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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改革有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现在的十大又是一个转折点，虽然还无法确定会怎么走，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越南人有理由更加乐观。
越共改革20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党总书记差额选举。事实上，纵观整个政治改革的过程，这种大胆的突破只不过是一种水到渠成。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志明说：“我觉得越南的改革有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现在的十大又是一个转折点，虽然还无法确定会怎么走，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越南人有理由更加乐观。”
穷则思变
与中国一样，越南的改革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自从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共采取了模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统一之前在北方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广到南方，没收了几乎所有的私有经济，在农村推行“公社”制度。但是此后，越南的经济逐渐陷入泥潭。
到了1985年底，“用1美元就可以换回一大捆越南币，4美元就可以做一套西装。”
在原有经济体制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改革的呼声首先从基层开始。当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南部一些地方，土地承包、效益工资等做法在地方官员的暗中支持下开始局部实施。
但是这种做法随后遭到了越共党内保守派的指责，一些越共官员到南方考察之后说：“一下飞机，就可以闻到胡志明市的资本主义味道。”
当时力主进行改革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还因此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在阮文灵的邀请下，时任越共总书记，一向被认为是越共内部持有保守立场的元老长征亲自到胡志明市考察。长征在考察之后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随后，阮文灵被重新启用，并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上当选越共总书记，阮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革新”政策，这也被越南官方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的开始。
苏东剧变震撼越南
1989年的苏东剧变，不仅意味着每年20亿卢布的苏越贸易和10亿卢布的苏联对越援助突然中止，而且代表着越南自统一以来就一直模仿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突然之间宣告失败。
1990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越南的革新是“半吊子”、“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他甚至呼吁越南应该考虑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像苏东那样进行“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的革新。
尽管陈随后于同年2月被逐出政治局，但是“陈春柏事件”还是透露出了当时越共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
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越共第一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是与马列主义一样的指导思想。被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之父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说，越南决不接受多元化、多党制，决不接受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它道路。“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这次会议被看作是越共对苏东剧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标志着越南彻底放弃苏联戈尔巴乔夫式改革，采取经济突进、政治缓进的稳妥改革步骤的开始。
中国的“学生”
1996年，越共八大上，军方及安全部门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达到20名，占11.7％，在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有6名，这是自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政治局委员中来自军方及安全部门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届。这一现象也一度被解读为越共自苏东剧变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民间组织、媒体网络的管理都是越南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位在越南学习的中国学者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即便是在革新政策进行了20年的今天，在越南的学术文章中意识形态的词汇仍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了越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他也同时强调越南仍然会坚持经济改革，甚至是适度的政治改革。这也基本上奠定了越南此后的政治共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改革，而不是质疑改革本身。今年越共十大召开前夕越南国内出现的改革大争论也是如此。
苏东剧变也使中越这两个彼此之间曾经爆发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修复了关系，越共领导人曾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发生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的中国经受了考验，成了越南的挡风墙。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访华的越共总书记曾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多为越南培训一些干部，因为中国培训干部不会有“和平演变”的危险。
就这样，越南的老师从苏联变成了中国。原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阮辉贵对记者说，苏东剧变带给越南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更加注重吸取中国改革的经验。此后，越南的改革布局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将越南称为是中国的“好学生”。
越南的经济突破
“越南的情况与中国差不多。”阮辉贵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政治改革比较缓慢，现在越南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如何处理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1993年，越南公布新的《土地法》，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延长到20至50年，而且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继承甚至转让。
