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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是我国私营娼妓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私营娼妓在民国兴盛的原因，与当时客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环境等有巨大关系。
关键词：民国时期；私营娼妓业；兴盛的原因
一、娼妓的概念衍变
娼，本作倡，起于音乐，与“优”同。《说文解字》：“倡，乐也。”“优，饶也，一曰倡也。”在古代，“倡”意为从事歌舞的女艺人，又称“女乐”、“女倡”等。“妓”指以歌舞表演为生，容貌姣好但地位低下的女艺人或从事性服务的女子。《旧唐书》·《天竺国传》云“百姓殷乐……家有奇乐倡妓”，合并后的“倡妓”有了后来妓女的含义。民国时期，“娼妓”一词概念同“妓女”。这时“娼妓”主意为那些接受钱财而提供性服务的女子。
二、我国娼妓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娼妓出现较早，古代以官妓为主。春秋时期管仲创立的国营“女闾”，是为我国国营娼妓业之始。唐代不仅设“宜春院”专门管理官妓，还创设教坊教授歌舞。宋代，妓院之变名的瓦舍众多。元代，官妓还用于服务外国使节。明代妓女人数大增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男妓接客所“长春苑”。
清雍正康熙年间废止了官妓有关制度。官方娼妓业的废除，使私营娼妓业由此兴起。民国时人有言“中国不论哪方面的事业，都是比较西欧先进各国贫乏与落后的。但惟有一样，却是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所不能及的，那就是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1]可见该时期私营娼妓业发展之盛。
三、民国私营娼妓业繁荣的原因
民国时期私营娼妓业在各地都较发达。如扬州“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习为故常，猎粉渔脂，浸成风气”；汉口“妓院规模宏大，有苏帮、川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帮之别”；[2]广州东堤等地“酒楼连云，火炕林立”[3]。民国私营娼妓业繁荣主要有以下客观原因：
（一）社会环境恶劣，农村经济渐趋崩溃
1、政府横征暴敛及自然灾害。民国以来连年的战争，直接导致农村灾荒和饥荒出现。为巩固地盘，军阀在各地横征暴敛。如直隶“于三年间土地税增长了五倍”[4]；广东地区有军费、北伐费、自治费、游击费等名目，“不下三十种”。[5]绝大多数农民入不敷出。另外，从1920年到1936年，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6]自然灾害频发也直接影响农民的生计。
2、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其一，人满为患。虽民国人口较清代持续增长，但土地面积无明显增多，人口外移现象普遍。其二，土地兼并现象常见。该阶段，土地兼并者主要为商人、地主、官僚等。如安徽霍邱的张敬尧、阜阳的倪嗣冲家，各拥地七八万亩以上[7]，奉系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151600垧〔一垧15亩）以上[8]。土地兼并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走投无路的他们只好流落他乡或到城市谋生。
3、盗匪恣虐。民国“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9]。盗匪恣虐，加剧了兵战带给社会的动荡及人民流离失所的窘境。《徐闻全属难民泣诉书》一书中称1918至1928年“全邑人民被其屠戮者，不下四五万人；流离转徙就食他方者，不下三四万人”。[10]
恶劣的社会环境，使农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迫于生计，女子多被迫卖身以缓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困境。一位参与过妓女改造工作的人说“她们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到妓院卖身，或是生活所迫，或是身不由己。”[11]
（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为妓女提供生存之机
1、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一，列强入侵后，古老中国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为私营娼妓业的发展提供人口来源。其二，列强入侵后，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为摆脱生存困境，女性相继进入城市务工。但当时的农村妇女，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加之民国人口过剩等原因，这些妇女职业选择有限且工资收入极低。在上述情况下，就业门槛低、赚钱多且快的娼妓业就成为许多农村妇女就业的选择。
2、妓院成为大商人、政府官员交往的场所和媒介。民国年间，妓院多是大商人交往贸易的场所和政府官员进行政治交际的媒介。妓院不仅是他们寻欢作乐之地，更是谋取经济或政治权益的绝佳场所。当时，商业往往与娼妓业的发展也相辅相成。
3、交通的便利。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贸易的繁荣及各地联系的加强，位于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的城市日渐壮大。交通的便利、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难民、商人、军政官僚等前来。这些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大批妓女也随之到来。
（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民国时期，性别比例失衡，男性人数多于女性，况当时嫖妓是公开寻常之事，因此妓女的需求量大增。以北京为例，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总人口1363425人中，男性为834009人，占62%；女性529416人，占38%。[12]男女比例不均，意味着众多男性找不到配偶。为解决男性生理需求，妓院渐增。
（四）拐卖妇女为娼之风盛行
该时期，私营娼妓业规模巨大，娼妓市场的繁荣，很多人凭此敛财，拐卖妇女事件层出不穷。如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终南、哑柏、马召三镇的人市上，少妇幼女被客贩卖的，达13000余人”。[13]“兴华梅埔焦平以及江西各地贩卖潮籍人口，几成为公开之秘密。”[14]国联妇女调查团曾提出：“贩卖妇女最多的国家，推中国为第一，这种贩卖的妇女，主要是作为娼妓的。”[15]可知，当时中国贩卖人口数量之多、情况之普遍，这为娼妓行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口。
