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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当您翻开这期杂志时，您会发现这期的《检察风云》变得更厚实了，它是我们出版400期给您的一份惊喜。
在迎接本刊20岁生日之际，我们有幸收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祝贺，这其中，有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有学术界名流，有政法界人士，有长期支持我们的作者，更有许许多多普通的读者。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感谢20年来，有你们的一路支持和关注。
本着“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的办刊宗旨，20年来，《检察风云》坚持以文化的力量参与和推动反腐倡廉，传播法治思维，传递正能量，已然成为法治期刊中一张亮丽的名片。
之于人生，20岁是成人的起端，思考未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于一份期刊，20年，岁月更迭，信念不变，有太多的信息在发生传递，有太多的思想要交流要碰击。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一起进步，与读者一起成长。
《检察风云》编辑部
[新闻综述]
厚积薄发 开拓创新
写在《检察风云》杂志出版400期暨创刊20周年之际
文/王方平
《检察风云》，一本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法制新闻期刊，伴随着共和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办刊历程。
20年前，《检察风云》杂志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在社会各界的呵护下，历经风吹雨打，岁月磨砺，而今的《检察风云》杂志，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漫漫风雨历程，《检察风云》杂志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编发了一篇篇发人深思、令人警醒的文章，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和由衷赞誉。可以说，《检察风云》杂志在当今文化市场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正以自己独特的风姿，深深扎根于法制期刊的园地，显示其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紧跟时代步伐 勇于开拓创新
回顾《检察风云》走过的历程和留下的轨迹，简而言之，就是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进步合拍。《检察风云》杂志始终坚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融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大潮之中。
1993年1月，随着打击经济犯罪的深入开展和全民普法教育的有序展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以期刊作为宣传载体和传播手段，正式创办了《检察风云》杂志，并向社会公开发行。同时作为杂志的主管、主办单位，对杂志的办刊宗旨、刊物定位、发展目标等重大方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至此，杂志社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业务指导下，在全体编辑记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办刊之路。
1997年11月，在杂志创办时隔四年之后，为了扩大刊物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检察风云》杂志改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检察出版社联合主办。双方本着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原则，形成共识，达成一致，共同制定办刊之策，谋划发展之道。由此，《检察风云》走出了一条由专业出版单位和地方杂志社联合办刊的新路，且被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之路。
1999年1月，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提升刊物的品质，《检察风云》杂志在全国法制类期刊中，率先运用全彩色印刷，以全新的面貌、全新的样式，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极大地提高了刊物的视觉效果和阅读美感。
2002年1月，为了进一步缩短出版周期，增加信息容量，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新闻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杂志正式由月刊改为半月刊。这一举措对扩大信息内容，丰富报道形式，强化杂志的新闻性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4年5月，为了适应办公网络化、出版数字化的发展要求，《检察风云》在各方的支持下，正式开通了自己的网站，并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网刊融合，网刊互动的良性运行机制。
2011年《检察风云》由80页扩充至96页，通过扩版，不仅使刊物的信息量大幅提升，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杂志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此同时，杂志社还受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厅的委托，创办了《职务犯罪预防专刊》；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创办了《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
勇于探索，不断进取，20年岁月的磨砺和浸润，让《检察风云》这本杂志出落得成熟、睿智、坚定而又风姿绰约。
弘扬廉政文化 传播法制文明
循着20年来杂志出版的脉络和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检察风云》杂志始终保持着反腐倡廉的办刊特色。
这些年来，在党和国家作出反腐败战略决策的大背景下，《检察风云》杂志积极响应，充分利用检察系统大量丰富的反腐倡廉资源，先后报道了一大批发生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重特大案件。其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腐败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腐败案、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腐败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腐败案等。这些案件的及时披露，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同时，也奠定了刊物的权威性和独特性。
作为一本大众传媒的法制刊物，《检察风云》还逐渐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用案例来凸显反贪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传统模式，而是更加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去剖析犯罪的根源、动因及其危害，以彰显《检察风云》的个性特色。
为此，《检察风云》结合实际，提出了“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制文明”的办刊思路，以期用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来净化思想，提升境界。这被视为区别于其他法制类期刊的一个重要标志或亮点。
廉政文化本身是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顺应全社会对反腐倡廉的强烈呼声，《检察风云》自觉担当起弘扬廉政文化的职责，不仅在宣传报道上坚持不懈，而且还先后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全体编采人员对廉政文化进行大讨论，提升对廉政文化的认识。
关注时事新闻 聚焦社会热点
关注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风云变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中，忠实地记录社会进程中的每一次跃动、每一次跨越，作为一本法治新闻综合性期刊，《检察风云》的报道视角和平台变得愈加宽阔，在许多重大会议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诸如上海APEC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五国元首会议，全球信息化论坛，陆家嘴金融论坛，北京国际检察官联合会议，上海国际企业家、市长会议，全国检察机关“十佳”、“双优”检察官表彰大会……杂志社都派记者进行一线采访，并作深入报道。
2005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60周年，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的宣传，《检察风云》本着弘扬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极发动编辑、记者，及时组织有关稿源，进行重点宣传报道，先后刊登了《血祭长空雄鹰谱》、《审判上海日军战犯》、《陆地上的海军魂》、《末日帝国的最后疯狂》、《中流砥柱，八路军在孝义》等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这对进一步唤发民众爱国热情，励志图强，发挥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牵动世人心，也牵动了《检察风云》全体人员的心。为了深入报道抗震救灾的情况，杂志社用大量的篇幅，多层次、多视角、多类型地报道大地震的各类信息，有的反映汶川大地震救援情况，有的专门约请社科类专家、学者就大地震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发表看法，如针对灾区孩子在失去父母、亲人的情况下出现的各类心理问题等，这些文章的刊登，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为此，《检察风云》杂志还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百年世博，全球盛事。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形象。作为媒体，宣传世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传播世博会带给我们的精彩，《检察风云》积极组织力量，倾力投入，专门开辟《世博360゜》栏目，全面报道世博会和上海检察机关及其他司法机关服务和保障世博的有关情况。为了铭记上海世博会留下的无数个精彩瞬间，《检察风云》还举办了“欢乐谷”杯世博闪光灯摄影大赛，先后收到参赛作品约2000多幅。
为了给世博会留下长久的记忆，《检察风云》还与上海历史博物馆倾力合作，组织策划了全面反映世博文物的重要选题。以图说的形式，解读了世界博览会180多年历史。同时，通过对300多幅精美图片的筛选和鉴赏性文字的再加工，汇编成册，取名为《盛会印痕》，正式公开出版。
提高杂志质量 拓宽发行渠道
杂志的发行量历来是检验一本杂志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没有质量，就没有杂志的生命。为此，杂志社一直把提升杂志的质量，作为一个永恒的追求目标。
为了不断提高内容质量，紧跟时代的步伐，推陈出新，《检察风云》在栏目设计和选题策划上，注重体现关注民生与廉政、文化与法治以及反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特色。为此，杂志在做好常规栏目的前提下，专门设置了一些重点栏目，比如《客座总编辑》，通过约请各省院的检察长、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就当今社会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结合各自的专业，发表独特的见解，以体现学术民主和文化多元；《反腐报道》栏目，通过对最新的贪腐案、渎职等职务犯罪案进行及时报道，或对一类腐败案件进行分析报道，给读者呈现独特的案件，独家的报道，独立的思考；《本刊策划》栏目，通过对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解剖、思考，进行全面的阐释和深度的解读。
近10年来，《检察风云》还整合出版资源，先后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其中有《案件从这里突破》、《法博士断案》、《检察风云录》、《检察风云集萃》等等，部分图书在上海书展销售排行榜上还名列前茅。
质量的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发行量的不断上升。截至2012年12月，《检察风云》杂志月发行量已突破20万份大关，覆盖到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检察风云》将以更加先进的办刊理念，更加开放的文化胸怀，全力投入到办刊工作中去，为打造一本有全国影响的法治新闻期刊而作出我们新的努力。
愿《检察风云》这棵参天大树，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大地上，四季长青，鲜花盛开，不断为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法治文明，谱写新的华丽篇章！
20年前，《检察风云》杂志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在社会各界的呵护下，历经风吹雨打，岁月磨砺。而今的《检察风云》杂志，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附录】《检察风云》荣誉榜
1998年，《检察风云》杂志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全国核心期刊的“中国期刊方阵”， 并获得“双效”期刊的称号；
2001年至2006年，连续三次荣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图书奖；
2006年6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上海市211家社科类期刊编校质量进行抽样检查评比，《检察风云》杂志编校质量名列第八名；
2006年12月，龙源期刊网举办了网络传播TOP100排行发布会”，《检察风云》杂志被评为2006年度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阅读排行前100名期刊；
2007年7月，《检察风云》杂志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严格评选，入选“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名单；
2008年9月，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2009年1月，上海市期刊协会推荐《检察风云》2009年被列为上海市“农家书屋”采购指导目录；
2009年3月，被上海市委政法委评为综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2009年8月，被华东地区报刊评审委员会评为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期刊；
2010年至2012年，《检察风云》杂志连续两次获得上海市中小学优秀期刊提名奖，评选活动举办单位已将获得优秀奖和提名奖的杂志，全部向上海市中小学1600所图书馆推荐；
2010年12月，在上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世博中，成绩优秀，荣获集体嘉奖；
2011年1月，被上海期刊协会分别评为“上海市宣传世博、服务世博先进期刊”一等奖和“上海市期刊十佳网站”。
2012年7月，《检察风云》杂志社被中国期刊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单位。 一项项荣誉记载着《检察风云》的光荣与梦想，也昭示着《检察风云》必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未来还要继续创造。
[客座总编辑]
持之以恒，扩展廉政文化的宣传平台
贺《检察风云》创刊20周年
文/石峰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正能量”，如何有效实施媒体监督，传递反腐的声音，追踪涉腐的人和事，如何把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人心，《检察风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检察风云》杂志公开出版400期，又逢创刊20周年，我表示由衷地祝贺。《检察风云》1993年创刊至今，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思路和原则，从黑白到全彩色，从月刊到半月刊逐年稳步发展。去年月发行量达20万册，在报刊零售点上，保持50%～70%的销售率，这在同类期刊中名列前茅，成绩实属不易。
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在这20年里，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很大，《检察风云》杂志能顺应发展，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跻身名刊、大刊之列，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探讨。他们的成功经验，对期刊业乃至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都会有借鉴意义。
把握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是我们做媒体出版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办好期刊最为重要的一点。
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要坚持的就是必须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担负起对社会的文化责任和导向责任。法治新闻报道要承担起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法律素质的责任。《检察风云》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健发展，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握了这一宗旨。该刊在这2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宣传政法工作、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理念，弘扬廉政文化，传递反腐信息，以普法教育为己任，并增设了一些有较强针对性的专栏，对我国的立法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行专论阐述；对我国的法律政策，法治建设的形势，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思辨分析；对大案要案进行揭露剖析，从主流价值观的视角引导读者思考；同时还对专业的法律条文进行讲解，传播和普及法律知识。内容丰富、发人深省，有很强的警示性，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履行了法治新闻期刊应有的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职能，从而在公众心中建立起法治权威的形象，赢得不少好评。我曾经说过，要办好一本杂志，必须要以内容为王，一个刊物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首先要有好的口碑。在这两点上，《检察风云》做到了，所以成功了。
弘扬廉政文化，打造个性鲜明的期刊
我的书桌上常年有几本杂志，阅读杂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期刊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要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的步伐和进步的成果，以敏锐的洞察力、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以及深邃的思想基础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才能在如林的杂志中独树一帜，赢得公众关注。《检察风云》从创刊之始，一直关注涉及国家建设、法治建设、社情民生、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反腐倡廉，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他们自己的特色，“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就是其最为突出的一个亮点，也是这么多年来深受读者关注与喜爱的一个重要因素。《检察风云》较早倡导廉政文化建设，2005年在《检察风云》创刊第 200期上，还专辟纪念专辑，以“弘扬廉政文化笔谈”为主题，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角度，借鉴国外廉政建设经验，充分阐述了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其理论高度和实践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国内期刊界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广泛关注。
