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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好比是葡萄。任何一种果实一定会消失的，你不能长久地保存它，它们会腐烂。但你可以用葡萄酿酒，而且可以储藏起来，保存得越久越珍贵，越有价值。任何声音，景象都会消失，但正如葡萄一样，酒是可以保存的，精神是可以留存的，声音也是可以长久的。
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有一种声音发自内心对世界进行表达，它散落在各个藏传寺庙，这种声音萌发出无私的爱，平静的喜悦和冥想的宁静。佛教中把物质和精神看成一体，它们是放在一个盒子里的，它们之间互相转换，以致达到快乐和痛苦为同一。诵经在修行的过程中，用发出声音的方式把自己的品性暴露出来，一切的固执，愚昧，不可救药的绝望都在诵经中得到涅，把心中所有的善恶完全地清除，同时达到一个无的最高境界。
歌者朱哲琴遇见西藏的机缘是无比美妙的，这很有禅意。
朱哲琴在无数次西藏旅行之后，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她要去寻找，寻找一种内心世界无法表达时创造出来的声音，她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月再次踏上了西藏，用她的耳朵去寻找藏传佛教的诵经。朱哲琴到了西藏没有花时间调整高原反应，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在进入实地进行录音之前，在《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老师的安排下，分别见到了三个对西藏文化有很深入了解的人士，他们是分别来自于四川阿坝的苯教僧人样伯甲木措、西藏社科院民族所的边巴次仁、西藏音乐专家76岁高龄的边多老师。
在样伯甲木措的帮助下，朱哲琴得到一张西藏地区主要寺庙的分布图，并且初步划分出一些重要且知名的寺庙，包括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的藏地寺庙以及对宗教流派进行了了解。边巴次仁主要负责跟随朱哲琴进行现场沟通翻译以及一些文字资料的整理。朱哲琴提出说想去录一些寺院的诵经，特别是低音这一部分，找一些念经念得比较好的僧人，对各个寺庙诵经的特点做一些了解。边巴次仁介绍说：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有一点不一样，虽然它们的根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西藏本身原始的苯教和佛教进行了一些融合，所以一开始一定要对苯教的寺庙进行一些认识和了解。和边巴次仁交流结束，边多老师赶来看望朱哲琴，几年前他们就是因为西藏音乐结下忘年之交，这一次朱哲琴看到边多老师身体很好，感到很高兴。边多老师去过几乎全国所有的藏区。解放前当信差的时候就去过云南，四川。年轻时的他爱好音乐，西藏人能歌善舞的个性都在边多老师身上体现了。因为喜欢音乐，对西藏文化的痴迷，他写下了不少关于西藏音乐的专著，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是《西藏音乐概论》。边多老师认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西藏诵经的研究都不是很深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很空缺的。虽然他在西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仅仅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诵经这方面专门做一个课题，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工作团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整理的工作。
朱哲琴询问低音唱诵是否有可能来自印度，或者和苯教有些结合，朱哲琴最想知道和了解的是这种声音方法的出处来自哪里，并且提出是否蒙古的呼麦也是受了西藏宗教音乐的影响这些一系列有备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边多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佛教是印度传来的这没有什么异议，西藏的音乐尤其是佛教音乐的唱诵方法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西藏本身的音乐地域特色是相当突出的，从哪一方面比对都得不出是从印度传来的结论，藏传佛教的传统音乐的语言已经完全是用西藏的语言，佛教在刚进入西藏本土能比较顺利地传播，传教者就利用了苯教一些方法和佛教的道理进行了融合。这种低音的唱诵方法还没有找到依据说一定是苯教流传下来的，但是西藏的宗教音乐和西藏最古老的最传统的民间音乐有很相似的东西。朱哲琴又问到，在西藏戏曲中有没有很低沉的东西？边多老师认为藏戏讲究高亢，非常低沉的没有。说到这老师很有兴趣地开始讲起了白、蓝两种面具的历史，一说起藏戏，边多老师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藏戏是中国戏剧中独特的民族剧种，它的虚拟写意的手法、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及唱腔曲调和唱词的风格与世界古老戏剧中的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面具戏、广场戏、仪式剧、宗教剧等特殊形态，以及节目开始时的祝福祈神仪式、用散文的形式介绍剧情、如同雅典戏剧节一般狂欢的西藏拉萨雪顿节等。藏戏有其西藏特殊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相结合的特殊内容，使藏戏所呈现的是人神鬼兽联袂狂舞，现实世界、幻想世界、不同时空场景、不同人生境界互相联通混融而神圣殊异的世界。朱哲琴是一个特别爱提问的人，她似乎对西藏文化的一切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在稍后对她的访谈中，她不止一次提到她对西藏是一见钟情的。
在进入实地录音之前，我对朱哲琴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与她一起聊了她对音乐对人生对西藏的看法，这是我们进入朱哲琴精神世界的一个最好途径。
“我此生充实幸福，我今生就活在天堂里”
——《西藏人文地理》特派记者长江与朱哲琴的对话访谈
《西藏人文地理》：
12年间，在中国各个城市的CD店中都会找到你的音乐唱片《阿姐鼓》，这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是一个奇迹，换句话来讲，你的音乐在爱乐者中是从未间断过的，我很想知道，在这十几年，你是怎么样保持创作的激情？
朱哲琴：
