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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的先生被美国公司外派到北京,于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国探亲。北京已经变化得认不得了,外在的繁华自不必说,内里也变得惊人,仅是当年出走的“娜拉”们,现在却想回归家庭,寻找一种“安乐式”的解放,单就这一点就让我惊讶不已。现在,有一部分职业女性,原本是有工作的,可是尝到了“双肩挑”的苦头之后,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自己回归家庭,享受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男人,赚了足够的钱,不仅愿意养自己的太太,甚至还要养二奶、三奶。
现代女性“双肩挑”的痛苦,我深有体会。以前的女性,只需要照顾好家庭就行了,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这么能干,但也只是管家里的事,可是现在的职业女性,除了打理家庭繁重琐碎的日常生活,还要在职业场上,与男性承受同样的压力,仿佛陷入了新的牢房,像服苦役,所以也想找一条解放之路。当年“五四”时期的“娜拉”们把丈夫看成斗争对象,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把门一摔,一走了之;现在的“娜拉”们把丈夫当作救星,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一心一意地依赖丈夫,回家享清福。仔细想想也真有意思,中国女性经过二十世纪的革命洗礼,从“五四”时期的“娜拉”式的离家出走,再到革命时期林道静式的“新女性”,再到新中国时期李双双式的“妇女半边天”,双肩挑家庭挑工作,绕了一圈,回归家庭居然成了当代女性梦寐以求的归宿之一。以前的女性走出家庭,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更大的幸福;现在的女性走回家庭,是为了摆脱工作的重压,为了享受安乐的生活。但是,她们真的找到了吗?鲁迅在1923年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认为“娜拉”出走以后所遇到的问题,易卜生并没有解答,其实“娜拉”们出走后碰到经济困境,也就是钱的问题,日子过不下去了,“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现在的“娜拉”们,因为丈夫能够提供好的经济条件,而乐意回家,可是我们不妨也学学鲁迅,问问“娜拉”回家后怎样?难道回家就能够解决女性的生存困境吗?
在女性解放的问题上,鲁迅比他的同代人看得更透彻。比如鲁迅的《伤逝》所描述的问题就比胡适的《终身大事》复杂多了,女主角子君逃离父母的家庭时,曾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是不久在跟涓生的爱情生活中,很快就沦落成被涓生看不起的小妇人,失去了自我的声音,成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婚姻的牺牲品。鲁迅很早就看到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境,不像其他“五四”启蒙者那么浪漫,只是让“娜拉”们把门一摔了事,而是真切地关注新女性的实际生存问题。正因如此,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主张女子需要争取经济权:“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他还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
子君的困境,虽然是“五四”新女性的困境,但也依然是新一代回归家庭的“娜拉”们的困境。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鲁迅所说的女子“需要争取经济权”还没有过时,还仍旧比博大的女子解放事业更加麻烦,更加艰巨。职业女性在外打拼,在家照顾孩子,虽然辛苦,可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也有一定的事业成就感,视野比较开阔。可是当她们回到家后,不再有固定收入,只是靠丈夫养家,在家庭经济权的争夺战中自然腰杆不够硬,说话不够理直气壮,还得看丈夫脸色行事,而且视野可能越变越窄,像子君那样,天天围着小油鸡和叭儿狗打转,只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最后还是被涓生瞧不起。家庭主妇在日常生活中的付出,其实是巨大的,但却是隐形的,看不见的,还没有完全被社会认可。西方女权主义者一再呼吁,要给家庭主妇发“工资”,让男人们看到家庭主妇们天天忙活的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家庭主妇拿固定的“工资”,最多只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我爱露茜》的情景喜剧中的家庭主妇露茜,每个月丈夫给她一定的“零花钱”(allowance)。再者,回归家庭的“娜拉”们,除了“相夫教子”之外,如果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只是拼命地美容瘦身,只注意美化自己的外表,而不注意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很可能丢失自我,重新当丈夫的傀儡,被庸庸碌碌的日常家庭生活所淹没。年老色衰之时,没有独立的工作,没有独立的意志,就会像子君那样,被丈夫厌弃,从丈夫心目中的“梦中人”沦落到“多余人”。有许多西方小说和电影都关注家庭主妇的困境这一题材,比如好莱坞电影《最完美娇妻》中的妻子们,曾经是社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后来厌倦了商业社会的压力,选择回归家庭,可是不久就发现丈夫一心想把自己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听话的“最完美娇妻”。