廉政文化起始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的逐步深入，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关联，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对党风廉政建设作用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正能量”，如何有效实施媒体监督，传递反腐的声音，追踪涉腐的人和事，如何把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人心，《检察风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做法和经验。他们凭借媒体人的专业能力、职业精神和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深刻揭露各类腐败大案要案，不仅每期生动报道反贪、渎职和其他典型大案要案的侦诉和监督工作，深入解读执法为民的大局意识，而且还结合时代背景组织专题策划，大力宣传反腐倡廉，弘扬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可读性和权威性。据我了解，他们许多有关廉政文化的话题和反腐倡廉案例报道被一些报刊、网络转载，还有不少文章被电台、电视台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
我希望《检察风云》的采编人员在出版400期之际，能更进一步策划此类宣传活动，结合当下对反腐倡廉、廉政建设的深度解剖，以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理论基础反映当前反腐斗争的进程，凸显专业期刊的特色，履行媒体积极监督的职能。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上新台阶
走过20个春秋的《检察风云》已经玉树临风地站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党的十八大不但为我们建成小康社会描绘了蓝图，规划了时间表与路线图，也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又迎来了新的春天。希望《检察风云》这本已具旗舰风范的法治新闻刊物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按照中央改进和转变作风的要求，坚持“走、转、改”，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拓展廉政文化，推进法治文明建设。 法治新闻期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一定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在办刊实践中务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新是贯穿期刊业发展历程的永恒主题和不竭动力。在今天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不断创新的技术变革创造着日新月异的媒体形态和经营模式，催生新的消费群体和市场空间，《检察风云》杂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年来，《检察风云》坚持弘扬廉政文化的主旋律，传播法治文明的正能量，并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媒体的技术变革、进入更广阔更先进的数字化传播平台备好了“粮草”。《检察风云》十年前就建立了官方网站，是期刊行业中与数字化技术较早产生交集的纸媒。《检察风云》目前正在做“刊网融合、栏网融合”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法治期刊联合网站，力图在已有的网站基础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及多媒体互动，让期刊的宣传报道内容通过多媒体的辐射和覆盖，以更大范围的推送，达到新闻宣传的叠加效应。
我对他们的这一创新改革充满信心，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检察风云》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更进一步地增强期刊的传播影响力，打造法治新闻期刊的新品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希望《检察风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工作，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经典回眸]
俞云波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检察风云》杂志社原社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构成，为建立有序的政治和稳态的社会提供了条件，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陈旭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重要的是要积极构建良好的法律监督格局。要坚持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这是正确履行检察职责，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崔伟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吴敬琏
经济学家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敬大力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预防是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措施，其本质也是促进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加强监督、保证权力运作正当合法。
徐安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作风。
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必须坚持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法制的框架内寻求应对之策。
张金锁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我们要求每名检察人员都要“带着案件下去，带着和谐回来；带着问题下去，带着答案回来；带着课题下去，带着成果回来。”
邢宝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贯彻学习“十三检”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在内蒙古的实践描绘蓝图更成为一项核心工作。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公权力要有制衡，没有制衡就要产生腐败；私权利要得到保障，规定的人民权利自由应充分得到体现，这才是宪法最根本要义。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从法律角度，从国家层面，我们都要考虑到一个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希望社会能够平等。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是科学的，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部高质量法典，而构建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是达到此目的的前提和基础。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行为-过程”范式下的法治；关注社会实践中的法，而并非“纸上的法”；关注法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要坚持寓教于审和跟踪帮教，既不能不教而罚，也不能不教而宽，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陈连福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
打击和预防跨国腐败的蔓延，需要各国政府和反腐败机构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需要各国加强司法合作。
周有光
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爱因斯坦讲得很对，一个人一生一世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余的时间很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你就能成功。
袁隆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做事先做人”。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感悟。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
李开复
计算机科学专家、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
当一个人已完成很多梦想后，更大的愿望就是帮助年轻人去圆梦。这比个人的单独成功更具有意义。
胡润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
当你的财富完全自由以后，首先会考虑回报社会，第二就是回报自己的心。通过回报社会可以回报自己的心，得到自我实现。
杨振宁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崛起，这是20世纪最大的两件事件，它会对未来的历史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反腐论坛]
文化与反腐，群儒论道
腐败的文化因子是什么？近些年来，我们丢失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官场生态能否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净化？ 本刊出版400期，特邀16位来自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政法人员，以笔谈的形式， 就“文化反腐” 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宣传法治思维，弘扬社会正义。
祝《检察风云》创刊20周年
王强华
略论文化与腐败
文/王强华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剖析文化与腐败的关系，首先应对二者进行必要的界定和解说。
现在人们对文化的说法众多。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说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有人从考证文化这个词系由古拉丁语演变而来，认为它“含有耕作、开化之意”。当代中国的专家学者把文化概括为“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和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认为，一位西方人类学家的观点全面而又具体，更容易使人们理解和接受。他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一个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习惯的复合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诸要素都重要，如通过塑造具体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经验的知识，都属于认识范畴，而法律、道德、风俗，它们都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些文化要素无疑对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和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文化要素是信仰。信仰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主义（或某种宗教）的极度信任、尊重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的状况。它应该是文化的灵魂、核心。如果一个人具有并践行正确的信仰，他一定就是高尚文化人。临刑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壮丽诗篇的夏明翰烈士就是这样一个光辉榜样。
腐败是指腐烂、败坏。腐败的内容、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成因离不开一个“贪”字。我们古人造字颇有讲究。以“贪”为例，这个字由“今”和“贝”组成。贝在古代系一种货币，是财产的象征。早在《离骚》中就有“贪婪”二字。东汉文学家王逸曾对“贪”注解说：“爱财曰贪”。《史记·伯夷列传》中也称“贪夫徇财”。应该说，作为腐败成因的“贪”，主要指取之无道的枉法敛财。但腐败也可泛指无节制的不良乃至罪恶的私欲，对物质或精神的非公需求，前者为“贪财”，后者为“贪色”。贪得无厌、贪婪无度，就是贪者的生动写照。
不择手段枉法敛财是腐败，“包二奶”、“养情妇”、纵欲放荡寻花问柳也是腐败。“贪财”与“贪色”往往是相通的。一名官员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作非法敛财致富的工具，钱多了追求腐朽糜烂生活，堕落成千古罪人的腐败分子，也就毫不奇怪的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崇高信仰的组织，历来重视反对腐败斗争，并在实践中探索一整套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党也重视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这场伟大斗争，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过程中，以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制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热情讴歌反腐倡廉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无情鞭挞形形色色的贪腐分子，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向前。
重提“克己复礼”
文/丁锡满 解放日报社原总编
今年春节，我发给亲友的贺年短信是一首诗：“新换桃符接大年，银雕玉砌景无边。东风习习驱霾雾，一片春光在眼前。”表达了我对时局的喜悦。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新政得到了群众普遍的好评。尤其是反腐措施，更是大得人心。从2012年11月至今，仅仅四个月当中，中央关于反腐的表态，就有六次，而且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措词严厉，斩钉截铁，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所谓治标，就是说，只要暴露出来，就要打击。看来，那些做过亏心事的腐败分子要心情不定、坐卧不宁了。据统计，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二十七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或被免职，其中还有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永久等两位副省级大员。反腐力度大起来了，步子紧起来了，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我们高兴不起来，只能“长哭当歌”！腐败分子那么多，有什么好高兴的！只有揪心。
现在的腐败分子有个共同点，都是高学历、年轻化。别说省部厅局，选的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就是小小村官，也有很多大学生。为什么这些人学问那么好，知识那么多，应该知书达理，反而道德败坏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社会道德山崩、社会风气雾霾严重，环境污浊，免疫力低、抵抗力差的人容易感染病毒，成了“先腐分子”；二是现在选的治国治政人才，比较侧重经济管理，传统文化浅薄，很少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熏陶。在家里，父母只希望他出人头地，不像从前的书香门第，从小就教子女《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教育子女若要做事，先要做人。在学校，老师只追求升学率，填鸭式地向学生灌输应试知识，不注重德育，“又红又专”不提了，造成学生专而不红。在社会，铜臭就像北京地区的雾霾，弥漫着每一立方米的空间。青年人走上工作岗位，一心只想赚钱，工资要高，工作要轻，浑浑噩噩，胸无大志。报上写的，电视放的，除了官话套话空话，无非教人如何赚钱。官话套话造就了一批伪君子，“以钱为米”培育出一批孔方兄。连以高台教化为己任的所谓明星大腕，都贪婪成性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在这样的空气、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如果掌握了权力，要他不腐败也难。
我不是《红楼梦》里的焦大，不是《家》中的高老太爷，我不是恋旧的遗老，我是新时代的歌德派。但是我的确有一些怀旧，怀念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风气。我感到，如今八十岁左右的我那个时代的干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绝大多数是正人君子，是我所敬重的。至少，大家都有三个心：对工作的社会责任心，对不良道德的羞耻心，对违法犯罪的畏惧心。有这三心在约束自己，就不敢胡作非为。可是现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已经没有市场了。现在如果我们对人谈论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勤俭本色，首先我们的儿子们就会嘲笑我们迂腐背时；不是知己的朋友还以为我们虚伪，尽管我们真的这样想，谁会相信天下还有这种人！因为大家见到的总是官贪、商奸、文人弄假，因此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自己也没有了信仰。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这几十年来，只埋头经济发展，忽视了道德建设。虽然我们也讲精神文明，但那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具体措施。
江青、张春桥他们批林批孔，把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搞得很臭。现在我们该讲讲“克己复礼”了。我们讲“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邪念，恢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和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好作风。而要恢复传统美德就要继承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美德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存在于各种形态的文化艺术之中。三千年中被不论汉族异族的历朝历代政府奉为治国之道的儒家思想总有它的可取之处。中华民族浩如瀚海的诗歌、戏剧、文学、艺术，大都是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教人怎样做人的。可是这些好东西现在都受到了“现代派”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了。你看那些现代派的涂鸦，画的什么东西！你看那些搞笑的节目，有什么内容！如果一个民族的道德已经坠崖，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江河日下，再让这些低俗无聊的东西影响着多数人的心灵，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必须克己复礼，必须文化复兴，必须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从而提高全民道德水平。
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是反腐防腐之根本。但是治本如同吃中药，不会很快见效。眼前还是先要治标，把脓疱挤破，把腐肉剔除，把烂水果从篮子里拣出来，对腐败分子就要动手术。党中史正在这样做，新的一年给了老百姓新的希望，我们该额手称庆。
用新媒体力量
构造廉洁社会
文/赵志刚 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
香港社会经过较短时间就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转变，并且长期维持较高廉洁程度，多年以来，这个廉政的成功样本为全球瞩目。香港廉洁转型最主要原因在于反腐败教育战略对社会神话的构建和运用。
那么中国社会能否利用社交网络比如微博、微信等构建一个廉洁文化范畴的社会神话？答案是肯定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微博曝光66小时后，被重庆市委撤销职务，纪委立案调查。网民欢呼这又是一次微博反腐的胜利。2012年以来，从“表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房叔”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再到雷政富的被撤职查办，都让我们看到了微博反腐巨大的力量。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可以高渗透性地帮助民众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形成一个蜘蛛网般的监督网，减少贪污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它的示范作用也令民众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工作，从而成为专门反腐败机构之外的第二节助推器。
10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民间反腐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推动了党和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也让人看到构建廉洁社会的希望。