我不把音乐和唱片出版行业的商业模式画等号，这很重要。很多人选择成为歌手因为能让他站在舞台上，而我却迷恋我阐释音乐时候的那种感受，我凝听它时的震撼和触动。我认为：一个音乐家永远都不需要将他的创作与商业对齐，那是出版商要做的事情。 如果音乐触碰到人的心灵，它们会自己说话。我们用音乐在中国唱片业创造了一种：先有《阿姐鼓》再有“世界音乐市场”的例外。我们开始做音乐，完全从创作灵感和音乐本身的内涵来考虑，有时我们还要刻意回避唱片行业中批量生产音乐的生产线模式。一般来说，一张唱片在一个时间里获得成功，行业内就会有很多人效仿，让它成为一个商业模式不断复制，进入一个工业生产的流程，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现在的社会你只能听到个别的声音，特别是那种强势的声音，谁最大，谁最出名，谁有雄厚资本来炮制成功。所以现在拥有独立音乐想法的音乐家很难成活，因为你不在安全的商业回收生产线上，你就很难获得支持。大部分人都顺应着生存的前提去发展，所以音乐的路越来越窄。 而对我，音乐不是我的盘中餐，它是我这平庸生命中的奇迹！我这一生随时都期待和相信奇迹。我不怕！因此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是一条创造的路。从音乐和市场两者来说都是。 这条路是一条音乐家在商业社会中独立坚持出来的自由之旅，这个旅行在每个旅程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都充满了探索未知和想象。这条路会印证音乐的独特魅力和力量。这么些年，回头看看，从80年代末期《一个真实的故事》到90年代《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到最新的《七日谈》。只要回顾一下，DADAWA的音乐历程和创作演绎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的。
《西藏人文地理》：我曾听一个瑞士的音乐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不可以给朱哲琴的音乐下定义，它只是用来治疗我们的耳朵。“你同意他的这段话吗？你认为你的声音是不可定义的吗？
朱哲琴：我做音乐的初衷并不是觉得我的音乐可以教育和治愈任何人。相反，在音乐面前我只是个影子。 我希望我和我的听众保持一个平等的互动关系，我不认为一个艺术作品会居高临下在聆听者之上。我反感那些强势的宣传攻势。我珍惜在心灵上，或是听觉上那些难忘的东西，一些新的发现，或者一些新的感受。
《西藏人文地理》：很多人在失意或痛苦的时候选择你的音乐，从中获得力量。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患重病决定去张家界选择自杀，路途中在一小音像店里听到你的歌声，这不仅拯救了她的性命，而且她现在活得很坚强。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候吧，你痛苦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呢？
朱哲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近年来就这种感觉（痛苦），越来越少。我生活在东方哲学传统的背景下，这种背景越来越深地沁入我的思想中，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人对生命有一种错的选择或者说是有一种期望（妄想）。我们的生命应该没有痛苦和没有失意，还有的人觉得我们的生命强大到可以没有死亡。可对于我来说，不是这样的。我是那种：宁可千锤百炼都不愿躺在幸福的安乐窝里终老一生的那种人。 我认为：人的感受都是对应的，人在世界上经过的所有内容都很珍贵。就像学走路，要摔跤，拥有爱情也会分离，包括失意，满足，缺失，受伤，或者疼痛，这都是生命中的经历，如果生命里缺少这些，那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我很珍惜，我想所有这些快乐的痛苦的感受，没有太多的区别。
《西藏人文地理》：你有过孤独感吗？
朱哲琴：从小我在人多的时候会有很迷茫的感觉，那种不太真的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也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孤独感。我想大多数人指的孤独是个体和群体趋势的差别，因对比而产生的。我觉得这种孤独的根源是你希望有很多人与你同行，有更多的人与你共鸣。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拥有精神自由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很欣赏那种差异和不一样。相反当我被要求步调一致时，我才会有那种孤独感。
《西藏人文地理》：你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吗？人有来世吗？
朱哲琴：这个问题对我其实不重要。我对来世只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观想修正和假设。我们成长的背景是不会让我去考虑人的灵魂是否会持续存在这个问题的。我的教育背景是否定这些存在的。生命有很多的谜。不是每一个谜语都要解开的。我不想先看到谜底。很多人都希望以后能到天堂，但我更在乎现在。我觉得除了等待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每天都很重要，每个时刻都很重要。我不是一个会去追逐终极诱惑的人。我不预期来世，也不追悔前世。我把握今天，此时此刻。这一生我希望不虚度！做个有觉悟的人。希望有缘和我喜欢的人相知相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这个世界创造些什么。 如果我们此生充实幸福，我们今生就活在天堂里！
《西藏人文地理》：你一直在旅行，这种波西米亚般的行走，给你带来了什么？
朱哲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旅行，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个旅行者，生命经过这个地球，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值回票价，我要去感受，要去经历，要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到这个世界最起码应该经历一些事情。让我从狭小的自我解放出来，使我常常有飞翔的感觉，让我增加了对人世的阅历、感怀、真知和感情。
《西藏人文地理》：在你的《天唱》、《阿姐鼓》还有其他与西藏有关的MTV中，很多人被画面和你的表演感动，很难让人相信你说你不是佛教徒，甚至你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门徒，那你是怎么做到唱片和你传神的表演所传达出来的思想统一呢？
朱哲琴：我不是一般认为的世俗意义上的佛教徒。 可是我把觉悟当成我人生的座右铭！我觉得人相信什么，是很个人很诚实的经验。它要每个个人去身体力行。我不冀望任何一个教派门类能将我送进一个成正果的行列中，在当今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被歪曲，被滥用了，我不希望自己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我不需要一个门派告诉我你相信我你就有好报，我觉得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谋取幸福，也不是为了索取财富，我要经历，在这一站探索很充实的人生。从内心来讲我非常认同我的文化背景，包括佛教的很多理论，佛陀对事物的观点，如果换个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比很多人贴上宗教标志的人还要更接近一些，我没有把佛教当成一个宗教的门类派别去理解，去进入，我把它当成一个人的精神和一个人生存的价值，认识世界的法门。近年来我阅读很多佛典，也看圣经、塔木德，还看古兰经。对我而言世界还是充满了未知和探索。
