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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成为今年两会上引发热烈讨论的政策要点之一。它源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总体要求，也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现实愿望。
在上海，“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的教育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学生要读好书，光读书不行，还需要艺术教育的启发；与此同时，家长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不再片面而盲目地追求升学，对孩子综合发展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艺术教育已经走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而电影育人，正是艺术教育的未来新方向。
近年来，上海在教育理念上的更新迭代有目共睹——对于优质教育的力推不怠，对于“上海机制”的创新创造，对于艺术教育的大力提倡，成果早已显现。
上海市文教结合办公室副秘书长林炊利为《新民周刊》总结了上海在艺术教育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的三大特征：首先，早在20年前就提出了“每个学生至少有一门艺术爱好，至少掌握一项艺术技能”的目标。
其次，上海已经形成了艺术人才的宝塔型培养结构——上海市有五大高水平学生艺术团及联盟的整体布局，包括：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学生民乐团，上海学生合唱团，上海学生戏剧团和上海学生舞蹈团。不仅如此，每个乐团还形成了联盟效应，各个区都设立了乐团，各学校也有独自成团或两三个学校联合成团，一层一层向上输送——达到五大乐团要求的还可以保送艺术院校，形成了一个从基层直接通往高等学府的通道，“人才可期”之下，家长们的积极性也被发动起来，艺术人才由此得以源源不断地从教育系统中走出，培养路径清晰可见。
再次，上海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教育机制保障——投入是优先倾斜的，保障力度非常大。每年都有固定的资金投入，用于学生出国展演活动，用于日常请名师进学校。此外，艺术教师配备齐全，每个学校还有一名专职的艺术总辅导员，即使到了高三，艺术教育的开课率也在逐年提升。
配足教师，开足课程——能够达成这种共识，恰是因为上海的教育已经走到了这一历史阶段，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家长都普遍认识到：学生要读好书，光读书不行，需要艺术的启发，而艺术教育的特点就是天马行空，想象力豐富，能够打开思维。
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人们对教育有需求，物质文明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精神文明的需求随之水涨船高。“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现在上海的中小学老师，学历水平都很高，高中的老师之中硕士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林炊利表示，“不仅如此，随着大学录取率的提高，也大大缓解了基础教育对于升学率的盲目追求，让家长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新一代80后父母对孩子综合发展的需求更大——可以说，美育已经走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身为专业电影教育的践行者，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刘海波同样感受到了艺术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都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电影也是一样。以往，电影已经从传统教学中缺席很久，所以很多家长对电影教育是陌生的。我碰见过家长和我说：我们知道孩子学物理、化学，将来可以去当老师、当医生，但是学了电影，是要做主持人、做明星吗？这对于电影育人的理解显然是非常狭隘的。我告诉他们：学电影有一点像外语里学阿拉伯语——我们是个小语种，从事电影的人数毕竟有限，如果只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学什么更容易就业，那未必要学电影。但是如果你把接触、欣赏、参与电影生产理解为日益普及的大众行为，那么电影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专业——在这一点上，上海走在了前头，在中小学就撒下了喜爱电影的种子，许多家长也会鼓励孩子亲近电影。”
之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人才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悄然改变。
“最近这些年，中国教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家长的选择更多了，不再拘泥于考一本二本还是三本，也可以选择直接留学，或者选择温影这样直接接受电影专业教育。”刘海波表示，“当孩子的未来成为一道多项选择题之后，许多家庭的孩子就开始可以有一点‘不走寻常路’了。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在反思，希望可以提供更丰富的教育给孩子们。如今上海的艺术教育已经走在前头，做了许多探索和示范，相信未来主管部门也会有革命性的改变，就像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未来的生活不只是富足的，还要多姿多彩，要美好，艺术教育正是与这个大方向吻合的。”