2000年前后，一部分公民意识强烈的人关注并投身公共事务，其中一些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开设个人网站，爆料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突出代表是舆论监督网李新德通过个人网站爆料，最终把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拉下马。然而，随着近些年网络监管的日益加强，尤其是少数公民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监管部门开始关闭大量以反腐败、舆论监督为使命的个体网站，使得网络反腐、舆论监督类的民间力量一度沉寂。
2009年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大行其道，民间反腐力量再度崛起，公民记者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微博，微博由此替代论坛、bbs等一跃成为网络反腐舆情的最重要阵地。
当下，我们的社会目前已经明显形成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对于负面信息，官方掌握的舆论平台较少或者较难披露。在民间，掌握举报线索的知情人多数首先选择网络曝光，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们对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等公权力的不信任因素，有的线索举报后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也是不争的事实。
微博反腐的标准范式是：微博爆料、意见领袖评论以及转发、网民广泛关注、领导重视舆情、职能部门介入、当事人被查。从其本质看，是网民提供了公职人员涉嫌贪腐的基础事实，包括翔实的图片、文字、音频甚至视频资料，当这些资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后，引发“人肉搜索”，更多的知情人加入发掘线索的行列，提供更多的基础事实，最后倒逼职能部门表态、介入。当有关部门保持缄默时，网上的意见领袖会不断加入，通过发表评论、转发微博等让更多的人提供舆论支持，最终使得所反映问题得到查处。
为何我们说可以借助“微博反腐”来营造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神话”？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新媒体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传播，信息成为一种紊流，无人能够通过删帖封杀，资讯瞬间会传播到整个互联网，并容易获得民意支持，形成舆情热点，引起公权力部门重视。其次，积极参与这些网络反腐的人，多数是中产阶层的公民记者、律师、学者等，他们是活跃在公共事务领域的意见领袖，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可以调用。三是民间反腐力量发挥出来的威力，让执政者不敢小觑。公权力尽管也依然反感那些反腐人士，在民间力量面前依然会表现出傲慢，但今天他们已经懂得与民间人士良性互动，雷政富不雅视频爆料人之一纪许光赴重庆协助调查就是一个例证。
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等都在致力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布局，我们认为可以把微博反腐纳入反腐败教育战略，从而构建“微博反腐”的社会神话。如前所述，微博的自媒体特性，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激发民众痛恨腐败的情感，重塑廉洁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鼓舞民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行动，帮助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关键性转换。何以如此断言：一是示范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从微博反腐的实效中看到力量、看到希望，懂得这样的途径对反腐败的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公民加入到这个行列。尽管在一些微博反腐事件中，民间力量也会被挤压，但参与和围观这些事件的民众，都获得了反腐败的操练机会。其次，有警示作用。越来越多的官员看到网络曝光的可怕性，清楚地看到这张监督大网的作用，他们明白，必须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须臾不可懈怠，且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一旦不注意形象，不法行为被传到网上引发炒作，后果不堪设想。这对弱化党政官员的特权意识，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大有助益。再次，代际的变化。年轻的80后、90后开始加入微博反腐阵营，成为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新希望。他们强烈的公民意识，对民间反腐的示范性效应很大。最后，一些开明官员的表态也让我们对民间反腐力量抱有很大信心。 香港的经验表明，廉洁转型可能以某种突变的方式而不是渐进方式发生。这其中，反腐败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突变的发生。希望中国的廉政建设也能打造出微博反腐的社会神话，而使廉洁转型得以迅速实现。
传统政治文化与反腐败
文/盛天启 《求是》杂志原编委兼秘书长
谨以此短文祝贺《检察风云》杂志发刊二十周年。
电视剧《楚汉风云》有这么一个情节：刘邦登基后开始诛杀功臣。萧何诱杀韩信后，为求自保，放出风说自己贪财受贿。刘邦觉得功高盖主的萧何既然贪财，便说明他不再有政治抱负，不会威胁到他的权位，也就对萧何放心了。还有一个相反的案例。明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真真假假，反反复复，以反腐败清纲纪的名义诛杀了大批功臣和地方大官。当然，朱元璋诛杀有真的该杀的贪官污吏，也有以反腐败这个最正当的名义排斥异己、消灭对手。还有，乾隆帝难道不知道和珅有多腐败吗？但他却把整治和珅的机会留给儿子嘉庆帝，让他以反腐败整肃天下第一大贪和珅来树立权威、巩固帝位。
我用这些案例是想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反腐败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手段，是巩固权力、维护皇权正统的筹码，从而失去了反腐败本来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封建专制和人治社会的重要征候。
我们共产党是坚决反腐败的，这是党的性质和信念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放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讲，反腐败是我党先进性的本质内涵，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从客观效果上看，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确实能够取信于民，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把反腐败当做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取信于民的一个手段，这就降低了反腐败本质上的意义价值。如是这样，必然的逻辑便是：党群关系很好，执政地位很稳固，我们就不必反腐败了吗？
传统的政治文化对我党反腐败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党的有些负责同志，不是从党的先进性要求、法治和道德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把反腐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我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我本人就经历过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同志因为一些小意见小矛盾而越弄越大，最后闹到相互指责有经济问题，普通矛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最后上级部门查实双方都没有腐败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在党内并不罕见，这是反腐败工作受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弄到邪路上去了。
相反，一种极端情况是把反腐败江湖化、人情化。也就是反腐败不讲原则，没有底线，不设界限。只要是权力圈中人，只要是老上级老部下，只要是哥们兄弟，就讲人情义气，讲江湖潜规则；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一拖再拖，不了了之；受贿当做人情往来，犯罪降为不正之风。更有甚者如刘邦萧何之辈，腐败在特殊情况下成了自保的护身符。
反腐败斗争中出现这些歪门邪道，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治而非法治。腐败的本质是什么？是权钱交易。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认为这句话说对了一半，还要加个定语，谓之“公权私用的权力导致腐败，公权私用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治条件下反腐败，实际上就是用权力来反对腐败，逻辑推导的结果，就是用权力来反对权力（腐败就是公权私用的权力）。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反对腐败的权力（人治）也是公权私用的话，如刘邦、朱元璋、乾隆之流，其反腐败的结果很可能是栽赃陷害或放纵坏人。这样的反腐败便是走到邪路上去了，异化了。老百姓的话往往最能道出事情的本质：“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真是对权力反腐（或者说人治反腐）的绝妙的概括。
一定要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所谓法治，与人治相对，判断的依据不是权力，而是法律、制度、规则、界限。法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个人和政府权力再大，也要受到社会公众依据法律、制度、规则、界限进行的监督和制约。因此，我们常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道理就是便于监督和制约。幕后交易，暗箱操作，当然便于公权私用，便于搞腐败，也便于制造错案冤案。当然，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必须有一整套制度安排，我国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在法治条件下的反腐败，必然会是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有效的。当然，在操作上还有许多细节要设计，许多制度要安排，本文就不详细展开了。总而言之，只有法治条件下的反腐败，才能消除传统政治文化对反腐斗争的不良影响。
坚守法治 春风化雨
文/王琳 《公诉人》（全国版）执行主编
《检察风云》出刊400期了。中国人有逢十纪念的习俗，400期的坚守更值得纪念与祝贺。纪念是为总结过往，以便更好地走向将来。要为《检察风云》的过往作出一个全面的总结，并不容易。《检察风云》400期相伴的这个时代，虽谈不上风云变幻，却也并非云淡风轻。一本法治杂志能做的，也应当做的，并不是对“风云”的追随，而是对其栖身的这片土壤的不离不弃。这土壤，就是法治。
杂志不是司法机关，不能从事具体案件的查办或审理。但作为媒体的《检察风云》，却是法治文化的载体，负有传播法治，宣扬法治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传承的国度里，法治文化的培育尤显重要。
试想想，仅仅30多年前，中国还处于法治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场打着“文化”之名的运动把中国的文化建设完全淹没在过分扩张了的意识形态之中。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有目共睹的不仅是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市场转型，更有社会层面的人心成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转型。但遗憾的是，与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相比，我们这30多年的文化建设大大滞后。法治文化不彰，反法治的腐败文化甚至腐朽文化就迅速填补空白。
文化建设的滞后，还不仅在于它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更深层的忧患在于它正在逐渐背离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以血缘、伦理、情感、宗法来维系基本秩序。这种强大的熟人文化一直浸淫在我们的血脉里。而当今30年间的中国社会转型，却正在走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一转型乃“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陌生人社会需要“陌生人文化”的匹配，这种“陌生人文化”主要就表现为法治文化、契约文化、廉政文化。源自我们心底的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又会强烈地唤起我们的“熟人文化”来抗拒陌生人社会。这就是中国至今仍停留在“关系本位”的内在原因。找“关系”、“熟人好办事”、“请客吃饭称兄道弟”等等，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生活，都能在文化上找到根源。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对法治文化、契约文化、廉政文化是不可预期的。恰恰相反，这正是法治传媒人的使命所在。基于法治的陌生人关系，也可以建立信任关系。试想想，仅仅30年前，高校中的政法专业还是“绝密”专业，能够获得招录的学生除却分数要求之外，更需经过严格的政审。有关政法的书籍和杂志，都是“国家机密”，寻常人等无缘得见。将“法”与“文化”的割裂，带来的不仅是法治水平的低下，还有普通民众法律素养的淡薄。
如今大批法治媒体蓬勃生长，并以各自的影响力努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深入，从而拉近“法治”与民众的距离。各家媒体之间虽无日常联系，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努力；那么多优秀的作者、读者和各界人士共同聚集于《检察风云》的大旗之下，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不相识，却都在为营造法治文化携手共进。这样的信任关系，不正是法治社会中的常态吗？
作为法治媒体中的优秀产品，《检察风云》也承载着宣扬法治的历史使命走到了第400期——400期杂志铺往全国各地，多少法治理念在春风化雨间悄然潜入了读者的脑海，并融入了文化的血脉。借此机会，笔者对《检察风云》的成绩表示由衷的祝贺。期待它能在法治媒体中继续保持领跑者的姿态，为法治文化的培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透明的文化与文化的透明
文/邓伟志 社会学家
文化，有一种定义叫“理念的总和”。理念，凡适合一时、一地，适合经济基础的先进理念，都应当弘扬开来；凡不符合时代需要、不适用于经济基础的落后理念都应批判、抛弃。不论是“扬”还是“弃”，都应当是公开的，透明的。透明是文化的特性。透明自身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翻开中国的文化史，不难看出就是一部从不透明到半透明，再到比较透明的历史。在古代，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不透明。与他人无关、无害的个人私事就不必透明，所谓透明当然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曝光。然而，对政府来讲，对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机构来讲，则必须透明、透亮。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不仅与他人有关，而且同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息息相关。
现在不少人对“透明文化”不甚了了。比如有几个地位显赫的官员气势汹汹地说：“官员也是人，为什么百姓不公开财产，却要官员公开财产？”这话的前提，只对了一分，而错了九分。先说他正确的那一分：“官员是人。”不必检验，官员肯定是人。不是人，人们不会给他官做。可是，官员是官人，前面多了个“官”字就不同一般了。人，任何人在社会上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社会角色尽管是可变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又是相对稳定的。你不做官则罢，做了官就要以官德、官纪、官法来约束自己。官员的社会角色决定官人是为公之人。那么，“公”便有权利要求官员公开。官人也应当有公开个人财产的自觉愿望。只有公开了，自己才放心，公众才放心。官员公开个人财产会替官员减少无穷无尽的麻烦。我访问过几个被人认为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按照他们廉政公署自鸣得意的说法，在他们那里，如果有人举报某一位官员贪污，廉政公署会暗自认为举报人有可能患了“精神病”。为什么？因为他们那里奉行透明文化。透明度高，分辨率强，可以做到像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伸手必被捉”。在透明文化指引下所制定的透明制度、透明规则，甚至于可以使得有贪婪之心的人“贪”不到“污”。在透明文化的浓厚氛围中，几乎是无“污”可“贪”。在透明文化的照耀下，公家的财产无法转化成“污”。所以，才会出现把举报人怀疑成“精神病”的底气。而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贪官一提一大串；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把官员排起队来隔一个抓一个，还会有漏网的。
在透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会有不少清官被人诬为贪官，而且在被诬之后，自己有理说不清，纪检部门花上几年的工夫也查不清。对这种事该怎么说呢？说得难听一点，是自作自受。平时透明了，不用被诬陷者自己出来辩白，广大国民会起来为你澄清，甚至没有同你打过交道的网友也会起来为你解释。平时透明了，纪检部门的工作量可以大为减少，人员可以大幅度精简。透明文化是救国、救官的良策。
在透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也有官员把财产公开的，比如说有高官自报“我有二百万存款，三套房子”，他就以为是践行透明文化了。否！就算你申报的数字是真实的，也是不怎么高的，也收不到“百姓为你请命”的效果。因为财产来源没有讲。透明文化发达的国家规定官员既要报数字，还要报来源。来源笼统还不行，必须一笔一笔讲清楚。
几年前，我向芬兰廉政公署负责人咨询。他说有的官员本来是教授，他当官以后如果去讲课，收了讲课费，或者是参与了非他莫属的课题研究，拿了课题费，统统要一五一十地公示清楚。这位芬兰廉政公署负责人在家爱养蜜蜂。养得好了，蜂蜜吃不完。吃不完不可浪费，允许出售。他说，他卖了几斤，卖给谁的，价格多少，全部上网公示。他说：“邓教授：你信不信？”我说：“相信，相信！”在我说了“相信”之后，这位廉政公署负责人还打开电脑让我看个清楚。
透明文化的穿透力是要透到底，透个穿的。比方说，如果有一笔申报得不实会怎么样？会不会因“初犯”而来个“下不为例”？会不会来个“家丑不可外扬”呢？不会的。有个国家的总理偕外长访问非洲一个国家，费用超过了预算，回国后在国家电视台接受公民的公开质询。总理回答：“是因为对方更换了住处。”公民仍不放过，继续追问。总理回答不上来，由外交部长回答。公民和听众对外交部长的回答表示理解了，质询方才告一段落。哪知后来这位很能干的女外长因为招待他们的外宾吃了鹅肝，堪称超标。二话没有，两个字：下台！
在透明文化熏陶下，随着透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因几块钱、几十块钱而丢官的事屡见不鲜。有个国家的总统在当总统前向老板朋友贷款买房，利息略低于市场。怎么样？退位！你不当总统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当了总统就不一样了。回到前面说的，就不能用“官员也是人”来糊弄了。
对透明文化怎么看？仍是个文化课题。有些透明文化欠发达国家中的文人把透明文化发达国家的这类透明之举称作“政治洁癖”。当否？有待广大读者点评。点评也是一种透明。点评有助透明文化的提升。 文化与反腐
文/卢汉龙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这种社会现象本身有它文化的渊源，但是也和迅速现代化有关。S.亨廷顿指出：现代化涉及基本价值观的各种转变。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增加，资源分散、利益分化，需求多样的分层社会正在我国逐步形成，迫切需要代表公平正义的公权力来重新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和满足极大部分人的公共需求。所以现代化也意味着对世风的根本转变和对公权力合理使用的期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价值观方面最重要的现代化转变是承认私人价值的合理性，并且在一系列制度法规中尊重并赋予个体追求本人与家庭利益的权利。由于市场是依靠个体的理性盘算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因此，私人（privacy）原则是市场经济制度所信守的基本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使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和行政机构如何确保准确地使用公权力而不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换句话说就是公权力运行的道德风险增加。而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计划体制转型过来的。所以党政部门和行政机构具有更大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与可能。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更为艰难与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的公权力腐败的许多问题就是和计划性行政体制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所需要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文化不相容有关。比如，权力过于集中，决策人不需要对后果负责；资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决策过程缺少透明度；长期蔑视言论自由，可以无视公民社会，缺乏监督等。原体制及政治文化转不过来，在市场拜金的驱动下必然给当权者更多谋取私人利益的诱惑和机会。所以腐败现象会逐步在市场私人原则的驱使下泛滥为“腐败文化”。现在民间抱怨“十官九贪”，甚至有“无官不贪”的感觉，官场出现各种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潜规则，甚至有身在官场“要不贪也难”的说法，绝非全部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所以从文化而论，反腐首先需要破“腐败文化”，从政府和公权力的现代化转型开始，切实运用现代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原则来建章立制，规范政府的行为，有效地遏制腐败文化的滋长和盛行。