《西藏人文地理》：你的唱片很贵，普通的版本150元，现在的XRCD版本260元，如果有人喜欢你的音乐而又买不起你唱片的人，你觉得该如何是好？
朱哲琴：其实我本身对知识产权这一块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一直认为知识产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在非常基础，一个物质积累的一个基础阶段，所以它要把很多精神上的东西物质化，然后回收成本，再投入，再产出。当人类发展到一个经济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它是不需要通过货币来体现产权的（所有东西都物质化商品化），它应该是全人类来分享的，比如谁问过，上帝或者一个造物主创造了一个自然的山川河流，他还要收取他的知识产权吗？我知道那是一个我看不到的理想境界。有一天，人的知识和人的精神文明应该是无偿地去与众人分享。但是人类在这样一个阶段，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资本积累回收再生产这个阶段。我认为我的唱片卖得是非常贵，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阶段，由市场来衡量制定价值的体系的时候，首先要通过市场认同这个有一定价值。是不是一个音乐家的唱片可以和随便的一个盗版画等号等等。我的唱片制作周期非常长，求质量整个创作过程成本很高，为了保证我们作品的质量，就算在最开始的时候，最穷的时候，我们从没在制作成本上有过节省，我们都是以不计成本的方法来完成作品的，努力在现有状态中做到最好。艺术品和工业产品的差别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到了，它的生产成本也到了。一个视觉作品可以价值连城，音乐作品为什么就不能？就这一点，我觉得我的唱片还不够贵。我希望未来有可能制作更高端的产品，是专供爱乐者收藏的，另外一种途径是：为了让好的音乐传播出去，我们甚至可以免费赠送。
《西藏人文地理》：你的音乐可以这样说，在每个年龄层都有一个“庞大的小众“，就算在80后的年轻人群里也是这样的，而又有这样一个事实，你的音乐当和更加庞大的大众群相遇的时候就显得很阳春白雪，严重一点地说就是格格不入，你介意这样一个事实吗？
朱哲琴：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的唱片进入任何一个销售渠道的时候，任何一个出版商都会把我们的东西描写成一个小众的，是不太有商业价值。但是你又回过头来看，我在唱片业历史上积累的成绩，不管是销售成绩也好还是音乐被听众接纳的情况也好，也许你这么一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开始时想的有一些错误？如果说我的音乐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一开始它就可能结束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延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销售数据，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听众群，在整个音乐界受众群直线下降的时候，我的听众群一直都很稳定，而且还在增长。所以开始我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样的，但当这个东西经历了一些时间，经历了一个事实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思维的套路？是不是人们在对于一个事物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进入了一个套路？而且人们已经服从了这个套路了，那我在音乐的创作上是从来不接爱这个套路的，我认为一个音乐的好坏不一定是能卖还是不能卖。况且这些预测有时也会落空的。
《西藏人文地理》：我听过何训田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在物质困难的年代，如果用食品去换精神的东西，我也愿意。和这样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音乐家合作，你感到幸福吗？
我从来没有想朱哲琴：过这个问题，可能在精神世界上我们是共通的，我从来认为一个人是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缺一不可。
《西藏人文地理》：你之前说过你所去过的地方你最喜欢西藏，而这几年下来，你又去了不少地方，比如非洲，北美，印度，尼泊尔，不丹……现在西藏还是你最喜欢的地方吗？
朱哲琴：对，我非常喜欢，这个很难解释，比如说，你相不相信人有一见钟情这种说法？对于我来说，西藏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西藏人文地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心中的西藏吗？
朱哲琴：我不能（朱哲琴用三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主编是不想看到这样简单的回答，但是，在采访当时的那个气场当中，我可以看到朱哲琴的眼睛，可以感觉到说起西藏时她眼睛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难描述出来，在那个气场当中，这三个字已经是全部）。
《西藏人文地理》：我在一本书中看到，描写你在一个西藏的寺庙静坐了一晚上，害得其他随行者担心了一晚上，真有这回事吗？
《西藏人文地理》：我在布达拉宫山下坐了一晚上。我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听风铃的声音，看月亮，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就看见布达拉宫下的民居，看那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民居。第一盏酥油灯点起的时候，屋里的人开始走动，然后狗叫，人们开始转经。后来在《拉萨谣》里我试图倾诉那个时刻的情感，但是只能表达十分之一。
《西藏人文地理》：你来过无数次西藏了，你第一次来西藏和这一次来西藏，西藏在你的眼中有什么变化吗？
朱哲琴：当然有变化，我觉得特别是拉萨吧，表面上的变化就很大，拉萨整个变成一个商业味道比较浓厚的地方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西藏人文地理》：你怎么看待西藏的开发和保护？