在刘海波看来，无论是美育还是电影，其最终目的都是“育人”。“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艺术教育？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全面完整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他不仅不是一个考试机器，也不能满足于只在某个专业文化知识上有底子，更要注意情商、注意艺术的修养。在这方面，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因为电影不是跟你讲道理，电影截取了具体的人生，在具体的人生里，人物的行为反应就贯穿了中国文化，贯穿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了人性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这是其他任何艺术都不能取代或超越的。”
不仅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电影育人作用都是教育界的共识。美国的电影育人起步很早——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摄影机，1910年，美国就诞生了第一部专门用于教育的16毫米电影，被美国内政部教育署（当时美国教育部还没有单列）称为“教育电影”。
1913年，教育署还发布了报告，明确指出“将电影作为教育辅助手段”——不过当时由于胶片拷贝的关系，教育电影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到了1938年1月，教育署正式将电影作为教育手段进行研究，电影第一次作为全学科教育，而非德育的手段进入校园，等于是公认了电影在教育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电影可以渗透进学科。 从1937到1938年，美国在特拉华州的塔山学校（Tower Hill）进行了为期2年的实验，寻找适应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和手段，让电影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美国的教师往往一人要教授众多课程，有時甚至超出能力范围，以致大部分教师没有太多精力做专业教学研究，而电影恰恰包罗万象，充当了教学最好的补充材料。
此后，美国又诞生了一类专做教育电影的公司，拍摄社科、自然、人文方面的电影，长度从10分钟到40分钟不等，不仅有知识传输，还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因而受到了学校的欢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我国80年代诞生的一批科教片，也有类似的作用。
二战之后，美国教育界达成共识：电影是最好的教化工具。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对于“魔弹理论”的逆反：魔弹理论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可以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但二战之后人们发现媒介不管用，反而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而电影却像是现在流行的“意见领袖”（KOL），属于二级传播，按照传播学的规律，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可以取得最好的教化效果。
1987年，胡夫·吉尔莫（Hugh Gilmore）发表了影响一时的文章：《什么不是电影教育》。在文章中，他一连提出七个“不”，对电影教育“不能做什么”提出了界定，也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反过来明确了电影教育最大的功能。而这“七不”其实是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要求：看起来包罗万象功能千变万化的电影，只有当学校中实现了基础性的改革、配备了有专业技巧的教师进行引导之后，电影教育才会产生预期的影响。
与美国相似的是，如今英国已经把电影教育当作国策，还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文盲”概念：不会看电影，就是文盲。据悉，英国电影协会（BFI）每年都会资助学校做影视教学实验。2017年，英国还提出了一个5年计划，投资5亿英镑，支持电影教育。
令人惊讶的是，在以电影艺术闻名全球的法国，尽管它的电影作品已经广受世界认可，但是从政府层面到电影人层面，大家都依然对电影教育感到非常迫切。
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和法国驻沪总领馆文化处主办的大师班上，记者见到了年已耄耋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曾在1980-1987年任职电影资料馆馆长，又于2007年再度接过馆长重任至今。
对全球影迷来说，由朗格卢瓦创建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都是一方圣地。科斯塔1933年出生于希腊雅典，毕业于巴黎国家电影学院，他的学生时代，正值法国电影新浪潮，他没少跑电影资料馆：戈达尔、特吕弗……当时的资料馆每天都会播放多部影片，对于科斯塔来说就是最好的学习。