同时，树立“廉政文化”的正气也非常重要。透明国际曾对世界上156个国家进行过清廉指数的统计评估。中国大陆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2（2005年），在所有被评估国家中排列78位，正好居于中间。诚然，各国情况不同，对腐败和廉政的标准和公众的容忍程度及要求也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官吏”的清廉一直有比较强的诉求，这种历史情结至今没有改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裴宜理教授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行政学的专家。她相信，中国政府具有很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十分重视防止官僚腐败的问题。据她的观察，近些年里中国民众中爆发的一些对政府的群体性诉求中往往不是出于反政府的“权力意识”，而是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也就是这些群众要求政府按规矩办事而不是在向政府要权。“反贪官，不反朝廷”是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这也就成为历朝帝王需要把严惩腐败官员弘扬廉政作为明君的传统。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杜绝弊端与和风清政是群众的期盼，惩罚贪污腐败和倡导廉洁奉公必须齐头并进。中国的清廉指数有望达到更大的提升。这也是执政党必须自我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和各国交流清廉政府的经验，向先进学习。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在反腐倡廉中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基础性作用。消除腐败文化的负能量，积累廉政文化的正能量，需要全面加强社会的制度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里所说的“制度”，我想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指法律法规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家庭、教育、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各种社会性的制度性设置（institute）。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设置形成了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文化”，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准则和脉络。人不是生活在丛林中，依据本能谋食果腹的动物，而是有思想、有文化的。表面上看，腐败现象往往起因于经济，并和政治、法律等制度有关，但是深入下去看，腐败现象和道德、信仰、人的素质、家庭、以及教育不无联系，同时也伴随着世风和世俗相上下。所以腐败问题实质上涉及一个综合性的文明指标。现在看到一些腐败的案例，实在为那些当事人的“无法无天”和“丧心病狂”程度感到触目惊心。目无法纪，以身试法固然可恨、可叹，但一个人到了心中无“天理”，为钱财人欲可以“丧尽天良”则令人发指。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必然也有赖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实现现代文明进步。
从“江西第一贪”说起
文/叶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江西第一贪原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个人受贿金额最高，单笔受贿金额最大的腐败官员。
新华社报道，这个贪官的作案动机、手段、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不”。
为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引用一下“十个不”中的几个不：不论岗位、不择手段、不看对象、不管事由、不限多少、不拘方式、不计后果……直到双规之前，他仍在大胆收钱，疯狂敛财。
可以说，这个已被判处死缓的贪官，把“腐败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除了大肆捞钱，这个贪官还干些什么呢？江西省纪委的通报中说他：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贪官的报道太多，没人细问此君道德是如何败坏，生活是怎么个腐化法。但是可以想象，用上了如此严厉的字眼，那肯定也是不堪入目的不雅视频。
报道这位省级第一贪的标题，也颇耐人寻味，说他是“典型的边腐边升”。边腐败边升官的报道，可以说也是近年来“腐败文化”的一个标签了。而且在标签之下，他还有三大秘诀：插手工程，树绝对权威，搞潜规则。可说他已把自古而来就有的“腐败文化”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 那么，针对如此鲜明的“腐败文化”，我们该如何构筑“反腐败文化”的体系呢？
面对“潜规则”盛行的社会现象，身处“不请不送办事难”的大环境，我们天天在说的“文化”，该如何起到它的作用呢？
平时我们时常在说的“警钟长鸣”“自律”，提高防范意识固然需要。但是，多少年来，类似的话我们难道说得还不够多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让“江西第一贪”这样的“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骨髓里”的人边腐边升，官越当越大呢？
构筑反腐败文化的体系，科学有效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运行，是当务之急。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滥用。要通过完善制度，对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度分解，加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有效监督，杜绝主要领导“一言堂”、“一手遮天”的现象，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衡。让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大小媒体、公众舆论、网络等层面的各方群众监督，来实现人民意愿在行政决策中的体现，形成反腐败文化的浓重氛围。选拔干部时特别要防止“带病提拔”，逐步构建起领导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使得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一有诡异动作，就会被曝光在公众面前。
那么，我们的反腐倡廉文化，就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用廉政文化
纯洁公务交往与活动
文/张培基 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各级机关和干部严肃纪律、改进作风迅速产生实质性的传递效应，也掀起了新一轮党风廉政建设的热潮。规定中许多内容所提出的都是公务交往与活动方面的要求，充分说明纯洁的公务交往与活动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各级机关、干部之所愿。在此，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那些为了“面子”、虚情假意以致当事人都深恶痛疾的公务往来陋习，如超标准接待大吃大喝、甚至用公款送高档礼品等现象，象春风野火挥之不去，去而又复呢？究其原因恐怕是背后有文化习俗的支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俗文化十分发达，也十分复杂，甚至相互“掐架”，往往同一种场合，既有“礼轻情谊重”的交心，又有“礼尚往来，人情难却”的辩解；既有“贪杯误事”的告诫，又有“无酒不成席”的“提醒”，各有各理，任由择取。也正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原本简单、正常的公务往来一不小心就“变味”了，有的人属于守不住“防线”，有的人是违心地随着“大流”行事，使得公务活动变得异常复杂，最终成为滑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任何礼俗文化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中国传统的礼节礼俗既是长期以来小农社会乡土人情的约定成俗，又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教化的结果，所谓“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传统礼俗文化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沉潜在民族心理中的思想影响仍在发生作用。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亟须培育先进的文化以引领社会风尚礼俗，作为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责无旁贷。
我们党在长期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打造先进文化、代表先进文化。实践证明，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思想阵地如果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就会被落后乃至腐朽的文化所占领；不提倡现代政治文明的规则，所谓“官场潜规则”文化就会盛行。在公务交往、公务活动中，我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告诫党员干部，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而且要强化政治责任感，树立现代政治文明意识，吸收借鉴中西古今优秀文化，规范从政行为，形成务实、节俭、文明、廉洁的公务礼俗文化，让大家在先进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进而营造出“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补充和凝聚力量的情感纽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既要看到在公务交往和活动中长期积累的顽症，又要看到讳疾忌医可能带来的无穷后患。必须认清摈弃旧的官场习俗，大力倡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新官场文化”已势所必然，理所当然。应当看到，公务交往和活动的主体是公务员，公务员能否守住廉政文化的底线是纯洁公务交往和活动的关键。在深入贯彻“中央八条”的过程中，不妨从加强“官德”修养、净化职业道德文化抓起，严守为政之德，严格操守自律，让每一个公务员都自觉争做忠实履行公务员责任、义务、纪律、要求的实践者，真正把职业道德文化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突破口，把每一项职业的道德文化养成“内化”为全体公务员的思想共识，使其思想上认同，行为上趋同；把每一项职业的道德文化养成“外化”为全体公务员的行为模式，在实践中严格遵循道德、官德和一系列法律、政策、制度、规章、纪律，违者必纠，并持之以恒，“虚功做实”，在敢打“老虎”的同时勤拍苍蝇。要在推进纯洁公务交往与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高官做起，从“上梁”正起，绝对不给下级抓到“把柄”，不给群众留下“笑柄”，不给投机取巧分子钻到“空子”，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旧官场文化的顽症，才能用先进文化的力量来加速纯洁公务交往和活动。
防腐需要“源头活水”
文/杨德广 高等教育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古代的“礼教文化”强调仁爱、忠孝、礼仪、诚信、修身养性等，沿用千年，影响深远。现时代，我们重提文化育人，意义颇深。
当前，全党上下正加大力度和决心打响一场反腐战斗。要严惩腐败分子，制订相关防腐反腐的法规条例，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十分必要。然而，从长效机制上看，源头防腐也应引起重视。如何从学校教育抓起，增强青少年防腐抗腐的能力，培植坚实的防腐反腐土壤和环境，是我们国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败问题是国际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物质条件不富裕的情况下，人们过着较为简朴的日子，在生活上无所攀比，相反，还能激发人们艰苦奋斗的决心。当权者也无私可图、无利可谋。而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当权者掌管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欲望也膨胀了，便会出现各种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在这方面，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过沉痛的教训。当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物质享受时，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 有学者说：“20世纪教育的最大失误是人不见了，21世纪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找回失去的人”。所以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文化教育。美国学者提出，如果美国要继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应该把儿童教育成为“有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自律、自重，遵守社会行为道德准则的人”、“有仁义之心和关心他人的人”。不少西方国家汲取教训后尤为重视这方面工作，并加强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抑制了腐败的滋长和蔓延。
我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及“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成功的，充分体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文化的巨大威力。当时各级党团组织、各类学校十分重视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和骨干。
不久前，我看到一份80年代初上海市三好学生的名单，有百余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至今无一人与贪腐有牵连，大多数人都是各单位、各部门的高管或高级专家，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现任检察长曹建明同志。
然而慢慢地，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在慢慢削弱，流为了一种形而上的教育。学生机械地背诵着一些所谓思想品德、文化知识，为考试而备。这些东西真的入心了吗？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多少被青少年们知晓和吸收？就更别说传承了。
当下，在青少年学生中加强文化教育，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等，让这些文化的力量渗入青少年的心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观念和为人处世之道，这尤为关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儒家的“忠、孝、仁、爱”的人文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法家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墨家“兼爱、非攻、尚行”的理念，以及中华民族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对青少年学生传播和教育后，可产生深远的影响；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最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学校教育中，应重视弘扬中华文化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思想，激励青少年树立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学好本领，回馈社会。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宋朝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名句。本意是借水之清澈，道出源头活水不断注入的成因，暗喻人只有时时补充新知识，才能心灵澄明，达到一个新境界。
这里，我们可以说腐败就像一潭污水，只有通过科学的治理和源头活水的不断注入，才有可能渐渐变得澄澈。这里的“活水”就是指一代又一代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意识的青少年，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才能奠定防腐反腐的文化基础和源头力量。
反腐文化的
顶层设计和舆情规制
文/张祖健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杂志思想性强，信息量大，版式美观大方，是一本图文俱佳的刊物，在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方面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我衷心祝愿《检察风云》越办越好，读者越来越多！
在我国社会文化的结构框架中，重要的力量依次有：宪政文化，执政党政党文化，政府行政文化，产经文化，非经济类社会文化以及公民自发形成的文化等。虽然各类文化有交叉，但相互间又有不同。例如，在执政党政党文化的层面，其文化价值中的公共性和公务性的特征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结构。这样的多层文化结构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都无可厚非，但是，社会各文化层级之间存在的价值和功能上的落差，也可能成为社会腐败行为蔓延的文化诱因。比如，八九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曾经使不少人获取了第一桶金，但同时也生成“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样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文化导向和价值宣传，使古已有之的“人为财死”的文化观念被激活，一些人甚至赞同“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活着，钱却没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在行政文化中倡导正面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却形成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这使得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无法成型，也不能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取向。
目前的中国，不同的价值观相互交叠在一起，即使在看似同一的文化结构内部，事实上也存在矛盾，比如某些时候，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市场独立运行的力量，另一方面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背后掌控着走向，市场和计划，经济和政治不得不揪扯在一起，而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足球运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及时重视这个问题而导致大面积腐败就是典型例证。足协管理层，俱乐部和职业球员，企业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彼此行贿和受贿，说明当时足球运动管理者没有针对政府和市场所承担的不同功能而做好相应的管理设计。在我看来，在申明各种组织的权限受时空规制的同时，需要研究制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娱乐）等领域内重大行为可能伴生的权力关系，对这些权力关系作出分析，由此识别有可能在流变中导致腐败价值观念的社会渗透路径，阻止其上下左右串联形成腐败的链条。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并用以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念。建设长期的、全社会有效的反腐败文化氛围，应着重从社会文化的整合做起。目前，应该从文化价值观念上逐步建构由执政党、公务员、协会团体管理层、工商组织法人、社会公民等力量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垂直对应，建设其正面的引领机制，辅之以文化批判机制，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反腐败的文化缰绳，牵引社会反腐败文化运行的笼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构统领社会文化进步的顶层设计。在我国，顶层部署仍然是整个社会文化运行的关键，建构全社会反腐败的社会文化环境应抓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应该详细规划执政党，政府，行业工商组织，社会法人组织以及社会公民等各层级的文化活动空间和文化表达的界限，在各自空间内健全思想文化的范畴和相应的价值观，有效批判各类腐败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署社会文化运行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顶层设计和垂范机制，使不同的文化力量汇集到这个统一的精神文明的范畴内，相互协调，达成文明和价值的最有效的传播。