朱哲琴：这是个永远的课题：发展和保存。我不认为西藏人就要一直在一个物质条件很低的状况下生存。我跟西藏这个关系的延续一样，那么多年，自然而然，我对这里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族群，在生存上要经历那么多考验和困难，我觉得全人类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课题，看你要怎么样的发展，应该把好的部分保存下来，把不足的部分提高上去。这就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一个检验。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在西藏存在。为什么人类不能在物质上改进的同时，而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很优秀很杰出的方面，又能够继续保存延续下来？是我们人类的眼光太狭窄，还是我们的能力太有限？还是我们的心灵被禁锢住了？才有这种顾此失彼的结果？人类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觉得人为什么不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呢？去屈服一个单一的标准，我觉得人们应该有更高的智慧，应该有更高的造化，就可以跨越这个。“既发展又保护”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应该有耐心，不要急功近利，尽最大努力去达成。
《西藏人文地理》：
你此行是专门为西藏藏传佛教音乐而来，你对藏传佛教音乐感兴趣大概是什么时候？听了什么样的藏传佛教音乐之后想专门来拉萨做藏传佛教音乐？
朱哲琴：
很早吧，从我第一次进藏开始，我就开始感兴趣。我认为藏传佛教的密宗诵经是世界上最唯一独特的诵经方法。几百年过去，西藏密宗诵经对世人一样那么神秘，它有那么大的能量和魅力。1992年我第一次去丽江的时候，我拿到一卷磁带，里面有六个经师吟诵的一段经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经文，我一听，当时我就不说话了。
《西藏人文地理》：你想做一个关于西藏诵经的音乐纪录片，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西藏如此之大，你怎么在纪录片中做到全面地介绍？
朱哲琴：其实我还不知道，我也没有一定说我要做一个纪录片或音乐片，我就是想把这个民间的一些素材采集下来吧，但是这一次的行程又让我产生了很多想法，也有很多很好很有意思的想法，现在还不是很清晰。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西藏本身的一个东西，它的完整真实地呈现，另一个东西把它作为一个艺术重新加工，这是两条线路。比如诵经，也应该有两条线路来走，一条就是保存，只是把它很真实地保存，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些素材上，它可以影响到当今人们的创作，做成一个艺术作品。
《西藏人文地理》：你说西藏宗教音乐应尽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你是如何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
朱哲琴：我觉得西藏宗教音乐申遗一定要得到西藏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才行。要达成这点我觉得需要一些沟通的过程，只是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考虑，我觉得保护一个历史文化传承，大家都应该会有这份心意的。
《西藏人文地理》：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纪录片和这个组织有什么联系吗？
朱哲琴：《天唱人间》演唱会就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十年而做的，接下来我们也在洽谈一些合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没有被确认之前，我们不适合把它公布出来。
《西藏人文地理》：去年你和奥斯卡纪录片大奖获得者考夫曼合作了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声音的漫游》，这次寻找诵经的纪录片中，会沿用声音漫游的影像风格吗？
朱哲琴：现在还没有想好，因为诵经这部分，我只是想把它纪录下来，还没有想到太多，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怎么去多元化产生不同的作品，或者是纪录啊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自然而然去呈现吧，因为它和很自由的纪录片不一样，我的那一部《声音的漫游》完全是以我的视点和视野来着手，而西藏的诵经它有它的发展和传承的脉络，所以我是作为一个寻找者，去寻找去了解，但是它本身有一个脉络，所以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尊重它本来文化传统的脉胳，然后我们怎么找一个切入点，我们怎么进入，这是需要探讨的。
《西藏人文地理》：西藏的藏传佛教范围除了中国地图版图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其他省区如四川，云南，青海都有大量的藏族，也有大量的寺庙，这次的纪录片中会进入这些地区吗？
朱哲琴：云南我已经去过了，香格里拉那一带。四川、青海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一次没有。我可能会以各个藏地为最重要的基础涉及到，我希望对藏地周边的一些也稍微做些涉及和了解。但是主题还是在西藏。西藏和其他地区的藏地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我这一次不是从拉萨开始的，是先从香格里拉开始的。我这半年旅行到香格里拉好多次，到那边也到寺庙也采集，我发现非常不一样，将来你们也许会听到的。
《西藏人文地理》：西藏宗教音乐如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你个人会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吗？
朱哲琴：西藏的诵经可能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诵经方法，它可能源于苯教和佛教传承的结合。它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的一些发音方法，包括内蒙的呼麦。苯教对西藏本土的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有深远的影响。西藏宗教音乐的申遗，不是我个人的行为。它需要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我正在把相关素材和文本整理出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我知道低音诵经的魅力和价值。哲蚌寺翁则诵经大师在去年去世了，我希望通过申遗能使低音颂经这种珍贵的文化传承得到更好的保护重视。 我希望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做一点事。我活在每分每秒。你知道，在印度露天火葬场我所看到人的肉身是一抹灰烬，那时我在想：对于我们在此活了一回的这个世界，我是不是该创造一些什么？对西藏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说是一见钟情也行。就是这样，这也很奇妙。它还是我认知世界的一个启蒙地！西藏已经存在上千年了，西藏有自己的东西，它本身就已经是稀世珍宝。这次为申遗做准备，有缘参与到这件事里，这个机缘到了，我一定要为西藏做点事。这也是我对西藏的一个心愿。