“时至今日，资料馆仍然会每天播放六七部不同的电影，从我担任馆长到现在，已经做过七八个中国电影回顾展，播放了120多部中国电影，既有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有戏曲电影，还有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肖像主题展。”
在资料馆的熏陶下，科斯塔执导的影片《Z》，连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全美影评家联合会最佳影片奖，这使他蜚声国际影坛。紧接着，他的作品又接二连三获得了金棕榈奖、奥斯卡奖、金熊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正是通过电影资料馆，让我意识到，原来电影可以不仅是美国西部片那样的娱乐片，还可以通过电影关心社会，电影是非常严肃的工作——让我下定决心去巴黎国家电影学院深造。”科斯塔说，“如今我自己担任馆长，也非常重视电影教育的普及工作。资料馆会和中小学组织‘工作坊’活动，每年都要接纳5万名青少年前来参与——有5-7岁的低龄儿童，他们主要是观赏一些截取的电影片段；7-14岁的青少年，我们会为他们展示电影的主题，让导演来阐述电影想要表达的思想、拍摄电影的技巧；而14-18岁的青少年，我们会安排不同国家的电影流派给他们观赏，相互比较。”
不仅是青少年走进资料馆，资料馆也会走进中学。“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让电影走进中学，不是放电影，而是把电影作为学科来教——现代社会充满了影像，手机上，马路上，我认为青少年需要知道如何去选择接受——哪些是宣传类的影像，哪些是真正好的影像。现在我们的中学每年会放5-6部电影，除了展示法国电影，还会展示其他国家的电影，包括中国，有一个选片委员会专门负责选片，他们之中有电影评论家，也有教育家，会一起选择、推荐电影片目给孩子们。”科斯塔希望法国能够再集中培养一些电影教师，“我们的电影教师还远远不够，国家教育体系中需要培养一些专职的电影教师——好在我们的总统对此很感兴趣，最近的一个大型文化教育项目就把电影纳入了其中。”
在科斯塔看来，电影育人最大的功能，就是赋予国民文化素养：“每一个人如何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好？靠的就是艺术和文化。教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导演，就像教文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去成为作家。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可以让国民变得更好，也可以让国民理解：他者可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走近群体的机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电影育人上还可以做出哪些创新，让电影更好地融入国民教育和人才发展大计？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我们的“校园电影院线”网络平台，可以尝试将众多教育系统的数字资源实现平台共建共享。未来，将更好地发挥电影育人的功效，让电影真正与教学相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优质教育。
在上海，“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的教育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学生要读好书，光读书不行，还需要艺术教育的启发；与此同时，家长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不再片面而盲目地追求升学，对孩子综合发展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艺术教育已经走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而电影育人，正是艺术教育的未来新方向。
美育走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近年来，上海在教育理念上的更新迭代有目共睹——对于优质教育的力推不怠，对于“上海机制”的创新创造，对于艺术教育的大力提倡，成果早已显现。
上海市文教结合办公室副秘书长林炊利为《新民周刊》总结了上海在艺术教育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的三大特征：首先，早在20年前就提出了“每个学生至少有一门艺术爱好，至少掌握一项艺术技能”的目标。
其次，上海已经形成了艺术人才的宝塔型培养结构——上海市有五大高水平学生艺术团及联盟的整体布局，包括：上海学生交响乐团，上海学生民乐团，上海学生合唱团，上海学生戏剧团和上海学生舞蹈团。不仅如此，每个乐团还形成了联盟效应，各个区都设立了乐团，各学校也有独自成团或两三个学校联合成团，一层一层向上输送——达到五大乐团要求的还可以保送艺术院校，形成了一个从基层直接通往高等学府的通道，“人才可期”之下，家长们的积极性也被发动起来，艺术人才由此得以源源不断地从教育系统中走出，培养路径清晰可见。
再次，上海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教育机制保障——投入是优先倾斜的，保障力度非常大。每年都有固定的资金投入，用于学生出国展演活动，用于日常请名师进学校。此外，艺术教师配备齐全，每个学校还有一名专职的艺术总辅导员，即使到了高三，艺术教育的开课率也在逐年提升。
配足教师，开足课程——能够达成这种共识，恰是因为上海的教育已经走到了这一历史阶段，无论是教育界还是家长都普遍认识到：学生要读好书，光读书不行，需要艺术的启发，而艺术教育的特点就是天马行空，想象力豐富，能够打开思维。