（五）政府对娼妓业整治缺乏和在华列强的包庇
政府对娼妓业合理整治的缺乏及外国列强对娼妓业的包庇，也使该时期此行业得以被保护并兴盛。民国警政机关将工作精力主用于军阀政治集团的防范，对娼妓业的管制缺乏。又战争需大量财政支持，因此妓院的花娟成了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如此一来，政府對社会要求的对娼妓严格的治理工作变得难以实行。另，当时的通商口岸及租借各处是众人嫖娼的庇护所“夷夏揉杂，人众狠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娟寮妓馆，趁风骄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话，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16]西方在华列强对娼妓的包庇，不失为娼妓业得以盛行的又一原因。 四、结语
谈及妓女，社会各界往往嗤之以鼻。人们常把她们看做是破坏家庭、传播性疾病的罪魁祸首，而以往学者对其的研究，也多持贬斥态度。以民国时期为例，笔者认为看待妓女和此行业，我们不应单纯地埋怨妓女自身，还应分析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只有以客观的视角分析妓女行业存在和盛行的原因，才更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对妓女行业的合理整治和废止。（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碧茵.娟妓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第101页.
[2]徐坷.清稗类钞·娟妓类，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3]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332页.
[4]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民19年，第284-285页.
[5]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案，见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83页.
[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65页.
[7]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民25年，第46页.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15-17页.
[9]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齐鲁书社1988年，第295页.
[10]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页.
[11]谭朝霞.北京改造妓女纪实，档案时空·九州史话，2004年第11期.
[12]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62页.
[13]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
[14]转引自郑泽隆.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禁娼和打击拐卖妇女活动述评，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15]东方雜志，第30卷第13号.
[16]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
关键词：民国时期；私营娼妓业；兴盛的原因
一、娼妓的概念衍变
娼，本作倡，起于音乐，与“优”同。《说文解字》：“倡，乐也。”“优，饶也，一曰倡也。”在古代，“倡”意为从事歌舞的女艺人，又称“女乐”、“女倡”等。“妓”指以歌舞表演为生，容貌姣好但地位低下的女艺人或从事性服务的女子。《旧唐书》·《天竺国传》云“百姓殷乐……家有奇乐倡妓”，合并后的“倡妓”有了后来妓女的含义。民国时期，“娼妓”一词概念同“妓女”。这时“娼妓”主意为那些接受钱财而提供性服务的女子。
二、我国娼妓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娼妓出现较早，古代以官妓为主。春秋时期管仲创立的国营“女闾”，是为我国国营娼妓业之始。唐代不仅设“宜春院”专门管理官妓，还创设教坊教授歌舞。宋代，妓院之变名的瓦舍众多。元代，官妓还用于服务外国使节。明代妓女人数大增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男妓接客所“长春苑”。
清雍正康熙年间废止了官妓有关制度。官方娼妓业的废除，使私营娼妓业由此兴起。民国时人有言“中国不论哪方面的事业，都是比较西欧先进各国贫乏与落后的。但惟有一样，却是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所不能及的，那就是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1]可见该时期私营娼妓业发展之盛。
三、民国私营娼妓业繁荣的原因
民国时期私营娼妓业在各地都较发达。如扬州“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习为故常，猎粉渔脂，浸成风气”；汉口“妓院规模宏大，有苏帮、川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帮之别”；[2]广州东堤等地“酒楼连云，火炕林立”[3]。民国私营娼妓业繁荣主要有以下客观原因：
（一）社会环境恶劣，农村经济渐趋崩溃
1、政府横征暴敛及自然灾害。民国以来连年的战争，直接导致农村灾荒和饥荒出现。为巩固地盘，军阀在各地横征暴敛。如直隶“于三年间土地税增长了五倍”[4]；广东地区有军费、北伐费、自治费、游击费等名目，“不下三十种”。[5]绝大多数农民入不敷出。另外，从1920年到1936年，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6]自然灾害频发也直接影响农民的生计。
2、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其一，人满为患。虽民国人口较清代持续增长，但土地面积无明显增多，人口外移现象普遍。其二，土地兼并现象常见。该阶段，土地兼并者主要为商人、地主、官僚等。如安徽霍邱的张敬尧、阜阳的倪嗣冲家，各拥地七八万亩以上[7]，奉系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151600垧〔一垧15亩）以上[8]。土地兼并让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走投无路的他们只好流落他乡或到城市谋生。
3、盗匪恣虐。民国“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9]。盗匪恣虐，加剧了兵战带给社会的动荡及人民流离失所的窘境。《徐闻全属难民泣诉书》一书中称1918至1928年“全邑人民被其屠戮者，不下四五万人；流离转徙就食他方者，不下三四万人”。[10]
