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正在进一步梳理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相关规定，下一步将出台有关实施细则，适时会尝试一些突破。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基本和国有资本进入是同样标准，没有特别的障碍。“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在改制过程中已经大量进入了民间资本。”
　　全国政协委员、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通过资本市场支持小微企业的重点应放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上，这是现行条件下支持小微
　　企业风险最小、力度最大的方式。但现在监管部门对城商行上市标准定得太高。“我知道银监会有一个内部规定，但从未对外承认，就是要求城商行的资产规模要达到700亿元，才算过了门槛。”这容易造成城商行和农商行盲目追求规模、跨区经营。 “（出现伪造金融票证案的）齐鲁银行如果上市，避免风险的可能性恰恰是提高了。”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巡视员张小济：海外企业普遍 反映海外融资不容易：一方面欧美本身就缺钱，另一方面，海外资产不能抵押、担保。“希望银监会能放宽对这方面的管制”。中国3.2万亿美元外储，具体的摆放情况外界不清楚，但欧美肯定是大头。“能否成立一个新的基金，把一部分外汇放到这个基金里，专门用于海外企业融资？”与其当欧美资产的债权人，还不如当自己企业的债权人。“肉烂了还在锅里”。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不缺钱，但是为什么企业家感觉到缺钱？就是因为存在过多的金融压抑，造成有钱人的钱不能到达需要用钱的人那里去。”
　　全国人大代表、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多家银行的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上浮30%~50%，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总成本达13%左右。更有部分银行变相收取管理费、咨询费、额度设立费、贷款承诺费、贷款安排费、风险保证金等，还有部分银行要求将贷款额的部分用于购买银行指定的金融理财产品等。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即使能贷到款，也无力承担。这在无形中留下了金融市场的空白点，被其他一些合法非主流金融机构和社会民间资本所利用。银行的短期贷款中，中小企业只占不到20%。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3年中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
　　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规定小额贷款利率的上限为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而以追求盈利甚至暴利为主要目的的小额贷款公司基本上都按上限利率发放贷款，中小企业以正常的利润率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高利率，这是“饮鸩止渴”。这就好像在市场流通中又增加了一个环节，从而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
　　邱继宝建议：设立政策性国家中小企业银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银行收费既有银行提高中间业务收入的动机，也有企业希望提高信用等级评价的考虑，综合来看，并不增加银行总利润，也不增加企业成本。 假设银行给企业确定的贷款利率是9%，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分拆为6%的贷款利率和3%的财务顾问费。对企业而言，贷款利率隐含银行对企业信用等级的评价，企业在其他机构贷款时，其他机构会参考6%的贷款利率，如此可降低企业再次贷款的利率。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银行业守押服务（业务库守护、现钞押运）外包给专业保安服务公司后，具有鲜明“管办合一”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职化”色彩的守押服务以及由此形成的垄断经营，与银行业高度市场化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不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堪重负，而且潜藏着一定的风险隐患。
　　目前绝大部分地区守押市场的运作模式仍然是地市或县级公安机关组建守押公司，负责本辖区内守押工作，社会资本参与新办守押公司的申请基本上都未予批复。各地也几乎一致采取严厉的排他政策，禁止其他地区守押公司来本地经营，彼此封锁的现象不仅存在于省区之间，在多数省域内各地市之间、甚至城区与县域、县与县之间也同样存在。甚至个别地区(如广东汕头市)的公安机关至今仍未批准成立市场化守押公司。
　　马蔚华建议由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区域银行议定价格底线，以规模优势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守押市场定价的影响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朝阳：当前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错位，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与民间资本过剩并存，应尽快使民间金融从“地下”转向“地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我国金融空白乡镇仍占全国乡镇总数的四分之一，建议进一步扩大空白乡镇金融覆盖。
　　全国政协委员、常州市长兴集团董事长汤燕雯：要给予小贷公司正式的名分，执行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税收政策及各种优惠政策待遇，正式纳入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
　　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建议：利率市场化应该提上日程，这个问题放开后，中小企业就能够名正言顺地做到如果借不到大银行较低的利率的贷款，就可以到其他一些放开利 息的银行去取自己所需。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2011年我国移动支付用户数达2.2亿户，比2010年增长61%；预计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将在2012年达到235亿元。产业链内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将该业务一手包揽从头做到尾，若产业链环节中的各方各自为战，整个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建议将移动支付产业纳入国家重点扶持创新产业，可由招商银行等商业银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中国银联、电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第三方支付公司等企业，探索移动支付行业的商业模式。
　　民革中央：建议选择某些地区与某些业务领域作为两岸金融业制度合作的试点，制定两地通行的银行政策，逐步对接两地有关银行的法律、法规，以清除阻碍两地间产品、服务、人员、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为今后深化两岸金融服务业合作做出示范。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限购令已经实施一年之久，“现在国家还应继续加大调控力度不放松，但在房贷方面可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定向宽松”。
