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文本中的长妈妈是鲁迅儿童时代的保姆，她帮鲁迅找到了“最初得到的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山海经》给了少年鲁迅强烈的“震悚”并产生无比的“敬意”，因而也使鲁迅对长妈妈终生怀有感激和怀念之情。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阿长与〈山海经〉》形成了单一的阅读视角和解读——诠释者较多地注目于从政治角度和民粹立场来阐释，把阿长阐释为劳动人民美好品质的化身，而忽略了鲁迅内心的冲突与紧张造成的压力，进而“忘却”《山海经》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符号和体验世界在文本中的存在，忽视了文本中到处蕴含的鲁迅的个体生命体验及其他丰富的文化内涵。
　　虽然既有的权威性的阐释认定文本表达的是鲁迅对阿长的怀念和赞美之情，但细读文本后，我们不免疑惑，文章难道仅仅是在回忆童年与长妈妈相处的点滴往事以寄托怀念之情吗？如果鲁迅单单是为了歌颂阿长，为什么题目不叫《阿长的故事》或《回忆阿长》而称作《阿长与〈山海经〉》呢？可见《山海经》才是文章的动情点，也是作者情思的触发点。
　　《山海经》是一部有许多鬼神故事的“巫书”。鲁迅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写“我”对《山海经》的喜爱，称“那是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生着翅膀的人；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日，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一向以反对鬼神著称的鲁迅，为什么会对《山海经》，特别是里边的刑天和精卫这两个鬼物如此偏爱呢？
　　走进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我们会了解这篇散文写于鲁迅个人生命面临着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心境最为“芜杂”、阴暗、寂寞时刻的1926年。那时的鲁迅可谓是怒撞不周山的“共工”，女师大事件、与章士钊的官司、现代派文人的论争、北洋政府的通缉使鲁迅处于重压之下。在所有处在“纷扰”转化为鲁迅内心的“纷扰”时，苦痛、孤独、焦虑、绝望的情绪与他的反抗、战斗、复仇的精神、意志相伴相生，纠缠在一起，使鲁迅处于一种阴暗的心境中，精神几乎崩溃。为了逃避精神上的重压和悲观，鲁迅不得不从记忆深处寻找“闲静”来抵御“纷扰”，于是我们看到了那部温情脉脉的《朝花夕拾》；为了从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到内的漫漫“黑暗”，鲁迅从自己的民间记忆、童年记忆、生命记忆的深处挖出了《山海经》。《山海经》中的刑天和精卫是中华民族复仇精神的化身，象征着反抗、否定、挑战、破坏和复仇。鲁迅要从他们身上汲取那种百折不挠、决不妥协的生存意志和同归于尽的英雄气概，使其在“运交华盖”时，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童年的、社会底层的力量和慰藉，以求缓解紧张的心境。
　　写下《阿长与〈山海经〉》后不久，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现在拼命要蔑视我的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站着‘鲁迅’这两个字。”鲁迅以“恶鬼”自况正是看重“恶鬼”身上的复仇气。鲁迅要做“刑天”，要用笔来使“正人君子”“麒麟下露出马脚”来。由此可见，对《山海经》的回忆隐喻着鲁迅心灵深处的东西。结尾那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的深情呼唤，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鲁迅心灵深处的呼唤，是他在受到外部的种种伤害后所发生的生命的呼唤：他要回到这个“仁厚黑暗的地母”的怀里，永安自己的灵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深情地回忆阿长，赞美阿长的爱，是内心极大的痛苦与悲愤的体现，他想用记忆中的爱，去反讽这个无爱的世界，同时更思念、更神往的是“最心爱的宝书”——《山海经》；更意在强调《山海经》对其的影响，从中获取慰藉和面对沉重现实的勇气。在这里，《山海经》不仅是鲁迅“最初”得到的最为心爱的宝书；更是鲁迅“此刻”汲取反抗力量的源泉。由此可见，《山海经》才是鲁迅情思的触发点，亦是鲁迅回忆阿长的原因所在，于是我们看到了对阿长深深的赞美，听到了真诚的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灵魂。”
　　[作者通联：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