在迎接本刊20岁生日之际，我们有幸收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祝贺，这其中，有新闻出版界的领导，有学术界名流，有政法界人士，有长期支持我们的作者，更有许许多多普通的读者。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感谢20年来，有你们的一路支持和关注。
本着“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的办刊宗旨，20年来，《检察风云》坚持以文化的力量参与和推动反腐倡廉，传播法治思维，传递正能量，已然成为法治期刊中一张亮丽的名片。
之于人生，20岁是成人的起端，思考未来，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于一份期刊，20年，岁月更迭，信念不变，有太多的信息在发生传递，有太多的思想要交流要碰击。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一起进步，与读者一起成长。
《检察风云》编辑部
[新闻综述]
厚积薄发 开拓创新
写在《检察风云》杂志出版400期暨创刊20周年之际
文/王方平
《检察风云》，一本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法制新闻期刊，伴随着共和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步伐，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的办刊历程。
20年前，《检察风云》杂志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在社会各界的呵护下，历经风吹雨打，岁月磨砺，而今的《检察风云》杂志，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漫漫风雨历程，《检察风云》杂志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编发了一篇篇发人深思、令人警醒的文章，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认可和由衷赞誉。可以说，《检察风云》杂志在当今文化市场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正以自己独特的风姿，深深扎根于法制期刊的园地，显示其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紧跟时代步伐 勇于开拓创新
回顾《检察风云》走过的历程和留下的轨迹，简而言之，就是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进步合拍。《检察风云》杂志始终坚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融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大潮之中。
1993年1月，随着打击经济犯罪的深入开展和全民普法教育的有序展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以期刊作为宣传载体和传播手段，正式创办了《检察风云》杂志，并向社会公开发行。同时作为杂志的主管、主办单位，对杂志的办刊宗旨、刊物定位、发展目标等重大方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至此，杂志社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业务指导下，在全体编辑记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办刊之路。
1997年11月，在杂志创办时隔四年之后，为了扩大刊物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检察风云》杂志改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检察出版社联合主办。双方本着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原则，形成共识，达成一致，共同制定办刊之策，谋划发展之道。由此，《检察风云》走出了一条由专业出版单位和地方杂志社联合办刊的新路，且被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之路。
1999年1月，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提升刊物的品质，《检察风云》杂志在全国法制类期刊中，率先运用全彩色印刷，以全新的面貌、全新的样式，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极大地提高了刊物的视觉效果和阅读美感。
2002年1月，为了进一步缩短出版周期，增加信息容量，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新闻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杂志正式由月刊改为半月刊。这一举措对扩大信息内容，丰富报道形式，强化杂志的新闻性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4年5月，为了适应办公网络化、出版数字化的发展要求，《检察风云》在各方的支持下，正式开通了自己的网站，并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网刊融合，网刊互动的良性运行机制。
2011年《检察风云》由80页扩充至96页，通过扩版，不仅使刊物的信息量大幅提升，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杂志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此同时，杂志社还受最高人民检察院预防厅的委托，创办了《职务犯罪预防专刊》；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创办了《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
勇于探索，不断进取，20年岁月的磨砺和浸润，让《检察风云》这本杂志出落得成熟、睿智、坚定而又风姿绰约。
弘扬廉政文化 传播法制文明
循着20年来杂志出版的脉络和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检察风云》杂志始终保持着反腐倡廉的办刊特色。
这些年来，在党和国家作出反腐败战略决策的大背景下，《检察风云》杂志积极响应，充分利用检察系统大量丰富的反腐倡廉资源，先后报道了一大批发生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重特大案件。其中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腐败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腐败案、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腐败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腐败案等。这些案件的及时披露，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同时，也奠定了刊物的权威性和独特性。
作为一本大众传媒的法制刊物，《检察风云》还逐渐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用案例来凸显反贪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传统模式，而是更加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去剖析犯罪的根源、动因及其危害，以彰显《检察风云》的个性特色。
为此，《检察风云》结合实际，提出了“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制文明”的办刊思路，以期用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来净化思想，提升境界。这被视为区别于其他法制类期刊的一个重要标志或亮点。
廉政文化本身是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顺应全社会对反腐倡廉的强烈呼声，《检察风云》自觉担当起弘扬廉政文化的职责，不仅在宣传报道上坚持不懈，而且还先后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及全体编采人员对廉政文化进行大讨论，提升对廉政文化的认识。
关注时事新闻 聚焦社会热点
关注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风云变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中，忠实地记录社会进程中的每一次跃动、每一次跨越，作为一本法治新闻综合性期刊，《检察风云》的报道视角和平台变得愈加宽阔，在许多重大会议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诸如上海APEC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五国元首会议，全球信息化论坛，陆家嘴金融论坛，北京国际检察官联合会议，上海国际企业家、市长会议，全国检察机关“十佳”、“双优”检察官表彰大会……杂志社都派记者进行一线采访，并作深入报道。
2005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60周年，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的宣传，《检察风云》本着弘扬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极发动编辑、记者，及时组织有关稿源，进行重点宣传报道，先后刊登了《血祭长空雄鹰谱》、《审判上海日军战犯》、《陆地上的海军魂》、《末日帝国的最后疯狂》、《中流砥柱，八路军在孝义》等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的文章，这对进一步唤发民众爱国热情，励志图强，发挥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牵动世人心，也牵动了《检察风云》全体人员的心。为了深入报道抗震救灾的情况，杂志社用大量的篇幅，多层次、多视角、多类型地报道大地震的各类信息，有的反映汶川大地震救援情况，有的专门约请社科类专家、学者就大地震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发表看法，如针对灾区孩子在失去父母、亲人的情况下出现的各类心理问题等，这些文章的刊登，得到了有关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为此，《检察风云》杂志还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百年世博，全球盛事。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形象。作为媒体，宣传世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传播世博会带给我们的精彩，《检察风云》积极组织力量，倾力投入，专门开辟《世博360゜》栏目，全面报道世博会和上海检察机关及其他司法机关服务和保障世博的有关情况。为了铭记上海世博会留下的无数个精彩瞬间，《检察风云》还举办了“欢乐谷”杯世博闪光灯摄影大赛，先后收到参赛作品约2000多幅。
为了给世博会留下长久的记忆，《检察风云》还与上海历史博物馆倾力合作，组织策划了全面反映世博文物的重要选题。以图说的形式，解读了世界博览会180多年历史。同时，通过对300多幅精美图片的筛选和鉴赏性文字的再加工，汇编成册，取名为《盛会印痕》，正式公开出版。
提高杂志质量 拓宽发行渠道
杂志的发行量历来是检验一本杂志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没有质量，就没有杂志的生命。为此，杂志社一直把提升杂志的质量，作为一个永恒的追求目标。
为了不断提高内容质量，紧跟时代的步伐，推陈出新，《检察风云》在栏目设计和选题策划上，注重体现关注民生与廉政、文化与法治以及反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特色。为此，杂志在做好常规栏目的前提下，专门设置了一些重点栏目，比如《客座总编辑》，通过约请各省院的检察长、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就当今社会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结合各自的专业，发表独特的见解，以体现学术民主和文化多元；《反腐报道》栏目，通过对最新的贪腐案、渎职等职务犯罪案进行及时报道，或对一类腐败案件进行分析报道，给读者呈现独特的案件，独家的报道，独立的思考；《本刊策划》栏目，通过对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关注、解剖、思考，进行全面的阐释和深度的解读。
近10年来，《检察风云》还整合出版资源，先后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其中有《案件从这里突破》、《法博士断案》、《检察风云录》、《检察风云集萃》等等，部分图书在上海书展销售排行榜上还名列前茅。
质量的不断提高，也推动了发行量的不断上升。截至2012年12月，《检察风云》杂志月发行量已突破20万份大关，覆盖到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检察风云》将以更加先进的办刊理念，更加开放的文化胸怀，全力投入到办刊工作中去，为打造一本有全国影响的法治新闻期刊而作出我们新的努力。
愿《检察风云》这棵参天大树，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大地上，四季长青，鲜花盛开，不断为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法治文明，谱写新的华丽篇章！
20年前，《检察风云》杂志如同一株新生的幼苗，在社会各界的呵护下，历经风吹雨打，岁月磨砺。而今的《检察风云》杂志，已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附录】《检察风云》荣誉榜
1998年，《检察风云》杂志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全国核心期刊的“中国期刊方阵”， 并获得“双效”期刊的称号；
2001年至2006年，连续三次荣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图书奖；
2006年6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上海市211家社科类期刊编校质量进行抽样检查评比，《检察风云》杂志编校质量名列第八名；
2006年12月，龙源期刊网举办了网络传播TOP100排行发布会”，《检察风云》杂志被评为2006年度中文期刊网络传播海外阅读排行前100名期刊；
2007年7月，《检察风云》杂志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严格评选，入选“百种优秀期刊进连队”名单；
2008年9月，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2009年1月，上海市期刊协会推荐《检察风云》2009年被列为上海市“农家书屋”采购指导目录；
2009年3月，被上海市委政法委评为综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2009年8月，被华东地区报刊评审委员会评为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期刊；
2010年至2012年，《检察风云》杂志连续两次获得上海市中小学优秀期刊提名奖，评选活动举办单位已将获得优秀奖和提名奖的杂志，全部向上海市中小学1600所图书馆推荐；
2010年12月，在上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世博中，成绩优秀，荣获集体嘉奖；
2011年1月，被上海期刊协会分别评为“上海市宣传世博、服务世博先进期刊”一等奖和“上海市期刊十佳网站”。
2012年7月，《检察风云》杂志社被中国期刊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单位。 一项项荣誉记载着《检察风云》的光荣与梦想，也昭示着《检察风云》必将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荣誉只能代表过去，未来还要继续创造。
[客座总编辑]
持之以恒，扩展廉政文化的宣传平台
贺《检察风云》创刊20周年
文/石峰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正能量”，如何有效实施媒体监督，传递反腐的声音，追踪涉腐的人和事，如何把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人心，《检察风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检察风云》杂志公开出版400期，又逢创刊20周年，我表示由衷地祝贺。《检察风云》1993年创刊至今，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刊思路和原则，从黑白到全彩色，从月刊到半月刊逐年稳步发展。去年月发行量达20万册，在报刊零售点上，保持50%～70%的销售率，这在同类期刊中名列前茅，成绩实属不易。
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在这20年里，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变化很大，《检察风云》杂志能顺应发展，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跻身名刊、大刊之列，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探讨。他们的成功经验，对期刊业乃至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都会有借鉴意义。
把握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是我们做媒体出版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办好期刊最为重要的一点。
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要坚持的就是必须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担负起对社会的文化责任和导向责任。法治新闻报道要承担起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法律素质的责任。《检察风云》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健发展，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握了这一宗旨。该刊在这20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宣传政法工作、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理念，弘扬廉政文化，传递反腐信息，以普法教育为己任，并增设了一些有较强针对性的专栏，对我国的立法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行专论阐述；对我国的法律政策，法治建设的形势，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思辨分析；对大案要案进行揭露剖析，从主流价值观的视角引导读者思考；同时还对专业的法律条文进行讲解，传播和普及法律知识。内容丰富、发人深省，有很强的警示性，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履行了法治新闻期刊应有的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职能，从而在公众心中建立起法治权威的形象，赢得不少好评。我曾经说过，要办好一本杂志，必须要以内容为王，一个刊物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首先要有好的口碑。在这两点上，《检察风云》做到了，所以成功了。
弘扬廉政文化，打造个性鲜明的期刊
我的书桌上常年有几本杂志，阅读杂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期刊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要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的步伐和进步的成果，以敏锐的洞察力、实事求是的报道作风以及深邃的思想基础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才能在如林的杂志中独树一帜，赢得公众关注。《检察风云》从创刊之始，一直关注涉及国家建设、法治建设、社情民生、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反腐倡廉，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他们自己的特色，“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就是其最为突出的一个亮点，也是这么多年来深受读者关注与喜爱的一个重要因素。《检察风云》较早倡导廉政文化建设，2005年在《检察风云》创刊第 200期上，还专辟纪念专辑，以“弘扬廉政文化笔谈”为主题，邀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角度，借鉴国外廉政建设经验，充分阐述了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其理论高度和实践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国内期刊界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广泛关注。
