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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4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推迟颁发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决定在2019年同时颁发今明两年的文学奖——也就是说，今年文学奖的颁奖礼，就此没戏了;而为“村上春树万年陪跑”之类八卦老梗唠叨个不休的围观群众们，也不妨早早散了，另寻乐子罢。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瑞典文学院可谓丑闻缠身，危机重重。多名院士辞职离开的消息经过媒体的渲染，更助长了坊间的猜疑与热议，使学院不免生出几分“心力交瘁、累觉不爱”之感。
怪谁呢？据说一切的肇始，源于一对“不可描述”的极品夫妻。
瑞典文学院创立于1786年，从1900年开始主办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并颁发这个令全世界激动（也许，并不）的奖项，至今已经118年。
从2012年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定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75.46万元），于每年10月初公布获奖者，12月10日颁奖——那天，是科学家诺贝尔的忌日。
恐怕，连仙逝多年的诺贝尔本人都料想不到，原意旨在鼓励各领域“为人类作杰出贡献者”而设立的大奖，居然会在这么多年后，与女权意识“绝地归来”背景下的“#MeToo”运动挂钩，并以十分不光彩的方式，成了消费主义时代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
众所周知，自打好莱坞因韦恩斯坦的性侵案刮起“#MeToo”旋风，势如破竹地席卷了全球政商界、时尚界、运动界之后，向来被认为“人间净土”的学术界（相对论意义上的），最终也宣告“沦陷”。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直被视为“圣殿”的瑞典文学院的“内部崩塌”。
去年11月，瑞典媒体披露：某位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关系密切的“文化界名人”，在1996年至2017年间，涉嫌对学院多名成员的妻女、女性成员及工作人员实施性骚扰、猥亵和强奸……尔后，官方忙调查，媒体忙报道，至今年4月，竟有18名受害人陆续站出，声称遭受这名“文化界名人”的凌辱。据悉，此人对身边女性屡行不轨，不思悔改;更曾色迷心窍，将禄山爪伸向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王室或碍于颜面，选择“不予置评”）;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藏在文学界的衣冠禽兽有什么来头？他叫让-克洛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但他的老婆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了不得，乃北欧著名女诗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而根据媒体深挖的猛料，这对夫妻“负负相吸，‘情趣’相契”，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论坛”（le forum）的文化俱乐部，借“瑞典文学院后花园”的虚名，行“招募后宫备胎”，及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之实。男方还犹如“开了天眼”，提前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干次，从博彩公司处捞了不少油水。
斯文扫地，瑞典文学院的其他院士坐不住了。他们想投票决定，是否要将弗罗斯滕松“请”出学院和诺奖评选委员会。不幸的是，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弗罗斯滕松留任的居然占了大多数——瑞典文学院负责人、常务秘书莎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院士克拉斯·奥斯特格伦（Klas Ostergren）、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与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遂彻底怒了，接连宣布辞职。事态持续发酵，眼下，7人相继辞职，文学院只剩下了11名院士，诺奖又规定至少得“凑足”12名评委，所以，2018年的文学奖，“僵脱”了。
瑞典当地某电台记者马蒂亚斯·伯格说，考虑延迟颁奖的院士“为学院内部的混乱深感不安”，并认为学院“没脸颁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院士之一佩尔·韦斯特贝里表示，“由四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按照通常的安排，运作完全正常。不论今年秋天还是推迟到明年（宣布文学奖花落谁家），我们以及学院其他院士都会在这个夏天阅读并深入研究决选名单上的五位候选人的作品。”
瑞典文学院现任院长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亦证实，今年的20人秘密候选名单已产生，5人入围名单也将很快出炉，时间节奏跟以往一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依然会进行，并选出获奖者，只是明年（2019年）补颁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马悦然看来，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人数不足不是问题，目前提名小组的工作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是，马悦然承认，突然取消颁发本年度文学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感觉今年颁发该奖，会让得奖人感到不那么荣幸。”通过瑞典《每日新闻》，马悦然呼吁“大家回来投票，不要再提意见了”。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临时常任秘书奥森对外放话，“瑞典文学院的成员们充分意识到，目前的信心危机对未来的工作和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在宣布下一位获奖者之前恢复公众对学院的信心。这是出于对所有已获得文学奖和未来将要获得文学奖的人士的尊重，也是对诺贝尔基金会和大众的尊重。”
资料显示，诺贝尔文学奖开过七次“天窗”。除了1935年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其他年份停发，都是因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之，此番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两人引火烧身，殃及诺奖，倒也算创下新的“纪录”——让瑞典文学院恨不能抹除的“纪录”。