从“基本均衡”走向“优质均衡”，人们对教育有需求，物质文明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精神文明的需求随之水涨船高。“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现在上海的中小学老师，学历水平都很高，高中的老师之中硕士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林炊利表示，“不仅如此，随着大学录取率的提高，也大大缓解了基础教育对于升学率的盲目追求，让家长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新一代80后父母对孩子综合发展的需求更大——可以说，美育已经走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当人才评价
成为一道多项选择题
身为专业电影教育的践行者，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刘海波同样感受到了艺术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都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电影也是一样。以往，电影已经从传统教学中缺席很久，所以很多家长对电影教育是陌生的。我碰见过家长和我说：我们知道孩子学物理、化学，将来可以去当老师、当医生，但是学了电影，是要做主持人、做明星吗？这对于电影育人的理解显然是非常狭隘的。我告诉他们：学电影有一点像外语里学阿拉伯语——我们是个小语种，从事电影的人数毕竟有限，如果只从功利的角度去考虑学什么更容易就业，那未必要学电影。但是如果你把接触、欣赏、参与电影生产理解为日益普及的大众行为，那么电影就是非常有魅力的专业——在这一点上，上海走在了前头，在中小学就撒下了喜爱电影的种子，许多家长也会鼓励孩子亲近电影。”
之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人才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悄然改变。
“最近这些年，中国教育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家长的选择更多了，不再拘泥于考一本二本还是三本，也可以选择直接留学，或者选择温影这样直接接受电影专业教育。”刘海波表示，“当孩子的未来成为一道多项选择题之后，许多家庭的孩子就开始可以有一点‘不走寻常路’了。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在反思，希望可以提供更丰富的教育给孩子们。如今上海的艺术教育已经走在前头，做了许多探索和示范，相信未来主管部门也会有革命性的改变，就像十九大报告中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未来的生活不只是富足的，还要多姿多彩，要美好，艺术教育正是与这个大方向吻合的。”
在刘海波看来，无论是美育还是电影，其最终目的都是“育人”。“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艺术教育？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全面完整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他不仅不是一个考试机器，也不能满足于只在某个专业文化知识上有底子，更要注意情商、注意艺术的修养。在这方面，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因为电影不是跟你讲道理，电影截取了具体的人生，在具体的人生里，人物的行为反应就贯穿了中国文化，贯穿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了人性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这是其他任何艺术都不能取代或超越的。”
英美：不会看电影，
是新时代的文盲
不仅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电影育人作用都是教育界的共识。美国的电影育人起步很早——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电影摄影机，1910年，美国就诞生了第一部专门用于教育的16毫米电影，被美国内政部教育署（当时美国教育部还没有单列）称为“教育电影”。
1913年，教育署还发布了报告，明确指出“将电影作为教育辅助手段”——不过当时由于胶片拷贝的关系，教育电影的使用效率并不高。到了1938年1月，教育署正式将电影作为教育手段进行研究，电影第一次作为全学科教育，而非德育的手段进入校园，等于是公认了电影在教育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电影可以渗透进学科。 从1937到1938年，美国在特拉华州的塔山学校（Tower Hill）进行了为期2年的实验，寻找适应现代学校教育的方式和手段，让电影发挥作用。这一时期，美国的教师往往一人要教授众多课程，有時甚至超出能力范围，以致大部分教师没有太多精力做专业教学研究，而电影恰恰包罗万象，充当了教学最好的补充材料。
此后，美国又诞生了一类专做教育电影的公司，拍摄社科、自然、人文方面的电影，长度从10分钟到40分钟不等，不仅有知识传输，还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因而受到了学校的欢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我国80年代诞生的一批科教片，也有类似的作用。