廉政文化起始于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的逐步深入，是以廉政为思想内涵、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关联，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对党风廉政建设作用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正能量”，如何有效实施媒体监督，传递反腐的声音，追踪涉腐的人和事，如何把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深入人心，《检察风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做法和经验。他们凭借媒体人的专业能力、职业精神和对国家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深刻揭露各类腐败大案要案，不仅每期生动报道反贪、渎职和其他典型大案要案的侦诉和监督工作，深入解读执法为民的大局意识，而且还结合时代背景组织专题策划，大力宣传反腐倡廉，弘扬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新闻性、可读性和权威性。据我了解，他们许多有关廉政文化的话题和反腐倡廉案例报道被一些报刊、网络转载，还有不少文章被电台、电视台转播，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反响。
我希望《检察风云》的采编人员在出版400期之际，能更进一步策划此类宣传活动，结合当下对反腐倡廉、廉政建设的深度解剖，以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理论基础反映当前反腐斗争的进程，凸显专业期刊的特色，履行媒体积极监督的职能。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上新台阶
走过20个春秋的《检察风云》已经玉树临风地站到了一个较高的平台。党的十八大不但为我们建成小康社会描绘了蓝图，规划了时间表与路线图，也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又迎来了新的春天。希望《检察风云》这本已具旗舰风范的法治新闻刊物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按照中央改进和转变作风的要求，坚持“走、转、改”，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斗争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拓展廉政文化，推进法治文明建设。 法治新闻期刊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载体，一定要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与呼，在办刊实践中务必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新是贯穿期刊业发展历程的永恒主题和不竭动力。在今天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不断创新的技术变革创造着日新月异的媒体形态和经营模式，催生新的消费群体和市场空间，《检察风云》杂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0年来，《检察风云》坚持弘扬廉政文化的主旋律，传播法治文明的正能量，并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媒体的技术变革、进入更广阔更先进的数字化传播平台备好了“粮草”。《检察风云》十年前就建立了官方网站，是期刊行业中与数字化技术较早产生交集的纸媒。《检察风云》目前正在做“刊网融合、栏网融合”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法治期刊联合网站，力图在已有的网站基础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及多媒体互动，让期刊的宣传报道内容通过多媒体的辐射和覆盖，以更大范围的推送，达到新闻宣传的叠加效应。
我对他们的这一创新改革充满信心，我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检察风云》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更进一步地增强期刊的传播影响力，打造法治新闻期刊的新品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希望《检察风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工作，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经典回眸]
俞云波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检察风云》杂志社原社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构成，为建立有序的政治和稳态的社会提供了条件，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
陈旭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重要的是要积极构建良好的法律监督格局。要坚持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这是正确履行检察职责，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崔伟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吴敬琏
经济学家
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敬大力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预防是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措施，其本质也是促进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加强监督、保证权力运作正当合法。
徐安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机制、新的作风。
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必须坚持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法制的框架内寻求应对之策。
张金锁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我们要求每名检察人员都要“带着案件下去，带着和谐回来；带着问题下去，带着答案回来；带着课题下去，带着成果回来。”
邢宝玉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在贯彻学习“十三检”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如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在内蒙古的实践描绘蓝图更成为一项核心工作。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公权力要有制衡，没有制衡就要产生腐败；私权利要得到保障，规定的人民权利自由应充分得到体现，这才是宪法最根本要义。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从法律角度，从国家层面，我们都要考虑到一个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希望社会能够平等。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是科学的，是面向新世纪的一部高质量法典，而构建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是达到此目的的前提和基础。
付子堂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行为-过程”范式下的法治；关注社会实践中的法，而并非“纸上的法”；关注法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朱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要坚持寓教于审和跟踪帮教，既不能不教而罚，也不能不教而宽，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陈连福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
打击和预防跨国腐败的蔓延，需要各国政府和反腐败机构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需要各国加强司法合作。
周有光
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爱因斯坦讲得很对，一个人一生一世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余的时间很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你就能成功。
袁隆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做事先做人”。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感悟。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
李开复
计算机科学专家、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
当一个人已完成很多梦想后，更大的愿望就是帮助年轻人去圆梦。这比个人的单独成功更具有意义。
胡润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
当你的财富完全自由以后，首先会考虑回报社会，第二就是回报自己的心。通过回报社会可以回报自己的心，得到自我实现。
杨振宁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崛起，这是20世纪最大的两件事件，它会对未来的历史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反腐论坛]
文化与反腐，群儒论道
腐败的文化因子是什么？近些年来，我们丢失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官场生态能否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净化？ 本刊出版400期，特邀16位来自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和政法人员，以笔谈的形式， 就“文化反腐” 话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宣传法治思维，弘扬社会正义。
祝《检察风云》创刊20周年
王强华
略论文化与腐败
文/王强华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剖析文化与腐败的关系，首先应对二者进行必要的界定和解说。
现在人们对文化的说法众多。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地说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有人从考证文化这个词系由古拉丁语演变而来，认为它“含有耕作、开化之意”。当代中国的专家学者把文化概括为“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以上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和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认为，一位西方人类学家的观点全面而又具体，更容易使人们理解和接受。他认为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一个社会成员获得的能力、习惯的复合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诸要素都重要，如通过塑造具体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经验的知识，都属于认识范畴，而法律、道德、风俗，它们都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些文化要素无疑对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和他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文化要素是信仰。信仰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主义（或某种宗教）的极度信任、尊重并以此作为行动准则的状况。它应该是文化的灵魂、核心。如果一个人具有并践行正确的信仰，他一定就是高尚文化人。临刑前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壮丽诗篇的夏明翰烈士就是这样一个光辉榜样。
腐败是指腐烂、败坏。腐败的内容、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其成因离不开一个“贪”字。我们古人造字颇有讲究。以“贪”为例，这个字由“今”和“贝”组成。贝在古代系一种货币，是财产的象征。早在《离骚》中就有“贪婪”二字。东汉文学家王逸曾对“贪”注解说：“爱财曰贪”。《史记·伯夷列传》中也称“贪夫徇财”。应该说，作为腐败成因的“贪”，主要指取之无道的枉法敛财。但腐败也可泛指无节制的不良乃至罪恶的私欲，对物质或精神的非公需求，前者为“贪财”，后者为“贪色”。贪得无厌、贪婪无度，就是贪者的生动写照。
不择手段枉法敛财是腐败，“包二奶”、“养情妇”、纵欲放荡寻花问柳也是腐败。“贪财”与“贪色”往往是相通的。一名官员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作非法敛财致富的工具，钱多了追求腐朽糜烂生活，堕落成千古罪人的腐败分子，也就毫不奇怪的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崇高信仰的组织，历来重视反对腐败斗争，并在实践中探索一整套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党也重视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应该积极投入这场伟大斗争，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过程中，以创造性的辛勤劳动，制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热情讴歌反腐倡廉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无情鞭挞形形色色的贪腐分子，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向前。
重提“克己复礼”
文/丁锡满 解放日报社原总编
今年春节，我发给亲友的贺年短信是一首诗：“新换桃符接大年，银雕玉砌景无边。东风习习驱霾雾，一片春光在眼前。”表达了我对时局的喜悦。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新政得到了群众普遍的好评。尤其是反腐措施，更是大得人心。从2012年11月至今，仅仅四个月当中，中央关于反腐的表态，就有六次，而且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措词严厉，斩钉截铁，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所谓治标，就是说，只要暴露出来，就要打击。看来，那些做过亏心事的腐败分子要心情不定、坐卧不宁了。据统计，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二十七名厅级以上官员落马或被免职，其中还有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永久等两位副省级大员。反腐力度大起来了，步子紧起来了，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我们高兴不起来，只能“长哭当歌”！腐败分子那么多，有什么好高兴的！只有揪心。
现在的腐败分子有个共同点，都是高学历、年轻化。别说省部厅局，选的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就是小小村官，也有很多大学生。为什么这些人学问那么好，知识那么多，应该知书达理，反而道德败坏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社会道德山崩、社会风气雾霾严重，环境污浊，免疫力低、抵抗力差的人容易感染病毒，成了“先腐分子”；二是现在选的治国治政人才，比较侧重经济管理，传统文化浅薄，很少受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熏陶。在家里，父母只希望他出人头地，不像从前的书香门第，从小就教子女《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教育子女若要做事，先要做人。在学校，老师只追求升学率，填鸭式地向学生灌输应试知识，不注重德育，“又红又专”不提了，造成学生专而不红。在社会，铜臭就像北京地区的雾霾，弥漫着每一立方米的空间。青年人走上工作岗位，一心只想赚钱，工资要高，工作要轻，浑浑噩噩，胸无大志。报上写的，电视放的，除了官话套话空话，无非教人如何赚钱。官话套话造就了一批伪君子，“以钱为米”培育出一批孔方兄。连以高台教化为己任的所谓明星大腕，都贪婪成性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在这样的空气、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如果掌握了权力，要他不腐败也难。
我不是《红楼梦》里的焦大，不是《家》中的高老太爷，我不是恋旧的遗老，我是新时代的歌德派。但是我的确有一些怀旧，怀念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风气。我感到，如今八十岁左右的我那个时代的干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绝大多数是正人君子，是我所敬重的。至少，大家都有三个心：对工作的社会责任心，对不良道德的羞耻心，对违法犯罪的畏惧心。有这三心在约束自己，就不敢胡作非为。可是现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已经没有市场了。现在如果我们对人谈论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勤俭本色，首先我们的儿子们就会嘲笑我们迂腐背时；不是知己的朋友还以为我们虚伪，尽管我们真的这样想，谁会相信天下还有这种人！因为大家见到的总是官贪、商奸、文人弄假，因此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自己也没有了信仰。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这几十年来，只埋头经济发展，忽视了道德建设。虽然我们也讲精神文明，但那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具体措施。
江青、张春桥他们批林批孔，把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搞得很臭。现在我们该讲讲“克己复礼”了。我们讲“克己复礼”是指要约束自己的邪念，恢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和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好作风。而要恢复传统美德就要继承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美德存在于儒家思想之中，存在于各种形态的文化艺术之中。三千年中被不论汉族异族的历朝历代政府奉为治国之道的儒家思想总有它的可取之处。中华民族浩如瀚海的诗歌、戏剧、文学、艺术，大都是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教人怎样做人的。可是这些好东西现在都受到了“现代派”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了。你看那些现代派的涂鸦，画的什么东西！你看那些搞笑的节目，有什么内容！如果一个民族的道德已经坠崖，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江河日下，再让这些低俗无聊的东西影响着多数人的心灵，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所以必须克己复礼，必须文化复兴，必须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从而提高全民道德水平。
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是反腐防腐之根本。但是治本如同吃中药，不会很快见效。眼前还是先要治标，把脓疱挤破，把腐肉剔除，把烂水果从篮子里拣出来，对腐败分子就要动手术。党中史正在这样做，新的一年给了老百姓新的希望，我们该额手称庆。
用新媒体力量
构造廉洁社会
文/赵志刚 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
香港社会经过较短时间就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转变，并且长期维持较高廉洁程度，多年以来，这个廉政的成功样本为全球瞩目。香港廉洁转型最主要原因在于反腐败教育战略对社会神话的构建和运用。
那么中国社会能否利用社交网络比如微博、微信等构建一个廉洁文化范畴的社会神话？答案是肯定的。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微博曝光66小时后，被重庆市委撤销职务，纪委立案调查。网民欢呼这又是一次微博反腐的胜利。2012年以来，从“表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房叔”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再到雷政富的被撤职查办，都让我们看到了微博反腐巨大的力量。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裂变式传播，可以高渗透性地帮助民众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形成一个蜘蛛网般的监督网，减少贪污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它的示范作用也令民众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败工作，从而成为专门反腐败机构之外的第二节助推器。
10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民间反腐败力量不断成长壮大，推动了党和政府的党风廉政建设，也让人看到构建廉洁社会的希望。