这次杂志社特派我跟随朱哲琴寻访诵经之音结束后，我在回家的途中，在飞机上看到窗外的雪山和白云，我突然想起了一段泰戈尔的文字：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住在这里!”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般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有一种声音发自内心对世界进行表达，它散落在各个藏传寺庙，这种声音萌发出无私的爱，平静的喜悦和冥想的宁静。佛教中把物质和精神看成一体，它们是放在一个盒子里的，它们之间互相转换，以致达到快乐和痛苦为同一。诵经在修行的过程中，用发出声音的方式把自己的品性暴露出来，一切的固执，愚昧，不可救药的绝望都在诵经中得到涅，把心中所有的善恶完全地清除，同时达到一个无的最高境界。
歌者朱哲琴遇见西藏的机缘是无比美妙的，这很有禅意。
朱哲琴在无数次西藏旅行之后，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她要去寻找，寻找一种内心世界无法表达时创造出来的声音，她在2007年的最后一个月再次踏上了西藏，用她的耳朵去寻找藏传佛教的诵经。朱哲琴到了西藏没有花时间调整高原反应，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了，在进入实地进行录音之前，在《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老师的安排下，分别见到了三个对西藏文化有很深入了解的人士，他们是分别来自于四川阿坝的苯教僧人样伯甲木措、西藏社科院民族所的边巴次仁、西藏音乐专家76岁高龄的边多老师。
在样伯甲木措的帮助下，朱哲琴得到一张西藏地区主要寺庙的分布图，并且初步划分出一些重要且知名的寺庙，包括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的藏地寺庙以及对宗教流派进行了了解。边巴次仁主要负责跟随朱哲琴进行现场沟通翻译以及一些文字资料的整理。朱哲琴提出说想去录一些寺院的诵经，特别是低音这一部分，找一些念经念得比较好的僧人，对各个寺庙诵经的特点做一些了解。边巴次仁介绍说：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有一点不一样，虽然它们的根都是从印度传来的，但西藏本身原始的苯教和佛教进行了一些融合，所以一开始一定要对苯教的寺庙进行一些认识和了解。和边巴次仁交流结束，边多老师赶来看望朱哲琴，几年前他们就是因为西藏音乐结下忘年之交，这一次朱哲琴看到边多老师身体很好，感到很高兴。边多老师去过几乎全国所有的藏区。解放前当信差的时候就去过云南，四川。年轻时的他爱好音乐，西藏人能歌善舞的个性都在边多老师身上体现了。因为喜欢音乐，对西藏文化的痴迷，他写下了不少关于西藏音乐的专著，他最著名的一本书是《西藏音乐概论》。边多老师认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西藏诵经的研究都不是很深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是很空缺的。虽然他在西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仅仅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诵经这方面专门做一个课题，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工作团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整理的工作。
朱哲琴询问低音唱诵是否有可能来自印度，或者和苯教有些结合，朱哲琴最想知道和了解的是这种声音方法的出处来自哪里，并且提出是否蒙古的呼麦也是受了西藏宗教音乐的影响这些一系列有备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边多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佛教是印度传来的这没有什么异议，西藏的音乐尤其是佛教音乐的唱诵方法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西藏本身的音乐地域特色是相当突出的，从哪一方面比对都得不出是从印度传来的结论，藏传佛教的传统音乐的语言已经完全是用西藏的语言，佛教在刚进入西藏本土能比较顺利地传播，传教者就利用了苯教一些方法和佛教的道理进行了融合。这种低音的唱诵方法还没有找到依据说一定是苯教流传下来的，但是西藏的宗教音乐和西藏最古老的最传统的民间音乐有很相似的东西。朱哲琴又问到，在西藏戏曲中有没有很低沉的东西？边多老师认为藏戏讲究高亢，非常低沉的没有。说到这老师很有兴趣地开始讲起了白、蓝两种面具的历史，一说起藏戏，边多老师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藏戏是中国戏剧中独特的民族剧种，它的虚拟写意的手法、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及唱腔曲调和唱词的风格与世界古老戏剧中的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面具戏、广场戏、仪式剧、宗教剧等特殊形态，以及节目开始时的祝福祈神仪式、用散文的形式介绍剧情、如同雅典戏剧节一般狂欢的西藏拉萨雪顿节等。藏戏有其西藏特殊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相结合的特殊内容，使藏戏所呈现的是人神鬼兽联袂狂舞，现实世界、幻想世界、不同时空场景、不同人生境界互相联通混融而神圣殊异的世界。朱哲琴是一个特别爱提问的人，她似乎对西藏文化的一切东西都特别感兴趣，在稍后对她的访谈中，她不止一次提到她对西藏是一见钟情的。
在进入实地录音之前，我对朱哲琴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与她一起聊了她对音乐对人生对西藏的看法，这是我们进入朱哲琴精神世界的一个最好途径。
“我此生充实幸福，我今生就活在天堂里”
——《西藏人文地理》特派记者长江与朱哲琴的对话访谈
《西藏人文地理》：
12年间，在中国各个城市的CD店中都会找到你的音乐唱片《阿姐鼓》，这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是一个奇迹，换句话来讲，你的音乐在爱乐者中是从未间断过的，我很想知道，在这十几年，你是怎么样保持创作的激情？
朱哲琴：
