，他姓马拉特。“说完，他颤巍巍地从背包里掏出一些东西给我们看，里面有发黄的《百家姓》、《三字经》，有清代不知名人士的各种借据、讣告，还有新疆民国时期大小官员的类似我们今天名片之类的东西。”
　　“老人家说，他年轻时对中国十分感兴趣，一直渴望能有机会了解中国。几天前从电视上看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喀山有个孔子学院，很想来这里学习。他说自己很穷，只要我们愿意让他来旁听汉语，他愿意将这些收藏品赠送给孔子学院，权当抵学费。”
　　来孔子学院学习的更多的还是年轻人。21岁的爱莎拜耳来自厄瓜多尔，今年大三。她第一次知道孔子学院是在电视中，当时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当地孔子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展，于是她就跑去报名了。在厄瓜多尔孔子学院学习汉语8个月，如今她已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到中国的同济大学继续学习汉语。
　　汉堡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均为在当地聘请的德国人，也有一些是在校大学生，他们都是兼职。
　　据王宏图介绍，康易清也并不是全职，每周工作25至30小时，汉堡大学负责他的工资和保险。财务是德国人，兼职，工资20欧元/小时；汉语教师一般都是德国高校汉学系毕业的老师，聘请5人，工资由汉办支付，25欧元/小时，比一般的语言培训机构工资稍高。
　　中方院长的工资是由汉办支付。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管理规定》，工资标准按职称分为四级：一级为教授、研究员，2100美元/月；二级为副教授、副研究员，1900美元/月；三级为讲师、助理研究员，1700美元/月；四级为助教、实习研究员，1500美元/月。
　　另外，中方院长还享受岗位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美元，用于开展工作必需的对外交往和通讯等支出。
　　中方院长除了参与教学外，更重要的工作是承担孔子学院的日常管理，开展中国文化推介活动，设计课程方案，制定招生简章，拟定孔子学院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总结，经费预算管理等。
　　王宏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2009年7月16日 周四，忙碌的上午。和康易清商量接待汉办督导组事宜。Stiel副校长答应31日中午和汉办来宾见面。我还联系了中国总领事馆刘志平副总领事，她愿意参加接待晚宴。张勇将去年上交的孔子学院自我评估表发来，要求更新材料。汉办考试处发来新的邮件，要求近期提交新的工作报告。给朱永生院长发邮件，问他是否能在9月17日的中德教育论坛上作英语发言，谈精英大学的职能。还准备为康易清起草一份中文信件，邀请姜锋参赞再次来参加教育论坛。康易清让孔子学院出资为夏令营营员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订座，所以她整个上午折腾这件事。卡特琳将实习生罗珏整理好的《汉堡- - -中国城市指南》材料传给我。”
　　德国汉堡孔子学院主办的最为成功的活动是每月一期的“中德对话”，主题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艺术、人文等方方面面。如第三次“中德对话”的主题就是“媒体作为双方沟通的桥梁”，主讲人是汉堡华人报纸《欧洲新报》发行人陈茫和德国ARD电台前驻中国记者Losche女士。
　　由于王宏图因个人关系认识很多国内著名作家，所以他在就任孔子学院院长期间，王蒙、莫言、叶兆言等都曾前往汉堡孔子学院做过演讲。
　　每次举办大型活动他都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去租用场地、安排食宿、预订航班，甚至小到宾馆的钥匙都得仔细对待。
　　孤单：对家人的思念
　　“生活当然没有国内好，物价很贵，但由于是自己做饭，所以还算习惯。艰苦的不是吃住，而是太孤单。思念家人应该是所有外派教师必须要面临的问题。”高荣国说。他在喀山时，女儿只有7岁。“家人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特别是到喀山探亲时看到了我教俄罗斯学生讲汉语，以及外方院长对我们非常友好。”
　　在王宏图的日记中汉堡的天气总是“阴沉”和“乌云飘浮”，寒冷的冬季和难得一见的阳光让他总是感冒和失眠。
　　他住在汉堡大学的招待所里，36平米的一居室，生活用品基本齐全，房费由汉办支付，水电煤等费用全包含其中。平时自己煮饭，超市里大米蔬菜和中餐的调料都能买到，但绿叶菜的价格很贵。午饭有时去学校食堂，有时就吃面包喝咖啡。
　　“我听说有的老师被派往苏丹，每天要在井里打三桶水，生活非常艰苦，跟他们比起来我这里算是很好了。”王宏图说。