2000年前后，一部分公民意识强烈的人关注并投身公共事务，其中一些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开设个人网站，爆料贪污受贿的公职人员。突出代表是舆论监督网李新德通过个人网站爆料，最终把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拉下马。然而，随着近些年网络监管的日益加强，尤其是少数公民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监管部门开始关闭大量以反腐败、舆论监督为使命的个体网站，使得网络反腐、舆论监督类的民间力量一度沉寂。
2009年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大行其道，民间反腐力量再度崛起，公民记者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微博，微博由此替代论坛、bbs等一跃成为网络反腐舆情的最重要阵地。
当下，我们的社会目前已经明显形成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对于负面信息，官方掌握的舆论平台较少或者较难披露。在民间，掌握举报线索的知情人多数首先选择网络曝光，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们对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等公权力的不信任因素，有的线索举报后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也是不争的事实。
微博反腐的标准范式是：微博爆料、意见领袖评论以及转发、网民广泛关注、领导重视舆情、职能部门介入、当事人被查。从其本质看，是网民提供了公职人员涉嫌贪腐的基础事实，包括翔实的图片、文字、音频甚至视频资料，当这些资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后，引发“人肉搜索”，更多的知情人加入发掘线索的行列，提供更多的基础事实，最后倒逼职能部门表态、介入。当有关部门保持缄默时，网上的意见领袖会不断加入，通过发表评论、转发微博等让更多的人提供舆论支持，最终使得所反映问题得到查处。
为何我们说可以借助“微博反腐”来营造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神话”？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新媒体尤其是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传播，信息成为一种紊流，无人能够通过删帖封杀，资讯瞬间会传播到整个互联网，并容易获得民意支持，形成舆情热点，引起公权力部门重视。其次，积极参与这些网络反腐的人，多数是中产阶层的公民记者、律师、学者等，他们是活跃在公共事务领域的意见领袖，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可以调用。三是民间反腐力量发挥出来的威力，让执政者不敢小觑。公权力尽管也依然反感那些反腐人士，在民间力量面前依然会表现出傲慢，但今天他们已经懂得与民间人士良性互动，雷政富不雅视频爆料人之一纪许光赴重庆协助调查就是一个例证。
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等都在致力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布局，我们认为可以把微博反腐纳入反腐败教育战略，从而构建“微博反腐”的社会神话。如前所述，微博的自媒体特性，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激发民众痛恨腐败的情感，重塑廉洁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鼓舞民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行动，帮助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关键性转换。何以如此断言：一是示范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从微博反腐的实效中看到力量、看到希望，懂得这样的途径对反腐败的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公民加入到这个行列。尽管在一些微博反腐事件中，民间力量也会被挤压，但参与和围观这些事件的民众，都获得了反腐败的操练机会。其次，有警示作用。越来越多的官员看到网络曝光的可怕性，清楚地看到这张监督大网的作用，他们明白，必须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须臾不可懈怠，且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一旦不注意形象，不法行为被传到网上引发炒作，后果不堪设想。这对弱化党政官员的特权意识，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大有助益。再次，代际的变化。年轻的80后、90后开始加入微博反腐阵营，成为中国社会反腐败的新希望。他们强烈的公民意识，对民间反腐的示范性效应很大。最后，一些开明官员的表态也让我们对民间反腐力量抱有很大信心。 香港的经验表明，廉洁转型可能以某种突变的方式而不是渐进方式发生。这其中，反腐败神话的构建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一突变的发生。希望中国的廉政建设也能打造出微博反腐的社会神话，而使廉洁转型得以迅速实现。
传统政治文化与反腐败
文/盛天启 《求是》杂志原编委兼秘书长
谨以此短文祝贺《检察风云》杂志发刊二十周年。
电视剧《楚汉风云》有这么一个情节：刘邦登基后开始诛杀功臣。萧何诱杀韩信后，为求自保，放出风说自己贪财受贿。刘邦觉得功高盖主的萧何既然贪财，便说明他不再有政治抱负，不会威胁到他的权位，也就对萧何放心了。还有一个相反的案例。明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真真假假，反反复复，以反腐败清纲纪的名义诛杀了大批功臣和地方大官。当然，朱元璋诛杀有真的该杀的贪官污吏，也有以反腐败这个最正当的名义排斥异己、消灭对手。还有，乾隆帝难道不知道和珅有多腐败吗？但他却把整治和珅的机会留给儿子嘉庆帝，让他以反腐败整肃天下第一大贪和珅来树立权威、巩固帝位。
我用这些案例是想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反腐败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手段，是巩固权力、维护皇权正统的筹码，从而失去了反腐败本来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封建专制和人治社会的重要征候。
我们共产党是坚决反腐败的，这是党的性质和信念所决定的。党的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放到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当然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从理论上讲，反腐败是我党先进性的本质内涵，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内在要求。从客观效果上看，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确实能够取信于民，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把反腐败当做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取信于民的一个手段，这就降低了反腐败本质上的意义价值。如是这样，必然的逻辑便是：党群关系很好，执政地位很稳固，我们就不必反腐败了吗？
传统的政治文化对我党反腐败是有负面影响的。我们党的有些负责同志，不是从党的先进性要求、法治和道德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把反腐败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我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我本人就经历过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同志因为一些小意见小矛盾而越弄越大，最后闹到相互指责有经济问题，普通矛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然最后上级部门查实双方都没有腐败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在党内并不罕见，这是反腐败工作受传统政治文化的不良影响，弄到邪路上去了。
相反，一种极端情况是把反腐败江湖化、人情化。也就是反腐败不讲原则，没有底线，不设界限。只要是权力圈中人，只要是老上级老部下，只要是哥们兄弟，就讲人情义气，讲江湖潜规则；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一拖再拖，不了了之；受贿当做人情往来，犯罪降为不正之风。更有甚者如刘邦萧何之辈，腐败在特殊情况下成了自保的护身符。
反腐败斗争中出现这些歪门邪道，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治而非法治。腐败的本质是什么？是权钱交易。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认为这句话说对了一半，还要加个定语，谓之“公权私用的权力导致腐败，公权私用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治条件下反腐败，实际上就是用权力来反对腐败，逻辑推导的结果，就是用权力来反对权力（腐败就是公权私用的权力）。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反对腐败的权力（人治）也是公权私用的话，如刘邦、朱元璋、乾隆之流，其反腐败的结果很可能是栽赃陷害或放纵坏人。这样的反腐败便是走到邪路上去了，异化了。老百姓的话往往最能道出事情的本质：“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真是对权力反腐（或者说人治反腐）的绝妙的概括。
一定要把反腐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来。所谓法治，与人治相对，判断的依据不是权力，而是法律、制度、规则、界限。法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个人和政府权力再大，也要受到社会公众依据法律、制度、规则、界限进行的监督和制约。因此，我们常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道理就是便于监督和制约。幕后交易，暗箱操作，当然便于公权私用，便于搞腐败，也便于制造错案冤案。当然，社会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必须有一整套制度安排，我国实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因此，在法治条件下的反腐败，必然会是公开的、公正的、透明的、有效的。当然，在操作上还有许多细节要设计，许多制度要安排，本文就不详细展开了。总而言之，只有法治条件下的反腐败，才能消除传统政治文化对反腐斗争的不良影响。
坚守法治 春风化雨
文/王琳 《公诉人》（全国版）执行主编
《检察风云》出刊400期了。中国人有逢十纪念的习俗，400期的坚守更值得纪念与祝贺。纪念是为总结过往，以便更好地走向将来。要为《检察风云》的过往作出一个全面的总结，并不容易。《检察风云》400期相伴的这个时代，虽谈不上风云变幻，却也并非云淡风轻。一本法治杂志能做的，也应当做的，并不是对“风云”的追随，而是对其栖身的这片土壤的不离不弃。这土壤，就是法治。
杂志不是司法机关，不能从事具体案件的查办或审理。但作为媒体的《检察风云》，却是法治文化的载体，负有传播法治，宣扬法治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缺乏法治传承的国度里，法治文化的培育尤显重要。
试想想，仅仅30多年前，中国还处于法治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场打着“文化”之名的运动把中国的文化建设完全淹没在过分扩张了的意识形态之中。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有目共睹的不仅是体现在经济层面的市场转型，更有社会层面的人心成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转型。但遗憾的是，与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相比，我们这30多年的文化建设大大滞后。法治文化不彰，反法治的腐败文化甚至腐朽文化就迅速填补空白。
文化建设的滞后，还不仅在于它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更深层的忧患在于它正在逐渐背离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以血缘、伦理、情感、宗法来维系基本秩序。这种强大的熟人文化一直浸淫在我们的血脉里。而当今30年间的中国社会转型，却正在走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一转型乃“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陌生人社会需要“陌生人文化”的匹配，这种“陌生人文化”主要就表现为法治文化、契约文化、廉政文化。源自我们心底的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又会强烈地唤起我们的“熟人文化”来抗拒陌生人社会。这就是中国至今仍停留在“关系本位”的内在原因。找“关系”、“熟人好办事”、“请客吃饭称兄道弟”等等，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日常生活，都能在文化上找到根源。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对法治文化、契约文化、廉政文化是不可预期的。恰恰相反，这正是法治传媒人的使命所在。基于法治的陌生人关系，也可以建立信任关系。试想想，仅仅30年前，高校中的政法专业还是“绝密”专业，能够获得招录的学生除却分数要求之外，更需经过严格的政审。有关政法的书籍和杂志，都是“国家机密”，寻常人等无缘得见。将“法”与“文化”的割裂，带来的不仅是法治水平的低下，还有普通民众法律素养的淡薄。
如今大批法治媒体蓬勃生长，并以各自的影响力努力推动法治建设的深入，从而拉近“法治”与民众的距离。各家媒体之间虽无日常联系，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努力；那么多优秀的作者、读者和各界人士共同聚集于《检察风云》的大旗之下，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不相识，却都在为营造法治文化携手共进。这样的信任关系，不正是法治社会中的常态吗？
作为法治媒体中的优秀产品，《检察风云》也承载着宣扬法治的历史使命走到了第400期——400期杂志铺往全国各地，多少法治理念在春风化雨间悄然潜入了读者的脑海，并融入了文化的血脉。借此机会，笔者对《检察风云》的成绩表示由衷的祝贺。期待它能在法治媒体中继续保持领跑者的姿态，为法治文化的培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透明的文化与文化的透明
文/邓伟志 社会学家
文化，有一种定义叫“理念的总和”。理念，凡适合一时、一地，适合经济基础的先进理念，都应当弘扬开来；凡不符合时代需要、不适用于经济基础的落后理念都应批判、抛弃。不论是“扬”还是“弃”，都应当是公开的，透明的。透明是文化的特性。透明自身也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翻开中国的文化史，不难看出就是一部从不透明到半透明，再到比较透明的历史。在古代，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不透明。与他人无关、无害的个人私事就不必透明，所谓透明当然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曝光。然而，对政府来讲，对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机构来讲，则必须透明、透亮。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不仅与他人有关，而且同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息息相关。
现在不少人对“透明文化”不甚了了。比如有几个地位显赫的官员气势汹汹地说：“官员也是人，为什么百姓不公开财产，却要官员公开财产？”这话的前提，只对了一分，而错了九分。先说他正确的那一分：“官员是人。”不必检验，官员肯定是人。不是人，人们不会给他官做。可是，官员是官人，前面多了个“官”字就不同一般了。人，任何人在社会上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这社会角色尽管是可变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又是相对稳定的。你不做官则罢，做了官就要以官德、官纪、官法来约束自己。官员的社会角色决定官人是为公之人。那么，“公”便有权利要求官员公开。官人也应当有公开个人财产的自觉愿望。只有公开了，自己才放心，公众才放心。官员公开个人财产会替官员减少无穷无尽的麻烦。我访问过几个被人认为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按照他们廉政公署自鸣得意的说法，在他们那里，如果有人举报某一位官员贪污，廉政公署会暗自认为举报人有可能患了“精神病”。为什么？因为他们那里奉行透明文化。透明度高，分辨率强，可以做到像陈毅元帅所说的那样，“伸手必被捉”。在透明文化指引下所制定的透明制度、透明规则，甚至于可以使得有贪婪之心的人“贪”不到“污”。在透明文化的浓厚氛围中，几乎是无“污”可“贪”。在透明文化的照耀下，公家的财产无法转化成“污”。所以，才会出现把举报人怀疑成“精神病”的底气。而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贪官一提一大串；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把官员排起队来隔一个抓一个，还会有漏网的。
在透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会有不少清官被人诬为贪官，而且在被诬之后，自己有理说不清，纪检部门花上几年的工夫也查不清。对这种事该怎么说呢？说得难听一点，是自作自受。平时透明了，不用被诬陷者自己出来辩白，广大国民会起来为你澄清，甚至没有同你打过交道的网友也会起来为你解释。平时透明了，纪检部门的工作量可以大为减少，人员可以大幅度精简。透明文化是救国、救官的良策。
在透明文化欠发达的国家也有官员把财产公开的，比如说有高官自报“我有二百万存款，三套房子”，他就以为是践行透明文化了。否！就算你申报的数字是真实的，也是不怎么高的，也收不到“百姓为你请命”的效果。因为财产来源没有讲。透明文化发达的国家规定官员既要报数字，还要报来源。来源笼统还不行，必须一笔一笔讲清楚。
几年前，我向芬兰廉政公署负责人咨询。他说有的官员本来是教授，他当官以后如果去讲课，收了讲课费，或者是参与了非他莫属的课题研究，拿了课题费，统统要一五一十地公示清楚。这位芬兰廉政公署负责人在家爱养蜜蜂。养得好了，蜂蜜吃不完。吃不完不可浪费，允许出售。他说，他卖了几斤，卖给谁的，价格多少，全部上网公示。他说：“邓教授：你信不信？”我说：“相信，相信！”在我说了“相信”之后，这位廉政公署负责人还打开电脑让我看个清楚。
透明文化的穿透力是要透到底，透个穿的。比方说，如果有一笔申报得不实会怎么样？会不会因“初犯”而来个“下不为例”？会不会来个“家丑不可外扬”呢？不会的。有个国家的总理偕外长访问非洲一个国家，费用超过了预算，回国后在国家电视台接受公民的公开质询。总理回答：“是因为对方更换了住处。”公民仍不放过，继续追问。总理回答不上来，由外交部长回答。公民和听众对外交部长的回答表示理解了，质询方才告一段落。哪知后来这位很能干的女外长因为招待他们的外宾吃了鹅肝，堪称超标。二话没有，两个字：下台！
在透明文化熏陶下，随着透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因几块钱、几十块钱而丢官的事屡见不鲜。有个国家的总统在当总统前向老板朋友贷款买房，利息略低于市场。怎么样？退位！你不当总统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当了总统就不一样了。回到前面说的，就不能用“官员也是人”来糊弄了。
对透明文化怎么看？仍是个文化课题。有些透明文化欠发达国家中的文人把透明文化发达国家的这类透明之举称作“政治洁癖”。当否？有待广大读者点评。点评也是一种透明。点评有助透明文化的提升。 文化与反腐
文/卢汉龙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
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这种社会现象本身有它文化的渊源，但是也和迅速现代化有关。S.亨廷顿指出：现代化涉及基本价值观的各种转变。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增加，资源分散、利益分化，需求多样的分层社会正在我国逐步形成，迫切需要代表公平正义的公权力来重新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和满足极大部分人的公共需求。所以现代化也意味着对世风的根本转变和对公权力合理使用的期待。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基本价值观方面最重要的现代化转变是承认私人价值的合理性，并且在一系列制度法规中尊重并赋予个体追求本人与家庭利益的权利。由于市场是依靠个体的理性盘算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因此，私人（privacy）原则是市场经济制度所信守的基本原则，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使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和行政机构如何确保准确地使用公权力而不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换句话说就是公权力运行的道德风险增加。而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计划体制转型过来的。所以党政部门和行政机构具有更大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与可能。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更为艰难与重要。现在我们面临的公权力腐败的许多问题就是和计划性行政体制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所需要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文化不相容有关。比如，权力过于集中，决策人不需要对后果负责；资讯不公开，信息不对称，决策过程缺少透明度；长期蔑视言论自由，可以无视公民社会，缺乏监督等。原体制及政治文化转不过来，在市场拜金的驱动下必然给当权者更多谋取私人利益的诱惑和机会。所以腐败现象会逐步在市场私人原则的驱使下泛滥为“腐败文化”。现在民间抱怨“十官九贪”，甚至有“无官不贪”的感觉，官场出现各种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的潜规则，甚至有身在官场“要不贪也难”的说法，绝非全部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所以从文化而论，反腐首先需要破“腐败文化”，从政府和公权力的现代化转型开始，切实运用现代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原则来建章立制，规范政府的行为，有效地遏制腐败文化的滋长和盛行。