我不把音乐和唱片出版行业的商业模式画等号，这很重要。很多人选择成为歌手因为能让他站在舞台上，而我却迷恋我阐释音乐时候的那种感受，我凝听它时的震撼和触动。我认为：一个音乐家永远都不需要将他的创作与商业对齐，那是出版商要做的事情。 如果音乐触碰到人的心灵，它们会自己说话。我们用音乐在中国唱片业创造了一种：先有《阿姐鼓》再有“世界音乐市场”的例外。我们开始做音乐，完全从创作灵感和音乐本身的内涵来考虑，有时我们还要刻意回避唱片行业中批量生产音乐的生产线模式。一般来说，一张唱片在一个时间里获得成功，行业内就会有很多人效仿，让它成为一个商业模式不断复制，进入一个工业生产的流程，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现在的社会你只能听到个别的声音，特别是那种强势的声音，谁最大，谁最出名，谁有雄厚资本来炮制成功。所以现在拥有独立音乐想法的音乐家很难成活，因为你不在安全的商业回收生产线上，你就很难获得支持。大部分人都顺应着生存的前提去发展，所以音乐的路越来越窄。 而对我，音乐不是我的盘中餐，它是我这平庸生命中的奇迹！我这一生随时都期待和相信奇迹。我不怕！因此我们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是一条创造的路。从音乐和市场两者来说都是。 这条路是一条音乐家在商业社会中独立坚持出来的自由之旅，这个旅行在每个旅程每个阶段都不一样，都充满了探索未知和想象。这条路会印证音乐的独特魅力和力量。这么些年，回头看看，从80年代末期《一个真实的故事》到90年代《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到最新的《七日谈》。只要回顾一下，DADAWA的音乐历程和创作演绎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的。
《西藏人文地理》：我曾听一个瑞士的音乐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不可以给朱哲琴的音乐下定义，它只是用来治疗我们的耳朵。“你同意他的这段话吗？你认为你的声音是不可定义的吗？
朱哲琴：我做音乐的初衷并不是觉得我的音乐可以教育和治愈任何人。相反，在音乐面前我只是个影子。 我希望我和我的听众保持一个平等的互动关系，我不认为一个艺术作品会居高临下在聆听者之上。我反感那些强势的宣传攻势。我珍惜在心灵上，或是听觉上那些难忘的东西，一些新的发现，或者一些新的感受。
《西藏人文地理》：很多人在失意或痛苦的时候选择你的音乐，从中获得力量。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患重病决定去张家界选择自杀，路途中在一小音像店里听到你的歌声，这不仅拯救了她的性命，而且她现在活得很坚强。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候吧，你痛苦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呢？
朱哲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近年来就这种感觉（痛苦），越来越少。我生活在东方哲学传统的背景下，这种背景越来越深地沁入我的思想中，是潜移默化的。很多人对生命有一种错的选择或者说是有一种期望（妄想）。我们的生命应该没有痛苦和没有失意，还有的人觉得我们的生命强大到可以没有死亡。可对于我来说，不是这样的。我是那种：宁可千锤百炼都不愿躺在幸福的安乐窝里终老一生的那种人。 我认为：人的感受都是对应的，人在世界上经过的所有内容都很珍贵。就像学走路，要摔跤，拥有爱情也会分离，包括失意，满足，缺失，受伤，或者疼痛，这都是生命中的经历，如果生命里缺少这些，那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对于我来说我很珍惜，我想所有这些快乐的痛苦的感受，没有太多的区别。
《西藏人文地理》：你有过孤独感吗？
朱哲琴：从小我在人多的时候会有很迷茫的感觉，那种不太真的感觉，好像是在做梦，也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孤独感。我想大多数人指的孤独是个体和群体趋势的差别，因对比而产生的。我觉得这种孤独的根源是你希望有很多人与你同行，有更多的人与你共鸣。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拥有精神自由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很欣赏那种差异和不一样。相反当我被要求步调一致时，我才会有那种孤独感。
《西藏人文地理》：你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吗？人有来世吗？
朱哲琴：这个问题对我其实不重要。我对来世只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观想修正和假设。我们成长的背景是不会让我去考虑人的灵魂是否会持续存在这个问题的。我的教育背景是否定这些存在的。生命有很多的谜。不是每一个谜语都要解开的。我不想先看到谜底。很多人都希望以后能到天堂，但我更在乎现在。我觉得除了等待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每天都很重要，每个时刻都很重要。我不是一个会去追逐终极诱惑的人。我不预期来世，也不追悔前世。我把握今天，此时此刻。这一生我希望不虚度！做个有觉悟的人。希望有缘和我喜欢的人相知相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这个世界创造些什么。 如果我们此生充实幸福，我们今生就活在天堂里！
《西藏人文地理》：你一直在旅行，这种波西米亚般的行走，给你带来了什么？
朱哲琴：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旅行，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个旅行者，生命经过这个地球，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值回票价，我要去感受，要去经历，要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是到这个世界最起码应该经历一些事情。让我从狭小的自我解放出来，使我常常有飞翔的感觉，让我增加了对人世的阅历、感怀、真知和感情。
《西藏人文地理》：在你的《天唱》、《阿姐鼓》还有其他与西藏有关的MTV中，很多人被画面和你的表演感动，很难让人相信你说你不是佛教徒，甚至你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门徒，那你是怎么做到唱片和你传神的表演所传达出来的思想统一呢？
朱哲琴：我不是一般认为的世俗意义上的佛教徒。 可是我把觉悟当成我人生的座右铭！我觉得人相信什么，是很个人很诚实的经验。它要每个个人去身体力行。我不冀望任何一个教派门类能将我送进一个成正果的行列中，在当今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被歪曲，被滥用了，我不希望自己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我不需要一个门派告诉我你相信我你就有好报，我觉得我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谋取幸福，也不是为了索取财富，我要经历，在这一站探索很充实的人生。从内心来讲我非常认同我的文化背景，包括佛教的很多理论，佛陀对事物的观点，如果换个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比很多人贴上宗教标志的人还要更接近一些，我没有把佛教当成一个宗教的门类派别去理解，去进入，我把它当成一个人的精神和一个人生存的价值，认识世界的法门。近年来我阅读很多佛典，也看圣经、塔木德，还看古兰经。对我而言世界还是充满了未知和探索。