二战之后，美国教育界达成共识：电影是最好的教化工具。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对于“魔弹理论”的逆反：魔弹理论认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可以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但二战之后人们发现媒介不管用，反而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而电影却像是现在流行的“意见领袖”（KOL），属于二级传播，按照传播学的规律，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可以取得最好的教化效果。
1987年，胡夫·吉尔莫（Hugh Gilmore）发表了影响一时的文章：《什么不是电影教育》。在文章中，他一连提出七个“不”，对电影教育“不能做什么”提出了界定，也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反过来明确了电影教育最大的功能。而这“七不”其实是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要求：看起来包罗万象功能千变万化的电影，只有当学校中实现了基础性的改革、配备了有专业技巧的教师进行引导之后，电影教育才会产生预期的影响。
与美国相似的是，如今英国已经把电影教育当作国策，还提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文盲”概念：不会看电影，就是文盲。据悉，英国电影协会（BFI）每年都会资助学校做影视教学实验。2017年，英国还提出了一个5年计划，投资5亿英镑，支持电影教育。
法国：电影让国民变得更好
令人惊讶的是，在以电影艺术闻名全球的法国，尽管它的电影作品已经广受世界认可，但是从政府层面到电影人层面，大家都依然对电影教育感到非常迫切。
在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和法国驻沪总领馆文化处主办的大师班上，记者见到了年已耄耋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曾在1980-1987年任职电影资料馆馆长，又于2007年再度接过馆长重任至今。
对全球影迷来说，由朗格卢瓦创建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都是一方圣地。科斯塔1933年出生于希腊雅典，毕业于巴黎国家电影学院，他的学生时代，正值法国电影新浪潮，他没少跑电影资料馆：戈达尔、特吕弗……当时的资料馆每天都会播放多部影片，对于科斯塔来说就是最好的学习。
“时至今日，资料馆仍然会每天播放六七部不同的电影，从我担任馆长到现在，已经做过七八个中国电影回顾展，播放了120多部中国电影，既有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有戏曲电影，还有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肖像主题展。”
在资料馆的熏陶下，科斯塔执导的影片《Z》，连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全美影评家联合会最佳影片奖，这使他蜚声国际影坛。紧接着，他的作品又接二连三获得了金棕榈奖、奥斯卡奖、金熊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正是通过电影资料馆，让我意识到，原来电影可以不仅是美国西部片那样的娱乐片，还可以通过电影关心社会，电影是非常严肃的工作——让我下定决心去巴黎国家电影学院深造。”科斯塔说，“如今我自己担任馆长，也非常重视电影教育的普及工作。资料馆会和中小学组织‘工作坊’活动，每年都要接纳5万名青少年前来参与——有5-7岁的低龄儿童，他们主要是观赏一些截取的电影片段；7-14岁的青少年，我们会为他们展示电影的主题，让导演来阐述电影想要表达的思想、拍摄电影的技巧；而14-18岁的青少年，我们会安排不同国家的电影流派给他们观赏，相互比较。”
不仅是青少年走进资料馆，资料馆也会走进中学。“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让电影走进中学，不是放电影，而是把电影作为学科来教——现代社会充满了影像，手机上，马路上，我认为青少年需要知道如何去选择接受——哪些是宣传类的影像，哪些是真正好的影像。现在我们的中学每年会放5-6部电影，除了展示法国电影，还会展示其他国家的电影，包括中国，有一个选片委员会专门负责选片，他们之中有电影评论家，也有教育家，会一起选择、推荐电影片目给孩子们。”科斯塔希望法国能够再集中培养一些电影教师，“我们的电影教师还远远不够，国家教育体系中需要培养一些专职的电影教师——好在我们的总统对此很感兴趣，最近的一个大型文化教育项目就把电影纳入了其中。”
在科斯塔看来，电影育人最大的功能，就是赋予国民文化素养：“每一个人如何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好？靠的就是艺术和文化。教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导演，就像教文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去成为作家。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可以让国民变得更好，也可以让国民理解：他者可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走近群体的机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电影育人上还可以做出哪些创新，让电影更好地融入国民教育和人才发展大计？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我们的“校园电影院线”网络平台，可以尝试将众多教育系统的数字资源实现平台共建共享。未来，将更好地发挥电影育人的功效，让电影真正与教学相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优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