恶劣的社会环境，使农村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迫于生计，女子多被迫卖身以缓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困境。一位参与过妓女改造工作的人说“她们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到妓院卖身，或是生活所迫，或是身不由己。”[11]
（二）城市经济的畸形发展，为妓女提供生存之机
1、城市化进程加快。其一，列强入侵后，古老中国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为私营娼妓业的发展提供人口来源。其二，列强入侵后，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为摆脱生存困境，女性相继进入城市务工。但当时的农村妇女，大多处于文盲状态，加之民国人口过剩等原因，这些妇女职业选择有限且工资收入极低。在上述情况下，就业门槛低、赚钱多且快的娼妓业就成为许多农村妇女就业的选择。
2、妓院成为大商人、政府官员交往的场所和媒介。民国年间，妓院多是大商人交往贸易的场所和政府官员进行政治交际的媒介。妓院不仅是他们寻欢作乐之地，更是谋取经济或政治权益的绝佳场所。当时，商业往往与娼妓业的发展也相辅相成。
3、交通的便利。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贸易的繁荣及各地联系的加强，位于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的城市日渐壮大。交通的便利、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众多难民、商人、军政官僚等前来。这些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大批妓女也随之到来。
（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民国时期，性别比例失衡，男性人数多于女性，况当时嫖妓是公开寻常之事，因此妓女的需求量大增。以北京为例，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总人口1363425人中，男性为834009人，占62%；女性529416人，占38%。[12]男女比例不均，意味着众多男性找不到配偶。为解决男性生理需求，妓院渐增。
（四）拐卖妇女为娼之风盛行
该时期，私营娼妓业规模巨大，娼妓市场的繁荣，很多人凭此敛财，拐卖妇女事件层出不穷。如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终南、哑柏、马召三镇的人市上，少妇幼女被客贩卖的，达13000余人”。[13]“兴华梅埔焦平以及江西各地贩卖潮籍人口，几成为公开之秘密。”[14]国联妇女调查团曾提出：“贩卖妇女最多的国家，推中国为第一，这种贩卖的妇女，主要是作为娼妓的。”[15]可知，当时中国贩卖人口数量之多、情况之普遍，这为娼妓行业的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口。
（五）政府对娼妓业整治缺乏和在华列强的包庇
政府对娼妓业合理整治的缺乏及外国列强对娼妓业的包庇，也使该时期此行业得以被保护并兴盛。民国警政机关将工作精力主用于军阀政治集团的防范，对娼妓业的管制缺乏。又战争需大量财政支持，因此妓院的花娟成了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如此一来，政府對社会要求的对娼妓严格的治理工作变得难以实行。另，当时的通商口岸及租借各处是众人嫖娼的庇护所“夷夏揉杂，人众狠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娟寮妓馆，趁风骄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话，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16]西方在华列强对娼妓的包庇，不失为娼妓业得以盛行的又一原因。 四、结语
谈及妓女，社会各界往往嗤之以鼻。人们常把她们看做是破坏家庭、传播性疾病的罪魁祸首，而以往学者对其的研究，也多持贬斥态度。以民国时期为例，笔者认为看待妓女和此行业，我们不应单纯地埋怨妓女自身，还应分析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只有以客观的视角分析妓女行业存在和盛行的原因，才更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对妓女行业的合理整治和废止。（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碧茵.娟妓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7号，第101页.
[2]徐坷.清稗类钞·娟妓类，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3]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332页.
[4]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神州国光社民19年，第284-285页.
[5]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案，见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83页.
[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65页.
[7]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民25年，第46页.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15-17页.
[9]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齐鲁书社1988年，第295页.
[10]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0页.
[11]谭朝霞.北京改造妓女纪实，档案时空·九州史话，2004年第11期.
[12]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62页.
[13]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上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页.
[14]转引自郑泽隆.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禁娼和打击拐卖妇女活动述评，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15]东方雜志，第30卷第13号.
[16]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第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