“这种灵活的土地政策是越南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所主任潘金娥说。到越南多次实地考察的潘还发现，因为土地可以自由转让，所以越南出现了一些规模甚至超过2000公顷的私人庄园经济。
但是，其经济改革也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
1996年，越共八大在总结10年的改革经验之后，将越南的经济形态定为“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在这个定义的前面加上了三个定语：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由国家管理，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
据称，这样的定义在越南理论界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越南方面还专门邀请了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就此进行讨论。
直到5年之后的越共九大上，这个复杂的定义终于被上升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当时一些外国媒体评价说，在经历了15年的摸索之后，越南共产党终于突破了种种限制，对市场经济表示了认同。
越共十大的重要理论突破之一是允许越共党员从事私营经济，据称这一提议在越共党代会上得到了83.4％的党员代表的认同。这也标志着越共党内对这一问题长达十几年的争论终于结束。在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还明确写道：“党员不能搞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大会将这种做法看作是背离共产党的本质、目标和理想。
经过20年来的经济改革，越南已经由改革前的世界最贫困国家行列一跃成为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从改革前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政改摸索
在这些成就面前，越南的理论界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越南进行的仅仅是“口号上的改革”，即那时的改革只有口号，没有蓝图和具体指标，越共提出的改革措施也都是局限于流通领域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等层面，政治制度并没有涉及。
所以，在政治改革上响应国内日渐高涨的呼声，谋求突破，也成为越共领导人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虽然因为有了苏东剧变的教训，整个过程审慎而缓慢，但是越共在这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仍然有目共睹。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革新政策”的时候，正逢苏联共产党提倡一系列的公开化改革，与苏共关系极为紧密的越共也受其影响，在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理顺党国关系，将政府机构精简20％，放宽新闻媒体，废除事前检查的送审制度，解除对“黑名单”作家的出版禁令，甚至在1991年释放了一些异议人士。
但是自苏东剧变之后，越南领导人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政治改革的步伐变成以稳为主。
1989年6月，越南成立“修宪委员会”，经过3年的酝酿，于1992年将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讨论。新宪法草案在越南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会议不仅举行了三个回合的投票确定某些条文内客，甚至就个别条文的用词举行了专门投票，会议还因此延迟了4天才结束。
这次越南宪法的修改，确定了越南此后的国家政治架构，被认为是奠定了越南新的宪政基础。新宪法对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予以了确认，并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概念，并以法律规定了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党国之间的界限。
就在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越南第一次出现了“独立参选人”，此前越南国会代表必须经过越共或者“祖国阵线”（相当于政协）的提名，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称，这次国会代表选举中，有32名独立参选人，经过资格审查有2个获得参选资格，最终都没能成为国会代表。
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之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注明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会公布出来。
越南的国会一年开两次，每次一个月，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国会代表会当面对部长工作提出质问，这一过程会通过电视向全国现场直播。
越南观察家认为，在不断强调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把“稳定”列为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之后，越共十大差额选举总书记的一幕表明了越共进一步政改的决心。
宽松的党内气氛
在进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同时，越共党内民主也一直被推动前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基础和保证。
1986年之前，越南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在越共六大上，新当选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公开表示，越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并就此进行公开的道歉。
越共特别是越共的高级领导层一直保持阮文灵的这一传统，即党中央公开承认错误，并在党的大会上进行检讨。直到最近，越共爆出交通部部长经济丑闻，越共多位高级官员公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判，甚至94岁高龄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大将也在媒体上撰文，言辞激烈。尽管这些声音引起了外国传媒的众多猜测，但是若结合越共历史，这种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并不罕见。
自从1986年阮文灵担任越共总书记并推动“革新政策“之后，越共基本上打破了终身制，并一直致力于实现领导人更替的规律化。
在越共改革的20年时间里，从1986年阮文灵上台，到最近的越共十大上农德孟连任总书记，越共总书记基本上都是5年一换，唯一实现连任的就是现任总书记农德孟，而农的连任并不被认为是规则被打破，恰恰相反，农德孟正好是在越共党内第一次总书记差额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而连任的。
1991年的越共七大规定，70岁以上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这一年龄死线几乎从未被违反过。
在刚刚结束的越共十大上，年仅65岁的农德孟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的“元老”，中央政治局的平均年龄更是降到了59.3岁。而上一届的“八大元老”都以“年龄到线”而在党代会上鞠躬退休，无人恋栈。
理顺党国关系
