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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反映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迅速引起了包括中外作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急切关注。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选编的叙写动物形象的文本就通过塑造、描绘一些动物形象，来表现人和动物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思考，对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只有作出深度解读，才能顿悟出其中的生态伦理，进而鉴照人心，召唤人性。本文从“动物为人所依赖”“动物为人所戕害”“人与动物共生共荣”三个方面作出探讨。
关键词：生态伦理；文本阅读；动物形象；解读
“生态”这一概念首先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中提出，但当时仅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上日程。后来，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发展及加剧而造成世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反映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迅速引起了包括中外作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急切关注。他们有的用理性的生态思想从事专门的生态写作；而有的则在小说和散文中通过塑造、描绘一些动物形象表现人和动物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思考。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编了《像山那样思考》《鸟啼》《怀念红狐》《意大利蟋蟀》等叙写动物形象的课文。传统的教学往往习惯于只关注人自身的认知和情感，这一教法无疑忽略了文本主体对象的独特性，对文本的解读失之肤浅，未能真正理解和体味出作者所要传达的生态伦理，当然就更不能起到鉴照人心，召唤人性的目的。
既然是“动物形象”，必然与纯粹写人记事的文本有所区别，那么在阅读鉴赏中就不应该忽视“动物形象”的主体地位，而应该变换阅读的视角——不是从人视物，而是从物视人，用平等与理性的目光去审读自然界的关系；既然是“动物形象”，动物与人之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应该抓住二者关系，探知出人心与人性的根本。唯有这样另辟蹊径的解读才能引领并帮助学生从这类文本中读出新意、读出深度，进而启发他们作出更为悠远的思考。
一、 动物为人所依赖
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得知，人类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需要是对生存的需求；当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又可能出现更高级别的需求如情感需求等等。动物是人这些需要依赖的主要对象之一。
自然界各个生物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生态环境失去平衡，那么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像山那样思考》中，随着狼的消灭殆尽，鹿最终因为自身数量的暴增带来可食之物的急剧减少而饿死遍野。动物群体的消失，山林草原的毁灭，都使得人类的衣食住行失去了保障，人类一直奋斗追求的“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又怎会得以实现呢？
人一直自诩为是重感情的群体，然而自私、嫉妒、短视等狭隘心理又常常使人变得薄情、冷漠、功利。可悲的是，对此人类往往看不见自身情感上的阴暗和丑陋。动物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情感表达都成为人类情感自省的一面镜子。《怀念红狐》中红狐跪求幼崽的场面让人唏嘘不已，“一股悲哀突然袭击了我，我正用手臂抹眼角上的泪水，爹的喊狗声猛然在院子里响起，我不由得心头一紧，才发现是邻居家那只肥肥胖胖的大狼狗已出现在院子里，喘着粗气要向狐发起进攻，被爹死死抱住脖子”。面对红狐不顾生死救崽的场面，“我”和爹完全可以只有感动，为什么“我”会“悲哀”，爹会“死死抱住”大狼狗呢？因为红狐没有以恶报恶的举动和不惜尊严的行为，使“我们”猛然醒悟到“我们”先前对红狐的睚眦必报之举是多么的龌龊卑鄙。“我”的“悲哀”和爹的“死死抱住”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对自己行为过错的自责和对动物高尚品行的震惊。倘若没有红狐这一举动，“我”和爹的善性又怎会寻回？
作家张炜说过：“一种生命需要另一种生命的安慰。”的确，人们应该认同并感激自然界中的动物。
二、 动物为人所戕害
人的感恩往往是短暂的。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是他们顽固的思想内核。他们自恃拥有万物之灵长的智慧，创造了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就理所当然地凌驾于自然生命之上，自诩为“万物之灵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荼毒生灵，理性的丧失直接导致行为的瘋狂。