出走还是回家?——这是现代女性面临的两难困境,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平坦。我认为,当代女性如果选择“回归家庭”,摆脱令人焦虑的职业女性生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回归家庭后,只是重新变成了丈夫的“玩偶”或是“最完美娇妻”,天天担心丈夫有没有二奶、三奶,而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解放到了今天,真可谓是一场大倒退。
现代女性“双肩挑”的痛苦,我深有体会。以前的女性,只需要照顾好家庭就行了,比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这么能干,但也只是管家里的事,可是现在的职业女性,除了打理家庭繁重琐碎的日常生活,还要在职业场上,与男性承受同样的压力,仿佛陷入了新的牢房,像服苦役,所以也想找一条解放之路。当年“五四”时期的“娜拉”们把丈夫看成斗争对象,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把门一摔,一走了之;现在的“娜拉”们把丈夫当作救星,主动放弃自己的职业,一心一意地依赖丈夫,回家享清福。仔细想想也真有意思,中国女性经过二十世纪的革命洗礼,从“五四”时期的“娜拉”式的离家出走,再到革命时期林道静式的“新女性”,再到新中国时期李双双式的“妇女半边天”,双肩挑家庭挑工作,绕了一圈,回归家庭居然成了当代女性梦寐以求的归宿之一。以前的女性走出家庭,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更大的幸福;现在的女性走回家庭,是为了摆脱工作的重压,为了享受安乐的生活。但是,她们真的找到了吗?鲁迅在1923年曾经做过一个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认为“娜拉”出走以后所遇到的问题,易卜生并没有解答,其实“娜拉”们出走后碰到经济困境,也就是钱的问题,日子过不下去了,“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现在的“娜拉”们,因为丈夫能够提供好的经济条件,而乐意回家,可是我们不妨也学学鲁迅,问问“娜拉”回家后怎样?难道回家就能够解决女性的生存困境吗?
在女性解放的问题上,鲁迅比他的同代人看得更透彻。比如鲁迅的《伤逝》所描述的问题就比胡适的《终身大事》复杂多了,女主角子君逃离父母的家庭时,曾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是不久在跟涓生的爱情生活中,很快就沦落成被涓生看不起的小妇人,失去了自我的声音,成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婚姻的牺牲品。鲁迅很早就看到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境,不像其他“五四”启蒙者那么浪漫,只是让“娜拉”们把门一摔了事,而是真切地关注新女性的实际生存问题。正因如此,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主张女子需要争取经济权:“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他还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
子君的困境,虽然是“五四”新女性的困境,但也依然是新一代回归家庭的“娜拉”们的困境。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鲁迅所说的女子“需要争取经济权”还没有过时,还仍旧比博大的女子解放事业更加麻烦,更加艰巨。职业女性在外打拼,在家照顾孩子,虽然辛苦,可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也有一定的事业成就感,视野比较开阔。可是当她们回到家后,不再有固定收入,只是靠丈夫养家,在家庭经济权的争夺战中自然腰杆不够硬,说话不够理直气壮,还得看丈夫脸色行事,而且视野可能越变越窄,像子君那样,天天围着小油鸡和叭儿狗打转,只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最后还是被涓生瞧不起。家庭主妇在日常生活中的付出,其实是巨大的,但却是隐形的,看不见的,还没有完全被社会认可。西方女权主义者一再呼吁,要给家庭主妇发“工资”,让男人们看到家庭主妇们天天忙活的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应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家庭主妇拿固定的“工资”,最多只是像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我爱露茜》的情景喜剧中的家庭主妇露茜,每个月丈夫给她一定的“零花钱”(allowance)。再者,回归家庭的“娜拉”们,除了“相夫教子”之外,如果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只是拼命地美容瘦身,只注意美化自己的外表,而不注意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很可能丢失自我,重新当丈夫的傀儡,被庸庸碌碌的日常家庭生活所淹没。年老色衰之时,没有独立的工作,没有独立的意志,就会像子君那样,被丈夫厌弃,从丈夫心目中的“梦中人”沦落到“多余人”。有许多西方小说和电影都关注家庭主妇的困境这一题材,比如好莱坞电影《最完美娇妻》中的妻子们,曾经是社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后来厌倦了商业社会的压力,选择回归家庭,可是不久就发现丈夫一心想把自己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听话的“最完美娇妻”。
出走还是回家?——这是现代女性面临的两难困境,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平坦。我认为,当代女性如果选择“回归家庭”,摆脱令人焦虑的职业女性生活,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回归家庭后,只是重新变成了丈夫的“玩偶”或是“最完美娇妻”,天天担心丈夫有没有二奶、三奶,而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解放到了今天,真可谓是一场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