在阮文灵推进革新政策的同时,他也试图对越南的党与政府关系进行梳理：提升国会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强化其立法角色；将党的角色大致限定在为国家发展提供基本路线和方向性的指导。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越南的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个职位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从来都是由三个人来担任，未有兼任的情况。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三驾马车”的模式。
梳理历届“三驾马车”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越共党内政治运作的特点。一般而言，党的总书记由政治上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北方干部出任，以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向，而作为经济发展主脑的总理，则基本上由来自开放程度较高的南方干部出任，不仅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容易赢得外商的好感，国家主席职务则由中部的干部出任。
这样的人事安排习惯至少在这次十大上仍有生动的表现，它不仅照顾了党内不同观点，而且也考虑到了地区差异，而这种传统也培养了越共党内的一种协商精神。
在越共20年改革的所有核心领导人更替中，比较复杂的是1996年越共八大。当时上一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套马车的任期持续到了第二年，这也是唯一一次例外。现在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总书记的人选党内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最后，19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连任，一批越共党内资深理论专家离开，作为妥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黎可漂出任总书记。但是黎可漂在上任之后，调整观点，反而进一步推进了越南的改革。
一些研究者认为，越共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等事件之后，非常注意内部的团结，对党内斗争保持着很高的戒备。即便陈春柏在1991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仍然保留了党籍。
与民间互动
越共领导人除了促进党内民主外，也在一定的领域开放民间力量参与互动，制约党的权力。而近些年来，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反腐问题上。
有学者曾经将零星的越南腐败案件的公开资料搜集后进行统计，发现越南的腐败案件在1990年以后开始明显增多。此时正好是越南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开始得到较大发展的时候。
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矛盾。1997年，一些越南农民越级检举省级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结果被中央有关部门搁置，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4个省的农民抗议事件，不过在整个抗议事件中，越南农民基本上采取理性态度，仅偶尔出现一些向政府机关丢石块，掳走警察当人质作为谈判条件的现象。
不过越南中央政府并没有听从地方上以军队恢复秩序的请求，而是一方面逮捕滋事头领，另一方面与群众谈判，并派人进行调查，最后证明控告成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1999年众多省级官员的落马。当时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专门提出政府部门要正视并且学会应对处理人民的不满情绪。
2002年，越南600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越共中央查处官员包庇黑帮人物张文琴的情况。这件被越南媒体称为“琴老五案”的案件最后竟然牵扯到了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主任、副主任等高级官员，因两名国会议员牵扯其中，当年的越南国会议席从500席减为498席，两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南官方和民间的原有价值观念都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负面效应不仅仅只是腐败等现象的滋生。据外国媒体报道，在此次越共十大开始之前，原越南总理武文杰等领导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呼吁。
越共改革20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党总书记差额选举。事实上，纵观整个政治改革的过程，这种大胆的突破只不过是一种水到渠成。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志明说：“我觉得越南的改革有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现在的十大又是一个转折点，虽然还无法确定会怎么走，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越南人有理由更加乐观。”
穷则思变
与中国一样，越南的改革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自从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越共采取了模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统一之前在北方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广到南方，没收了几乎所有的私有经济，在农村推行“公社”制度。但是此后，越南的经济逐渐陷入泥潭。
到了1985年底，“用1美元就可以换回一大捆越南币，4美元就可以做一套西装。”
在原有经济体制面临崩溃的情况下，改革的呼声首先从基层开始。当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南部一些地方，土地承包、效益工资等做法在地方官员的暗中支持下开始局部实施。
但是这种做法随后遭到了越共党内保守派的指责，一些越共官员到南方考察之后说：“一下飞机，就可以闻到胡志明市的资本主义味道。”
当时力主进行改革的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还因此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在阮文灵的邀请下，时任越共总书记，一向被认为是越共内部持有保守立场的元老长征亲自到胡志明市考察。长征在考察之后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随后，阮文灵被重新启用，并在1986年的越共六大上当选越共总书记，阮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革新”政策，这也被越南官方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的开始。
苏东剧变震撼越南
1989年的苏东剧变，不仅意味着每年20亿卢布的苏越贸易和10亿卢布的苏联对越援助突然中止，而且代表着越南自统一以来就一直模仿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突然之间宣告失败。
1990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越南的革新是“半吊子”、“只革新经济、不革新政治”，他甚至呼吁越南应该考虑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像苏东那样进行“真正的”、“科学的”、“现代化”的革新。
尽管陈随后于同年2月被逐出政治局，但是“陈春柏事件”还是透露出了当时越共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