同时，树立“廉政文化”的正气也非常重要。透明国际曾对世界上156个国家进行过清廉指数的统计评估。中国大陆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2（2005年），在所有被评估国家中排列78位，正好居于中间。诚然，各国情况不同，对腐败和廉政的标准和公众的容忍程度及要求也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官吏”的清廉一直有比较强的诉求，这种历史情结至今没有改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裴宜理教授是研究中国政治和行政学的专家。她相信，中国政府具有很好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十分重视防止官僚腐败的问题。据她的观察，近些年里中国民众中爆发的一些对政府的群体性诉求中往往不是出于反政府的“权力意识”，而是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也就是这些群众要求政府按规矩办事而不是在向政府要权。“反贪官，不反朝廷”是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这也就成为历朝帝王需要把严惩腐败官员弘扬廉政作为明君的传统。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杜绝弊端与和风清政是群众的期盼，惩罚贪污腐败和倡导廉洁奉公必须齐头并进。中国的清廉指数有望达到更大的提升。这也是执政党必须自我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和各国交流清廉政府的经验，向先进学习。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在反腐倡廉中可以起到润物无声的基础性作用。消除腐败文化的负能量，积累廉政文化的正能量，需要全面加强社会的制度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里所说的“制度”，我想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指法律法规制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制度”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家庭、教育、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各种社会性的制度性设置（institute）。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设置形成了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文化”，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准则和脉络。人不是生活在丛林中，依据本能谋食果腹的动物，而是有思想、有文化的。表面上看，腐败现象往往起因于经济，并和政治、法律等制度有关，但是深入下去看，腐败现象和道德、信仰、人的素质、家庭、以及教育不无联系，同时也伴随着世风和世俗相上下。所以腐败问题实质上涉及一个综合性的文明指标。现在看到一些腐败的案例，实在为那些当事人的“无法无天”和“丧心病狂”程度感到触目惊心。目无法纪，以身试法固然可恨、可叹，但一个人到了心中无“天理”，为钱财人欲可以“丧尽天良”则令人发指。所以解决腐败问题，必然也有赖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实现现代文明进步。
从“江西第一贪”说起
文/叶辛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江西第一贪原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受贿金额高达4732万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个人受贿金额最高，单笔受贿金额最大的腐败官员。
新华社报道，这个贪官的作案动机、手段、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不”。
为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引用一下“十个不”中的几个不：不论岗位、不择手段、不看对象、不管事由、不限多少、不拘方式、不计后果……直到双规之前，他仍在大胆收钱，疯狂敛财。
可以说，这个已被判处死缓的贪官，把“腐败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除了大肆捞钱，这个贪官还干些什么呢？江西省纪委的通报中说他：道德败坏，生活腐化。
贪官的报道太多，没人细问此君道德是如何败坏，生活是怎么个腐化法。但是可以想象，用上了如此严厉的字眼，那肯定也是不堪入目的不雅视频。
报道这位省级第一贪的标题，也颇耐人寻味，说他是“典型的边腐边升”。边腐败边升官的报道，可以说也是近年来“腐败文化”的一个标签了。而且在标签之下，他还有三大秘诀：插手工程，树绝对权威，搞潜规则。可说他已把自古而来就有的“腐败文化”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 那么，针对如此鲜明的“腐败文化”，我们该如何构筑“反腐败文化”的体系呢？
面对“潜规则”盛行的社会现象，身处“不请不送办事难”的大环境，我们天天在说的“文化”，该如何起到它的作用呢？
平时我们时常在说的“警钟长鸣”“自律”，提高防范意识固然需要。但是，多少年来，类似的话我们难道说得还不够多吗？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让“江西第一贪”这样的“只有自我、只顾自我、只为自我的思想深入到骨髓里”的人边腐边升，官越当越大呢？
构筑反腐败文化的体系，科学有效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运行，是当务之急。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滥用。要通过完善制度，对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度分解，加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有效监督，杜绝主要领导“一言堂”、“一手遮天”的现象，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制衡。让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大小媒体、公众舆论、网络等层面的各方群众监督，来实现人民意愿在行政决策中的体现，形成反腐败文化的浓重氛围。选拔干部时特别要防止“带病提拔”，逐步构建起领导干部“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的机制，使得胆敢以身试法的贪官一有诡异动作，就会被曝光在公众面前。
那么，我们的反腐倡廉文化，就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用廉政文化
纯洁公务交往与活动
文/张培基 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各级机关和干部严肃纪律、改进作风迅速产生实质性的传递效应，也掀起了新一轮党风廉政建设的热潮。规定中许多内容所提出的都是公务交往与活动方面的要求，充分说明纯洁的公务交往与活动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各级机关、干部之所愿。在此，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那些为了“面子”、虚情假意以致当事人都深恶痛疾的公务往来陋习，如超标准接待大吃大喝、甚至用公款送高档礼品等现象，象春风野火挥之不去，去而又复呢？究其原因恐怕是背后有文化习俗的支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俗文化十分发达，也十分复杂，甚至相互“掐架”，往往同一种场合，既有“礼轻情谊重”的交心，又有“礼尚往来，人情难却”的辩解；既有“贪杯误事”的告诫，又有“无酒不成席”的“提醒”，各有各理，任由择取。也正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原本简单、正常的公务往来一不小心就“变味”了，有的人属于守不住“防线”，有的人是违心地随着“大流”行事，使得公务活动变得异常复杂，最终成为滑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任何礼俗文化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中国传统的礼节礼俗既是长期以来小农社会乡土人情的约定成俗，又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教化的结果，所谓“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传统礼俗文化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它沉潜在民族心理中的思想影响仍在发生作用。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亟须培育先进的文化以引领社会风尚礼俗，作为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责无旁贷。
我们党在长期带领人民群众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高度重视打造先进文化、代表先进文化。实践证明，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思想阵地如果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就会被落后乃至腐朽的文化所占领；不提倡现代政治文明的规则，所谓“官场潜规则”文化就会盛行。在公务交往、公务活动中，我们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告诫党员干部，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而且要强化政治责任感，树立现代政治文明意识，吸收借鉴中西古今优秀文化，规范从政行为，形成务实、节俭、文明、廉洁的公务礼俗文化，让大家在先进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进而营造出“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形成党风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补充和凝聚力量的情感纽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既要看到在公务交往和活动中长期积累的顽症，又要看到讳疾忌医可能带来的无穷后患。必须认清摈弃旧的官场习俗，大力倡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新官场文化”已势所必然，理所当然。应当看到，公务交往和活动的主体是公务员，公务员能否守住廉政文化的底线是纯洁公务交往和活动的关键。在深入贯彻“中央八条”的过程中，不妨从加强“官德”修养、净化职业道德文化抓起，严守为政之德，严格操守自律，让每一个公务员都自觉争做忠实履行公务员责任、义务、纪律、要求的实践者，真正把职业道德文化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突破口，把每一项职业的道德文化养成“内化”为全体公务员的思想共识，使其思想上认同，行为上趋同；把每一项职业的道德文化养成“外化”为全体公务员的行为模式，在实践中严格遵循道德、官德和一系列法律、政策、制度、规章、纪律，违者必纠，并持之以恒，“虚功做实”，在敢打“老虎”的同时勤拍苍蝇。要在推进纯洁公务交往与活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从高官做起，从“上梁”正起，绝对不给下级抓到“把柄”，不给群众留下“笑柄”，不给投机取巧分子钻到“空子”，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旧官场文化的顽症，才能用先进文化的力量来加速纯洁公务交往和活动。
防腐需要“源头活水”
文/杨德广 高等教育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古代的“礼教文化”强调仁爱、忠孝、礼仪、诚信、修身养性等，沿用千年，影响深远。现时代，我们重提文化育人，意义颇深。
当前，全党上下正加大力度和决心打响一场反腐战斗。要严惩腐败分子，制订相关防腐反腐的法规条例，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十分必要。然而，从长效机制上看，源头防腐也应引起重视。如何从学校教育抓起，增强青少年防腐抗腐的能力，培植坚实的防腐反腐土壤和环境，是我们国家以及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败问题是国际性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物质条件不富裕的情况下，人们过着较为简朴的日子，在生活上无所攀比，相反，还能激发人们艰苦奋斗的决心。当权者也无私可图、无利可谋。而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后，当权者掌管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欲望也膨胀了，便会出现各种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在这方面，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过沉痛的教训。当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物质享受时，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 有学者说：“20世纪教育的最大失误是人不见了，21世纪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找回失去的人”。所以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文化教育。美国学者提出，如果美国要继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应该把儿童教育成为“有社会责任感、集体责任感，自律、自重，遵守社会行为道德准则的人”、“有仁义之心和关心他人的人”。不少西方国家汲取教训后尤为重视这方面工作，并加强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抑制了腐败的滋长和蔓延。
我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及“文革”后的一段时期，对青少年的教育是成功的，充分体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文化的巨大威力。当时各级党团组织、各类学校十分重视在青少年中开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和骨干。
不久前，我看到一份80年代初上海市三好学生的名单，有百余人。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至今无一人与贪腐有牵连，大多数人都是各单位、各部门的高管或高级专家，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现任检察长曹建明同志。
然而慢慢地，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在慢慢削弱，流为了一种形而上的教育。学生机械地背诵着一些所谓思想品德、文化知识，为考试而备。这些东西真的入心了吗？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多少被青少年们知晓和吸收？就更别说传承了。
当下，在青少年学生中加强文化教育，包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等，让这些文化的力量渗入青少年的心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观念和为人处世之道，这尤为关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儒家的“忠、孝、仁、爱”的人文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法家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墨家“兼爱、非攻、尚行”的理念，以及中华民族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对青少年学生传播和教育后，可产生深远的影响；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最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学校教育中，应重视弘扬中华文化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思想，激励青少年树立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学好本领，回馈社会。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宋朝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名句。本意是借水之清澈，道出源头活水不断注入的成因，暗喻人只有时时补充新知识，才能心灵澄明，达到一个新境界。
这里，我们可以说腐败就像一潭污水，只有通过科学的治理和源头活水的不断注入，才有可能渐渐变得澄澈。这里的“活水”就是指一代又一代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意识的青少年，他们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才能奠定防腐反腐的文化基础和源头力量。
反腐文化的
顶层设计和舆情规制
文/张祖健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这本杂志思想性强，信息量大，版式美观大方，是一本图文俱佳的刊物，在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方面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我衷心祝愿《检察风云》越办越好，读者越来越多！
在我国社会文化的结构框架中，重要的力量依次有：宪政文化，执政党政党文化，政府行政文化，产经文化，非经济类社会文化以及公民自发形成的文化等。虽然各类文化有交叉，但相互间又有不同。例如，在执政党政党文化的层面，其文化价值中的公共性和公务性的特征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结构。这样的多层文化结构对于每一个社会来说都无可厚非，但是，社会各文化层级之间存在的价值和功能上的落差，也可能成为社会腐败行为蔓延的文化诱因。比如，八九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曾经使不少人获取了第一桶金，但同时也生成“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样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文化导向和价值宣传，使古已有之的“人为财死”的文化观念被激活，一些人甚至赞同“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人活着，钱却没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在行政文化中倡导正面价值观，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却形成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这使得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无法成型，也不能凝聚整个社会的精神取向。
目前的中国，不同的价值观相互交叠在一起，即使在看似同一的文化结构内部，事实上也存在矛盾，比如某些时候，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市场独立运行的力量，另一方面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在背后掌控着走向，市场和计划，经济和政治不得不揪扯在一起，而这正是滋生腐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足球运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及时重视这个问题而导致大面积腐败就是典型例证。足协管理层，俱乐部和职业球员，企业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彼此行贿和受贿，说明当时足球运动管理者没有针对政府和市场所承担的不同功能而做好相应的管理设计。在我看来，在申明各种组织的权限受时空规制的同时，需要研究制定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娱乐）等领域内重大行为可能伴生的权力关系，对这些权力关系作出分析，由此识别有可能在流变中导致腐败价值观念的社会渗透路径，阻止其上下左右串联形成腐败的链条。
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并用以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念。建设长期的、全社会有效的反腐败文化氛围，应着重从社会文化的整合做起。目前，应该从文化价值观念上逐步建构由执政党、公务员、协会团体管理层、工商组织法人、社会公民等力量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垂直对应，建设其正面的引领机制，辅之以文化批判机制，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反腐败的文化缰绳，牵引社会反腐败文化运行的笼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构统领社会文化进步的顶层设计。在我国，顶层部署仍然是整个社会文化运行的关键，建构全社会反腐败的社会文化环境应抓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应该详细规划执政党，政府，行业工商组织，社会法人组织以及社会公民等各层级的文化活动空间和文化表达的界限，在各自空间内健全思想文化的范畴和相应的价值观，有效批判各类腐败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部署社会文化运行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顶层设计和垂范机制，使不同的文化力量汇集到这个统一的精神文明的范畴内，相互协调，达成文明和价值的最有效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