《像山那样思考》一文对这一问题揭示得最为明显，“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人会放过打死一只狼的机会。在一秒钟之内，我们就把枪弹上了膛，过度的兴奋竟使我们无法瞄准”。猎人打狼的初衷是除害，“狼越少，鹿就越多”。这种认知能力由当时较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无可厚非。但是久而久之，猎人们“不动扳机就感到手痒”，就像贾平凹在他的力作《怀念狼》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旦狼都被打光了，失业了的猎人们的上肢渐渐萎缩，猎人们的手似乎素来就是为了打击动物而存在的。打狼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的嗜好和取悦于己的手段，几近病态。正是人们的一己私利导致了狼的消亡，同时人们也因为自己的做法而自食恶果：生态环境的恶化带给了人们长远的危险，使得人们奋力追求的“时代的和平”幻化为泡影。
人们的这种功利性行为使得身边的动物对人产生了恐惧和警惕，使得它们远离人群社会。类似于科学小品的状物散文《意大利蟋蟀》，虽然通篇是客观描述意大利蟋蟀的发声器官和发声原理，但在行文的某些细枝末节之处，作者这样写道：“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动静，演奏家仿佛立刻就把发声器移到肚子里去了。你刚才听见它在这儿，非常近，近在眼前；可现在，你突然又听到它在远处，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正继续演奏它的乐曲。”
正是人类长期以来的屠宰破坏自然生命的行为使得动物对人保持了警戒甚至是仇恨，比如莫言曾在小说《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中就描述了一匹狼遭人铲断尾巴而事隔数年还千里复仇的故事。所有这些都警醒着人们：动物世界是一个具有灵性的生命世界，与人处在同等地位，动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一旦受到人们的野蛮对待，它们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报仇雪恨。行动决定命运，人们应该三思后行，珍惜自己，珍惜生存世界中的一切生灵。否则，那就不仅是动物和自然界的悲剧，更是人类自身的悲剧。 三、 人与动物共生共荣
人与自然（动物）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如何呢？早在中国古代，哲人们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生态观。孟子的心性理论“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的“道法自然”，宋代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等等著名命题，都无不例外地强调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后来的很多作家，无论中外，大都承续了中国古代先哲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精神，在理性地批判人和自然疏离对立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他对人与自然“并肩而不相害”的理想生命状态的向往和追求。
劳伦斯在《鸟啼》中不惜笔墨地描绘鸟啼的变化，从“吃力、微弱”“隐约而清越”“含糊、若断若续”到“明快悦耳”。作者极力地在一片死寂中展现出鸟啼的诗意和力量。鸟啼即象征新生命，作者通过将鸟人格化，把自然当成人看待，让人与自然建立起生命对话。作者在这些写作策略的背后表达的是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想。
《意大利蟋蟀》之所以把意大利蟋蟀的形体特征、发生特点、发生器官和发生方法叙写得如此详细，就是要表明昆虫和人一样都是颤动的生命，即“我的蟋蟀啊，有你们陪伴，我反而能感受到生命在颤动；而我们尘世泥胎造物的灵魂，恰恰就是生命”。因为同为生命，所以人与自然应该平等相待。
《怀念红狐》中之所以“很多年以后，红狐哀痛的叫声”“让我变得伤怀不已”就是因为当下社会人对动物失去了悲悯之心，人心冷漠，所以“我”想用我的“伤怀”来唤起漠然的人心，呼吁人们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像山那样思考》启示人们：人类应该眼光放远，从自然本身出发，尊重善待自然，这样才能避免恶果产生。
无论是形而下的休戚与共，还是形而上的生命互通，这些作家笔下人和动物的关系都表现出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理念，人和动物都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共同存在和融合于自然世界中，进而达成了天人合一、互相会意的境界。作家们的希冀也应该是人类的心声。
动物文学是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加拿大作家的《我所熟悉的野生动物》、我国有动物小说大王之称的沈石溪的《斑羚飞渡》以及上述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等等，都广受读者欢迎。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选编“动物形象”的阅读文本是拥有智慧和文學审美能力的体现。
诚然，选入的文本篇目数量有限，但这仅有文本的内容表现却广博而典型，体现了其他动物文学和叙写“动物形象”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在“人与物的对话”的专题导言中说：“人有一个本领，那就是‘格物’——观察和研究，人还应当有一个追求，那就是‘致知’——求得认知”，“动物形象”作为“物”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能够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并建立起与自然亲善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审视自身，更好地发展自我。
参考文献：
[1]张鹏.信仰·忧患·拯救——当代文坛生态书写的三个方向[J].社会科学论坛，2009（13）：62.
[2]张炜.黑鲨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203.
[3]丁帆，杨九俊.现代散文选读（选修），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104.