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越共第一次提出了“胡志明思想”是与马列主义一样的指导思想。被认为是越南改革开放之父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说，越南决不接受多元化、多党制，决不接受越南社会主义道路以外的任何其它道路。“全党、全民将永远沿着胡志明主席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这次会议被看作是越共对苏东剧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标志着越南彻底放弃苏联戈尔巴乔夫式改革，采取经济突进、政治缓进的稳妥改革步骤的开始。
中国的“学生”
1996年，越共八大上，军方及安全部门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达到20名，占11.7％，在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有6名，这是自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政治局委员中来自军方及安全部门代表人数最多的一届。这一现象也一度被解读为越共自苏东剧变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民间组织、媒体网络的管理都是越南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位在越南学习的中国学者对记者不无感慨地说，即便是在革新政策进行了20年的今天，在越南的学术文章中意识形态的词汇仍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了越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他也同时强调越南仍然会坚持经济改革，甚至是适度的政治改革。这也基本上奠定了越南此后的政治共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改革，而不是质疑改革本身。今年越共十大召开前夕越南国内出现的改革大争论也是如此。
苏东剧变也使中越这两个彼此之间曾经爆发战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修复了关系，越共领导人曾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之所以没有在苏东剧变中发生连锁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的中国经受了考验，成了越南的挡风墙。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访华的越共总书记曾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多为越南培训一些干部，因为中国培训干部不会有“和平演变”的危险。
就这样，越南的老师从苏联变成了中国。原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阮辉贵对记者说，苏东剧变带给越南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更加注重吸取中国改革的经验。此后，越南的改革布局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将越南称为是中国的“好学生”。
越南的经济突破
“越南的情况与中国差不多。”阮辉贵说“经济改革先走一步，政治改革比较缓慢，现在越南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如何处理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这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1993年，越南公布新的《土地法》，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延长到20至50年，而且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继承甚至转让。
“这种灵活的土地政策是越南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所主任潘金娥说。到越南多次实地考察的潘还发现，因为土地可以自由转让，所以越南出现了一些规模甚至超过2000公顷的私人庄园经济。
但是，其经济改革也一直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争论。
1996年，越共八大在总结10年的改革经验之后，将越南的经济形态定为“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在这个定义的前面加上了三个定语：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由国家管理，坚持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
据称，这样的定义在越南理论界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越南方面还专门邀请了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就此进行讨论。
直到5年之后的越共九大上，这个复杂的定义终于被上升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当时一些外国媒体评价说，在经历了15年的摸索之后，越南共产党终于突破了种种限制，对市场经济表示了认同。
越共十大的重要理论突破之一是允许越共党员从事私营经济，据称这一提议在越共党代会上得到了83.4％的党员代表的认同。这也标志着越共党内对这一问题长达十几年的争论终于结束。在1991年越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还明确写道：“党员不能搞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大会将这种做法看作是背离共产党的本质、目标和理想。
经过20年来的经济改革，越南已经由改革前的世界最贫困国家行列一跃成为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从改革前需要依靠国际援助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政改摸索
在这些成就面前，越南的理论界也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越南进行的仅仅是“口号上的改革”，即那时的改革只有口号，没有蓝图和具体指标，越共提出的改革措施也都是局限于流通领域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等层面，政治制度并没有涉及。
所以，在政治改革上响应国内日渐高涨的呼声，谋求突破，也成为越共领导人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虽然因为有了苏东剧变的教训，整个过程审慎而缓慢，但是越共在这方面的创新和进步仍然有目共睹。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革新政策”的时候，正逢苏联共产党提倡一系列的公开化改革，与苏共关系极为紧密的越共也受其影响，在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尝试理顺党国关系，将政府机构精简20％，放宽新闻媒体，废除事前检查的送审制度，解除对“黑名单”作家的出版禁令，甚至在1991年释放了一些异议人士。
但是自苏东剧变之后，越南领导人越来越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政治改革的步伐变成以稳为主。
1989年6月，越南成立“修宪委员会”，经过3年的酝酿，于1992年将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讨论。新宪法草案在越南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会议不仅举行了三个回合的投票确定某些条文内客，甚至就个别条文的用词举行了专门投票，会议还因此延迟了4天才结束。
这次越南宪法的修改，确定了越南此后的国家政治架构，被认为是奠定了越南新的宪政基础。新宪法对越南实行革新政策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经济情况予以了确认，并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概念，并以法律规定了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党国之间的界限。