《西藏人文地理》：你的唱片很贵，普通的版本150元，现在的XRCD版本260元，如果有人喜欢你的音乐而又买不起你唱片的人，你觉得该如何是好？
朱哲琴：其实我本身对知识产权这一块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一直认为知识产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在非常基础，一个物质积累的一个基础阶段，所以它要把很多精神上的东西物质化，然后回收成本，再投入，再产出。当人类发展到一个经济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它是不需要通过货币来体现产权的（所有东西都物质化商品化），它应该是全人类来分享的，比如谁问过，上帝或者一个造物主创造了一个自然的山川河流，他还要收取他的知识产权吗？我知道那是一个我看不到的理想境界。有一天，人的知识和人的精神文明应该是无偿地去与众人分享。但是人类在这样一个阶段，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资本积累回收再生产这个阶段。我认为我的唱片卖得是非常贵，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阶段，由市场来衡量制定价值的体系的时候，首先要通过市场认同这个有一定价值。是不是一个音乐家的唱片可以和随便的一个盗版画等号等等。我的唱片制作周期非常长，求质量整个创作过程成本很高，为了保证我们作品的质量，就算在最开始的时候，最穷的时候，我们从没在制作成本上有过节省，我们都是以不计成本的方法来完成作品的，努力在现有状态中做到最好。艺术品和工业产品的差别是差之分毫失之千里。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到了，它的生产成本也到了。一个视觉作品可以价值连城，音乐作品为什么就不能？就这一点，我觉得我的唱片还不够贵。我希望未来有可能制作更高端的产品，是专供爱乐者收藏的，另外一种途径是：为了让好的音乐传播出去，我们甚至可以免费赠送。
《西藏人文地理》：你的音乐可以这样说，在每个年龄层都有一个“庞大的小众“，就算在80后的年轻人群里也是这样的，而又有这样一个事实，你的音乐当和更加庞大的大众群相遇的时候就显得很阳春白雪，严重一点地说就是格格不入，你介意这样一个事实吗？
朱哲琴：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的唱片进入任何一个销售渠道的时候，任何一个出版商都会把我们的东西描写成一个小众的，是不太有商业价值。但是你又回过头来看，我在唱片业历史上积累的成绩，不管是销售成绩也好还是音乐被听众接纳的情况也好，也许你这么一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开始时想的有一些错误？如果说我的音乐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一开始它就可能结束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延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销售数据，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听众群，在整个音乐界受众群直线下降的时候，我的听众群一直都很稳定，而且还在增长。所以开始我的想法和大家是一样的，但当这个东西经历了一些时间，经历了一个事实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思维的套路？是不是人们在对于一个事物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都进入了一个套路？而且人们已经服从了这个套路了，那我在音乐的创作上是从来不接爱这个套路的，我认为一个音乐的好坏不一定是能卖还是不能卖。况且这些预测有时也会落空的。
《西藏人文地理》：我听过何训田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在物质困难的年代，如果用食品去换精神的东西，我也愿意。和这样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音乐家合作，你感到幸福吗？
我从来没有想朱哲琴：过这个问题，可能在精神世界上我们是共通的，我从来认为一个人是精神和物质的混合体，缺一不可。
《西藏人文地理》：你之前说过你所去过的地方你最喜欢西藏，而这几年下来，你又去了不少地方，比如非洲，北美，印度，尼泊尔，不丹……现在西藏还是你最喜欢的地方吗？
朱哲琴：对，我非常喜欢，这个很难解释，比如说，你相不相信人有一见钟情这种说法？对于我来说，西藏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西藏人文地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心中的西藏吗？
朱哲琴：我不能（朱哲琴用三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主编是不想看到这样简单的回答，但是，在采访当时的那个气场当中，我可以看到朱哲琴的眼睛，可以感觉到说起西藏时她眼睛里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难描述出来，在那个气场当中，这三个字已经是全部）。
《西藏人文地理》：我在一本书中看到，描写你在一个西藏的寺庙静坐了一晚上，害得其他随行者担心了一晚上，真有这回事吗？
《西藏人文地理》：我在布达拉宫山下坐了一晚上。我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听风铃的声音，看月亮，然后到早上的时候，就看见布达拉宫下的民居，看那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民居。第一盏酥油灯点起的时候，屋里的人开始走动，然后狗叫，人们开始转经。后来在《拉萨谣》里我试图倾诉那个时刻的情感，但是只能表达十分之一。
《西藏人文地理》：你来过无数次西藏了，你第一次来西藏和这一次来西藏，西藏在你的眼中有什么变化吗？
朱哲琴：当然有变化，我觉得特别是拉萨吧，表面上的变化就很大，拉萨整个变成一个商业味道比较浓厚的地方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西藏人文地理》：你怎么看待西藏的开发和保护？
朱哲琴：这是个永远的课题：发展和保存。我不认为西藏人就要一直在一个物质条件很低的状况下生存。我跟西藏这个关系的延续一样，那么多年，自然而然，我对这里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族群，在生存上要经历那么多考验和困难，我觉得全人类都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课题，看你要怎么样的发展，应该把好的部分保存下来，把不足的部分提高上去。这就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一个检验。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仅仅在西藏存在。为什么人类不能在物质上改进的同时，而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很优秀很杰出的方面，又能够继续保存延续下来？是我们人类的眼光太狭窄，还是我们的能力太有限？还是我们的心灵被禁锢住了？才有这种顾此失彼的结果？人类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觉得人为什么不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呢？去屈服一个单一的标准，我觉得人们应该有更高的智慧，应该有更高的造化，就可以跨越这个。“既发展又保护”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应该有耐心，不要急功近利，尽最大努力去达成。