作者简介：
昝莹姝，江苏省通州市，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关键词：生态伦理；文本阅读；动物形象；解读
“生态”这一概念首先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在《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中提出，但当时仅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上日程。后来，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发展及加剧而造成世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反映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迅速引起了包括中外作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急切关注。他们有的用理性的生态思想从事专门的生态写作；而有的则在小说和散文中通过塑造、描绘一些动物形象表现人和动物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思考。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编了《像山那样思考》《鸟啼》《怀念红狐》《意大利蟋蟀》等叙写动物形象的课文。传统的教学往往习惯于只关注人自身的认知和情感，这一教法无疑忽略了文本主体对象的独特性，对文本的解读失之肤浅，未能真正理解和体味出作者所要传达的生态伦理，当然就更不能起到鉴照人心，召唤人性的目的。
既然是“动物形象”，必然与纯粹写人记事的文本有所区别，那么在阅读鉴赏中就不应该忽视“动物形象”的主体地位，而应该变换阅读的视角——不是从人视物，而是从物视人，用平等与理性的目光去审读自然界的关系；既然是“动物形象”，动物与人之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应该抓住二者关系，探知出人心与人性的根本。唯有这样另辟蹊径的解读才能引领并帮助学生从这类文本中读出新意、读出深度，进而启发他们作出更为悠远的思考。
一、 动物为人所依赖
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得知，人类最基本和最迫切的需要是对生存的需求；当人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又可能出现更高级别的需求如情感需求等等。动物是人这些需要依赖的主要对象之一。
自然界各个生物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它们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生态环境失去平衡，那么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将会受到严峻的挑战。《像山那样思考》中，随着狼的消灭殆尽，鹿最终因为自身数量的暴增带来可食之物的急剧减少而饿死遍野。动物群体的消失，山林草原的毁灭，都使得人类的衣食住行失去了保障，人类一直奋斗追求的“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又怎会得以实现呢？
人一直自诩为是重感情的群体，然而自私、嫉妒、短视等狭隘心理又常常使人变得薄情、冷漠、功利。可悲的是，对此人类往往看不见自身情感上的阴暗和丑陋。动物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情感表达都成为人类情感自省的一面镜子。《怀念红狐》中红狐跪求幼崽的场面让人唏嘘不已，“一股悲哀突然袭击了我，我正用手臂抹眼角上的泪水，爹的喊狗声猛然在院子里响起，我不由得心头一紧，才发现是邻居家那只肥肥胖胖的大狼狗已出现在院子里，喘着粗气要向狐发起进攻，被爹死死抱住脖子”。面对红狐不顾生死救崽的场面，“我”和爹完全可以只有感动，为什么“我”会“悲哀”，爹会“死死抱住”大狼狗呢？因为红狐没有以恶报恶的举动和不惜尊严的行为，使“我们”猛然醒悟到“我们”先前对红狐的睚眦必报之举是多么的龌龊卑鄙。“我”的“悲哀”和爹的“死死抱住”的背后反映的是人对自己行为过错的自责和对动物高尚品行的震惊。倘若没有红狐这一举动，“我”和爹的善性又怎会寻回？
作家张炜说过：“一种生命需要另一种生命的安慰。”的确，人们应该认同并感激自然界中的动物。
二、 动物为人所戕害
人的感恩往往是短暂的。人类中心主义始终是他们顽固的思想内核。他们自恃拥有万物之灵长的智慧，创造了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就理所当然地凌驾于自然生命之上，自诩为“万物之灵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荼毒生灵，理性的丧失直接导致行为的瘋狂。
《像山那样思考》一文对这一问题揭示得最为明显，“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人会放过打死一只狼的机会。在一秒钟之内，我们就把枪弹上了膛，过度的兴奋竟使我们无法瞄准”。猎人打狼的初衷是除害，“狼越少，鹿就越多”。这种认知能力由当时较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无可厚非。但是久而久之，猎人们“不动扳机就感到手痒”，就像贾平凹在他的力作《怀念狼》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旦狼都被打光了，失业了的猎人们的上肢渐渐萎缩，猎人们的手似乎素来就是为了打击动物而存在的。打狼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的嗜好和取悦于己的手段，几近病态。正是人们的一己私利导致了狼的消亡，同时人们也因为自己的做法而自食恶果：生态环境的恶化带给了人们长远的危险，使得人们奋力追求的“时代的和平”幻化为泡影。