事實上，长久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渐渐演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名利场的通俗闹剧与狂欢。保密的协议，封闭的赛场，“看不见”的选手，暧昧不明的规则，让云里雾里的“忠实观众”们莫名兴奋，乐此不疲地“批发”着从N个渠道那道听途说来的N个预言、流言与谣言。有书评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世界上最受人瞩目的文学奖，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同时，它的阴影和光芒一样重，遗珠之憾也不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伍尔夫……名单一长串，都是没得过诺奖的大师）。而对于非英语和瑞典语作家，其作品的翻译对评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瑞典文学院可谓丑闻缠身，危机重重。多名院士辞职离开的消息经过媒体的渲染，更助长了坊间的猜疑与热议，使学院不免生出几分“心力交瘁、累觉不爱”之感。
怪谁呢？据说一切的肇始，源于一对“不可描述”的极品夫妻。
文学奖的通俗闹剧与狂欢
瑞典文学院创立于1786年，从1900年开始主办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并颁发这个令全世界激动（也许，并不）的奖项，至今已经118年。
从2012年开始，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定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575.46万元），于每年10月初公布获奖者，12月10日颁奖——那天，是科学家诺贝尔的忌日。
恐怕，连仙逝多年的诺贝尔本人都料想不到，原意旨在鼓励各领域“为人类作杰出贡献者”而设立的大奖，居然会在这么多年后，与女权意识“绝地归来”背景下的“#MeToo”运动挂钩，并以十分不光彩的方式，成了消费主义时代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
众所周知，自打好莱坞因韦恩斯坦的性侵案刮起“#MeToo”旋风，势如破竹地席卷了全球政商界、时尚界、运动界之后，向来被认为“人间净土”的学术界（相对论意义上的），最终也宣告“沦陷”。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直被视为“圣殿”的瑞典文学院的“内部崩塌”。
去年11月，瑞典媒体披露：某位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瑞典文学院关系密切的“文化界名人”，在1996年至2017年间，涉嫌对学院多名成员的妻女、女性成员及工作人员实施性骚扰、猥亵和强奸……尔后，官方忙调查，媒体忙报道，至今年4月，竟有18名受害人陆续站出，声称遭受这名“文化界名人”的凌辱。据悉，此人对身边女性屡行不轨，不思悔改;更曾色迷心窍，将禄山爪伸向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王室或碍于颜面，选择“不予置评”）;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藏在文学界的衣冠禽兽有什么来头？他叫让-克洛德·阿尔诺（Jean-Claude Arnault），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但他的老婆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了不得，乃北欧著名女诗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而根据媒体深挖的猛料，这对夫妻“负负相吸，‘情趣’相契”，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论坛”（le forum）的文化俱乐部，借“瑞典文学院后花园”的虚名，行“招募后宫备胎”，及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之实。男方还犹如“开了天眼”，提前泄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干次，从博彩公司处捞了不少油水。
斯文扫地，瑞典文学院的其他院士坐不住了。他们想投票决定，是否要将弗罗斯滕松“请”出学院和诺奖评选委员会。不幸的是，投票结果显示，支持弗罗斯滕松留任的居然占了大多数——瑞典文学院负责人、常务秘书莎拉·达尼乌斯（Sara Danius），院士克拉斯·奥斯特格伦（Klas Ostergren）、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与皮特·恩格伦（Peter Englund）遂彻底怒了，接连宣布辞职。事态持续发酵，眼下，7人相继辞职，文学院只剩下了11名院士，诺奖又规定至少得“凑足”12名评委，所以，2018年的文学奖，“僵脱”了。
瑞典当地某电台记者马蒂亚斯·伯格说，考虑延迟颁奖的院士“为学院内部的混乱深感不安”，并认为学院“没脸颁发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院士之一佩尔·韦斯特贝里表示，“由四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按照通常的安排，运作完全正常。不论今年秋天还是推迟到明年（宣布文学奖花落谁家），我们以及学院其他院士都会在这个夏天阅读并深入研究决选名单上的五位候选人的作品。”
瑞典文学院现任院长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亦证实，今年的20人秘密候选名单已产生，5人入围名单也将很快出炉，时间节奏跟以往一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依然会进行，并选出获奖者，只是明年（2019年）补颁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马悦然看来，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人数不足不是问题，目前提名小组的工作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是，马悦然承认，突然取消颁发本年度文学奖，“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感觉今年颁发该奖，会让得奖人感到不那么荣幸。”通过瑞典《每日新闻》，马悦然呼吁“大家回来投票，不要再提意见了”。
与此同时，瑞典文学院临时常任秘书奥森对外放话，“瑞典文学院的成员们充分意识到，目前的信心危机对未来的工作和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在宣布下一位获奖者之前恢复公众对学院的信心。这是出于对所有已获得文学奖和未来将要获得文学奖的人士的尊重，也是对诺贝尔基金会和大众的尊重。”
资料显示，诺贝尔文学奖开过七次“天窗”。除了1935年院士们因无法在表决会议中达成协议而停发，其他年份停发，都是因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之，此番阿尔诺和弗罗斯滕松两人引火烧身，殃及诺奖，倒也算创下新的“纪录”——让瑞典文学院恨不能抹除的“纪录”。
事實上，长久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渐渐演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名利场的通俗闹剧与狂欢。保密的协议，封闭的赛场，“看不见”的选手，暧昧不明的规则，让云里雾里的“忠实观众”们莫名兴奋，乐此不疲地“批发”着从N个渠道那道听途说来的N个预言、流言与谣言。有书评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是世界上最受人瞩目的文学奖，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同时，它的阴影和光芒一样重，遗珠之憾也不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普鲁斯特、纳博科夫、伍尔夫……名单一长串，都是没得过诺奖的大师）。而对于非英语和瑞典语作家，其作品的翻译对评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