　　全国政协委员、原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梅兴保：国内银行业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但也需要防范，主要担心房地产项目如果出现崩盘，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特别是在近两年房地产热潮中成立的一些房地产信托产品。这些项目普遍拿地成本高、融资成本高，去年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情况，都是用展期和增发新信托产品的方式暂时对付了危机。但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不景气，甚至大幅下滑，这些房地产信托项目将首当其冲。
　　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建议鼓励发展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且责、权、利统一的民营银行。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江连海：截止到2011年底，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82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35万亿元，企业存款31万亿元，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存款近20万亿元。扣除58万亿元银行贷款，还有20多万亿元未派上用场。一方面股市低迷，嗷嗷待哺，缺乏后续资金；另一方面银行有较多的剩余资金。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关键是监管措施和手段是否有力和高效，是否能够控制银行资金盲目无序进入股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银监会对于银行理财资金入市还要统筹研究，对进入资本市场的理财资金可能需 要设定相应的比例限制和制度限制，要控制好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银行业盈利在连续实现快速增长后将温和回落，呼吁建立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基金，专门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信用保证保险保费补贴和分担贷款损失偿还费用。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民生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例超过40%，其收益率比对大企业贷款的收益还高出一到两个点。服务小微企业，银行需要转变传统的成本观念。“民生银行去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达700多亿元，今年不会低于这一数字。”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商业银行参与期货市场是必要、必需的，这有助于我国国际定价权争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可以转变银行经营管理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河南新乡市糖烟酒公司董事长买世蕊：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收缩，各大商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农村乡镇网点，造成河南省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建议国家支持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实验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广东将全力打造国际金融、产业金融、民生金融三张王牌。广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站，人民币跨境结算、内地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资本市场和其他金融品种对接都是广东发展国际金融的重要课题。民生金融则是广东的首创。陈云贤认为要利用好农村信用联社、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服务好“三农”，也可以探讨小额贷款、中小微企业贷款放款额度，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将金融手段作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的补充，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撑，也可以从金融角度来思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商业保险也可以作为政府扶贫的重要补充，考虑到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可以考虑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再担保的方式提供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原主任张泓铭：建议建立一个住房保障主力融资渠道，例如中国住房保障银行。这个银行可以吸储，可以吸纳存款，为住房保障金放贷，如果银行亏本的话，国家可以不收它的营业税、所得税，保持它的低成本经营。不能把保障房建设的任务分解到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部门，成为个别部门的福利，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统筹，这样才能解决公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前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行长马经：银行业高利润，是由于银行业自身资本改善、资产规模扩张、资产质量提高，而不是市场普遍认为的垄断利差因素。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国内中等企业利息支出占主营业务成本平均是11.7%，占中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41%。对企业影响显然也不像市场认为的那么夸张。
　　就目前银行业高利润原因，马经将之归结于三个因素：一是因为资本大幅改善，2003年以后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国家注资、上市等动作，累计注入了约3万亿元的资本金，这3万亿元按每年3%的收益率保守估算，每年也能增加1000多亿元的利润；二是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从2006年的43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111万亿元；三是资产质量显著提高，银行业不良资产从2003年的17.9%，大幅降低到2011年的2%。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组建金融国资委一事，还在进一步调查研究过程中。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副总经理谢卫：近些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发展迅猛。这些机构，政府一股独大，制衡机制失灵。一些地方政府虽然不掌握股份，却能以政府的强势地位掌握人事任命权，这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关的监管要求相去甚远。
　　“如果政府再不高度重视地方金融存在的风险，继续扩张，已经出现的危险苗头就会成为现实，这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打击将是巨大的。‘中担事件’折射出什么问题？现在这个事情由北京金融管理局出来协调，它代表地方政府。但以前地方政府是否缺席？此类问题以后可能会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