人们的这种功利性行为使得身边的动物对人产生了恐惧和警惕，使得它们远离人群社会。类似于科学小品的状物散文《意大利蟋蟀》，虽然通篇是客观描述意大利蟋蟀的发声器官和发声原理，但在行文的某些细枝末节之处，作者这样写道：“然而只要有一点儿动静，演奏家仿佛立刻就把发声器移到肚子里去了。你刚才听见它在这儿，非常近，近在眼前；可现在，你突然又听到它在远处，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正继续演奏它的乐曲。”
正是人类长期以来的屠宰破坏自然生命的行为使得动物对人保持了警戒甚至是仇恨，比如莫言曾在小说《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中就描述了一匹狼遭人铲断尾巴而事隔数年还千里复仇的故事。所有这些都警醒着人们：动物世界是一个具有灵性的生命世界，与人处在同等地位，动物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一旦受到人们的野蛮对待，它们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报仇雪恨。行动决定命运，人们应该三思后行，珍惜自己，珍惜生存世界中的一切生灵。否则，那就不仅是动物和自然界的悲剧，更是人类自身的悲剧。 三、 人与动物共生共荣
人与自然（动物）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如何呢？早在中国古代，哲人们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生态观。孟子的心性理论“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老子的“道法自然”，宋代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等等著名命题，都无不例外地强调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后来的很多作家，无论中外，大都承续了中国古代先哲的“天人合一”这一思想精神，在理性地批判人和自然疏离对立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他对人与自然“并肩而不相害”的理想生命状态的向往和追求。
劳伦斯在《鸟啼》中不惜笔墨地描绘鸟啼的变化，从“吃力、微弱”“隐约而清越”“含糊、若断若续”到“明快悦耳”。作者极力地在一片死寂中展现出鸟啼的诗意和力量。鸟啼即象征新生命，作者通过将鸟人格化，把自然当成人看待，让人与自然建立起生命对话。作者在这些写作策略的背后表达的是对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想。
《意大利蟋蟀》之所以把意大利蟋蟀的形体特征、发生特点、发生器官和发生方法叙写得如此详细，就是要表明昆虫和人一样都是颤动的生命，即“我的蟋蟀啊，有你们陪伴，我反而能感受到生命在颤动；而我们尘世泥胎造物的灵魂，恰恰就是生命”。因为同为生命，所以人与自然应该平等相待。
《怀念红狐》中之所以“很多年以后，红狐哀痛的叫声”“让我变得伤怀不已”就是因为当下社会人对动物失去了悲悯之心，人心冷漠，所以“我”想用我的“伤怀”来唤起漠然的人心，呼吁人们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像山那样思考》启示人们：人类应该眼光放远，从自然本身出发，尊重善待自然，这样才能避免恶果产生。
无论是形而下的休戚与共，还是形而上的生命互通，这些作家笔下人和动物的关系都表现出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理念，人和动物都作为一种生命形式共同存在和融合于自然世界中，进而达成了天人合一、互相会意的境界。作家们的希冀也应该是人类的心声。
动物文学是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加拿大作家的《我所熟悉的野生动物》、我国有动物小说大王之称的沈石溪的《斑羚飞渡》以及上述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等等，都广受读者欢迎。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选编“动物形象”的阅读文本是拥有智慧和文學审美能力的体现。
诚然，选入的文本篇目数量有限，但这仅有文本的内容表现却广博而典型，体现了其他动物文学和叙写“动物形象”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在“人与物的对话”的专题导言中说：“人有一个本领，那就是‘格物’——观察和研究，人还应当有一个追求，那就是‘致知’——求得认知”，“动物形象”作为“物”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能够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并建立起与自然亲善的关系，也能帮助我们审视自身，更好地发展自我。
参考文献：
[1]张鹏.信仰·忧患·拯救——当代文坛生态书写的三个方向[J].社会科学论坛，2009（13）：62.
[2]张炜.黑鲨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203.
[3]丁帆，杨九俊.现代散文选读（选修），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104.
作者简介：
昝莹姝，江苏省通州市，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