《西藏人文地理》：
你此行是专门为西藏藏传佛教音乐而来，你对藏传佛教音乐感兴趣大概是什么时候？听了什么样的藏传佛教音乐之后想专门来拉萨做藏传佛教音乐？
朱哲琴：
很早吧，从我第一次进藏开始，我就开始感兴趣。我认为藏传佛教的密宗诵经是世界上最唯一独特的诵经方法。几百年过去，西藏密宗诵经对世人一样那么神秘，它有那么大的能量和魅力。1992年我第一次去丽江的时候，我拿到一卷磁带，里面有六个经师吟诵的一段经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经文，我一听，当时我就不说话了。
《西藏人文地理》：你想做一个关于西藏诵经的音乐纪录片，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西藏如此之大，你怎么在纪录片中做到全面地介绍？
朱哲琴：其实我还不知道，我也没有一定说我要做一个纪录片或音乐片，我就是想把这个民间的一些素材采集下来吧，但是这一次的行程又让我产生了很多想法，也有很多很好很有意思的想法，现在还不是很清晰。我觉得这是两个东西，西藏本身的一个东西，它的完整真实地呈现，另一个东西把它作为一个艺术重新加工，这是两条线路。比如诵经，也应该有两条线路来走，一条就是保存，只是把它很真实地保存，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些素材上，它可以影响到当今人们的创作，做成一个艺术作品。
《西藏人文地理》：你说西藏宗教音乐应尽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你是如何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的？
朱哲琴：我觉得西藏宗教音乐申遗一定要得到西藏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才行。要达成这点我觉得需要一些沟通的过程，只是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考虑，我觉得保护一个历史文化传承，大家都应该会有这份心意的。
《西藏人文地理》：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什么关系吗？这个纪录片和这个组织有什么联系吗？
朱哲琴：《天唱人间》演唱会就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十年而做的，接下来我们也在洽谈一些合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没有被确认之前，我们不适合把它公布出来。
《西藏人文地理》：去年你和奥斯卡纪录片大奖获得者考夫曼合作了一部精彩的纪录片《声音的漫游》，这次寻找诵经的纪录片中，会沿用声音漫游的影像风格吗？
朱哲琴：现在还没有想好，因为诵经这部分，我只是想把它纪录下来，还没有想到太多，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怎么去多元化产生不同的作品，或者是纪录啊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自然而然去呈现吧，因为它和很自由的纪录片不一样，我的那一部《声音的漫游》完全是以我的视点和视野来着手，而西藏的诵经它有它的发展和传承的脉络，所以我是作为一个寻找者，去寻找去了解，但是它本身有一个脉络，所以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尊重它本来文化传统的脉胳，然后我们怎么找一个切入点，我们怎么进入，这是需要探讨的。
《西藏人文地理》：西藏的藏传佛教范围除了中国地图版图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其他省区如四川，云南，青海都有大量的藏族，也有大量的寺庙，这次的纪录片中会进入这些地区吗？
朱哲琴：云南我已经去过了，香格里拉那一带。四川、青海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一次没有。我可能会以各个藏地为最重要的基础涉及到，我希望对藏地周边的一些也稍微做些涉及和了解。但是主题还是在西藏。西藏和其他地区的藏地非常不一样的，其实我这一次不是从拉萨开始的，是先从香格里拉开始的。我这半年旅行到香格里拉好多次，到那边也到寺庙也采集，我发现非常不一样，将来你们也许会听到的。
《西藏人文地理》：西藏宗教音乐如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你个人会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吗？
朱哲琴：西藏的诵经可能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古老最独特的一种诵经方法，它可能源于苯教和佛教传承的结合。它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的一些发音方法，包括内蒙的呼麦。苯教对西藏本土的藏传佛教、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有深远的影响。西藏宗教音乐的申遗，不是我个人的行为。它需要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我正在把相关素材和文本整理出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我知道低音诵经的魅力和价值。哲蚌寺翁则诵经大师在去年去世了，我希望通过申遗能使低音颂经这种珍贵的文化传承得到更好的保护重视。 我希望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做一点事。我活在每分每秒。你知道，在印度露天火葬场我所看到人的肉身是一抹灰烬，那时我在想：对于我们在此活了一回的这个世界，我是不是该创造一些什么？对西藏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说是一见钟情也行。就是这样，这也很奇妙。它还是我认知世界的一个启蒙地！西藏已经存在上千年了，西藏有自己的东西，它本身就已经是稀世珍宝。这次为申遗做准备，有缘参与到这件事里，这个机缘到了，我一定要为西藏做点事。这也是我对西藏的一个心愿。
这次杂志社特派我跟随朱哲琴寻访诵经之音结束后，我在回家的途中，在飞机上看到窗外的雪山和白云，我突然想起了一段泰戈尔的文字：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住在这里!”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般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