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丁玲在《诗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沈从文先生读后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怨气,他在致徐迟、周健强的信中曾经气愤地说:“《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她目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有权有势,并且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女作家,谁也无法否定。我却只算得是个挂名‘空头作家’,任何一点,都够不上被骂资格,更不会妨碍她在世界上在历史上的尊严地位”,“照国外习惯,对她印象之好,也多从这本‘坏书’得来。至于她的三十年代写成的小说,国外熟人是否真有多少人赞赏,实在不得而知。但研究她的外国人,写论文如果不用我那本‘坏书’,恐怕将无从下笔。”
　　沈先生在致徐迟的信中还说过丁玲:“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三十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三十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此外,在致周健强的信中,沈先生对他的这些观点还说过:“丁玲这二十年来受了些委屈是真事,以她的绝顶聪明,应当明白这委屈自有或远或近原因,可派不到我的头上。”
　　沈先生在致徐迟、周健强的信和在与周先生的谈话中也曾说:“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做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全书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的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还说:“解放后,我为了身体不好,难于适应新的写作要求,为避免作‘绊脚石’,心安理得转到博物馆去做个普通说明员,凡事从头学起,从不向任何人发什么牢骚,或冒充‘空头作家’。即或所有老同行、旧同事,甚至于学生的学生,也无不‘飞黄腾达’,成为大小不等要人,我也从不做‘攀龙附凤’妄想。”在他与周健强的谈话中,沈先生激愤地说:“别人骂我也好,冤枉我也好,我都懒得管了。解放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没有去巴结过她,她也对我没有什么恶意。她母亲来北京时,还请我吃饭,老人家还说过许多感谢我的话……七九年她改正后,我们还为她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听说她得了癌,我们两个还说,这回无论如何要去她家看看她。不晓得为什么她忽然在80年3月的《诗刊》上,发表胡也频的遗诗时,骂起我来了。说我是‘市侩’,是‘胆小鬼’……从此她每写文章就总忘不了骂我,而且越骂越升级,越骂越精巧。我呢,与世无争,无权无势,挨了一辈子骂,从没有回骂过,不是我不会骂,我实在是没得时间,也舍不得浪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