就在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越南第一次出现了“独立参选人”，此前越南国会代表必须经过越共或者“祖国阵线”（相当于政协）的提名，据西方媒体的报道称，这次国会代表选举中，有32名独立参选人，经过资格审查有2个获得参选资格，最终都没能成为国会代表。
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之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注明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会公布出来。
越南的国会一年开两次，每次一个月，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国会代表会当面对部长工作提出质问，这一过程会通过电视向全国现场直播。
越南观察家认为，在不断强调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把“稳定”列为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之后，越共十大差额选举总书记的一幕表明了越共进一步政改的决心。
宽松的党内气氛
在进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同时，越共党内民主也一直被推动前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越南政治改革的基础和保证。
1986年之前，越南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在越共六大上，新当选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讲话中公开表示，越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并就此进行公开的道歉。
越共特别是越共的高级领导层一直保持阮文灵的这一传统，即党中央公开承认错误，并在党的大会上进行检讨。直到最近，越共爆出交通部部长经济丑闻，越共多位高级官员公开发表文章对此进行批判，甚至94岁高龄的越共元老武元甲大将也在媒体上撰文，言辞激烈。尽管这些声音引起了外国传媒的众多猜测，但是若结合越共历史，这种党内不同声音的公开表达，并不罕见。
自从1986年阮文灵担任越共总书记并推动“革新政策“之后，越共基本上打破了终身制，并一直致力于实现领导人更替的规律化。
在越共改革的20年时间里，从1986年阮文灵上台，到最近的越共十大上农德孟连任总书记，越共总书记基本上都是5年一换，唯一实现连任的就是现任总书记农德孟，而农的连任并不被认为是规则被打破，恰恰相反，农德孟正好是在越共党内第一次总书记差额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而连任的。
1991年的越共七大规定，70岁以上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这一年龄死线几乎从未被违反过。
在刚刚结束的越共十大上，年仅65岁的农德孟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的“元老”，中央政治局的平均年龄更是降到了59.3岁。而上一届的“八大元老”都以“年龄到线”而在党代会上鞠躬退休，无人恋栈。
理顺党国关系
在阮文灵推进革新政策的同时,他也试图对越南的党与政府关系进行梳理：提升国会在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强化其立法角色；将党的角色大致限定在为国家发展提供基本路线和方向性的指导。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越南的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个职位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从来都是由三个人来担任，未有兼任的情况。这也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三驾马车”的模式。
梳理历届“三驾马车”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越共党内政治运作的特点。一般而言，党的总书记由政治上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北方干部出任，以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方向，而作为经济发展主脑的总理，则基本上由来自开放程度较高的南方干部出任，不仅熟悉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且容易赢得外商的好感，国家主席职务则由中部的干部出任。
这样的人事安排习惯至少在这次十大上仍有生动的表现，它不仅照顾了党内不同观点，而且也考虑到了地区差异，而这种传统也培养了越共党内的一种协商精神。
在越共20年改革的所有核心领导人更替中，比较复杂的是1996年越共八大。当时上一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套马车的任期持续到了第二年，这也是唯一一次例外。现在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总书记的人选党内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最后，19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10人连任，一批越共党内资深理论专家离开，作为妥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黎可漂出任总书记。但是黎可漂在上任之后，调整观点，反而进一步推进了越南的改革。
一些研究者认为，越共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等事件之后，非常注意内部的团结，对党内斗争保持着很高的戒备。即便陈春柏在1991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仍然保留了党籍。
与民间互动
越共领导人除了促进党内民主外，也在一定的领域开放民间力量参与互动，制约党的权力。而近些年来，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反腐问题上。
有学者曾经将零星的越南腐败案件的公开资料搜集后进行统计，发现越南的腐败案件在1990年以后开始明显增多。此时正好是越南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开始得到较大发展的时候。
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社会矛盾。1997年，一些越南农民越级检举省级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结果被中央有关部门搁置，由此引发了一场跨越4个省的农民抗议事件，不过在整个抗议事件中，越南农民基本上采取理性态度，仅偶尔出现一些向政府机关丢石块，掳走警察当人质作为谈判条件的现象。
不过越南中央政府并没有听从地方上以军队恢复秩序的请求，而是一方面逮捕滋事头领，另一方面与群众谈判，并派人进行调查，最后证明控告成立，这一事件直接导致1999年众多省级官员的落马。当时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专门提出政府部门要正视并且学会应对处理人民的不满情绪。
2002年，越南600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越共中央查处官员包庇黑帮人物张文琴的情况。这件被越南媒体称为“琴老五案”的案件最后竟然牵扯到了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主任、副主任等高级官员，因两名国会议员牵扯其中，当年的越南国会议席从500席减为498席，两名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受到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南官方和民间的原有价值观念都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负面效应不仅仅只是腐败等现象的滋生。据外国媒体报道，在此次越共十大开始之前，原越南总理武文杰等领导再次提出政治改革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