　　王宏图的父亲是著名的古代文学和批评理论大家，已年过八旬。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佳成为王宏图在外最挂念的事，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的思念：“2009年2月6日 周五，张微昨天在办公室里向我推荐了一个免费电话网站，注册后不用交钱，每次可打30分钟。我与父母通了电话。他们毕竟年老体弱，春节期间除了超市，基本上没出过门。”
　　对于女儿也非常想念。“2009年 5月30日 周六。今天慕遥将参加上海中学生迎世博英语大赛，也不知这小家伙能否进前五名。梦中得知她得了第七名。上午点击进入文新报业集团网站，找不到新的消息，也没有最后总决赛的视频，后来在MSN上遇见赵洁，她说慕遥进了前五名。中午打电话到父母那儿，得知慕遥得了银奖（第二名）。”
　　更多的时间，王宏图用来阅读。两年期间，他阅读了卡夫卡、阿图尔·施尼茨勒、托马斯·伯恩哈德等人作品的德文原著。在日记中他写道：“2008年11月23日 周日。时间就这样飞速过去。在德国待了一年，德语学了近两年。以前好几次尝试着想学德语，连教材都买好了，但都不果而终。这次总算学出了点名堂，能欣赏德文原著。单单这一点，也不枉欧洲之行。”
　　除了阅读，占据他休息时间最多的是小说创作。其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风华正茂》（2009年出版）和《再见，日耳曼尼亚》的大部分内容，小说中他安排了主人公在德国的场景，“如果没来汉堡，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构思。”
　　研究俄罗斯文学的高荣国休息时间也是看书和做相关研究。他所在的喀山是一座古老而相对封闭的城市，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华商企业，再加上喀山并不是俄罗斯的旅游城市，来此旅游的华人极少。据悉，目前仅有1名华人在喀山定居。“我只能广交俄罗斯朋友，一方面可以排遣寂寞，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孔院的工作做铺垫。总体来说虽然孤单，但不空虚。”
　　相较而言，年轻的汪丽勇生活就丰富一些。京都是个寺庙很多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寺庙到处可见。每星期他都会漫步在大小新旧寺庙之中。今年的4月，他还跟学生们一起去观赏了最美的樱花。
　　回国：这次是单程票
　　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王宏图一直在研究不同文化间的影响和接受。但在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两年里，他确确实实体会到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不易。
　　“这两年，我虽然没有做出特别大的成绩，但在推广中华文化上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的人指责孔子学院花了那么多钱却没见成效，我觉得文化交流工作不能急功近利。如果孔子学院开设在那里20年，甚至50年，虽然表面上它看起来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这个机构如果长时间存在，当地市民就会知道，中国在这里有个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中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就会开花结果。”
　　“再者说，语言学习本来就很难速成，认识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孔子学院实际上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即将回国的高荣国也总结：“刚到喀山，我甚至很后悔，所以那时郁闷远比快乐多。如今，就在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却发现，两年来，纵有诸多抱怨和困苦，但有一种温度始终在温暖、感动着我，这就是汉语的温度，准确地说，是喀山那些热爱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朋友们所传递给我的那份真情。”
　　王宏图在汉堡的最后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2009年11月23日 周一。康易清在航站楼门口和我告别，说希望明年在上海再相见。下午两点飞机起飞时，舷窗上一串串雨水滚动着。别了，汉堡。在法兰克福转机，辗转达两小时，夜色降临后才起飞，这次是单程票，不知何时再来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