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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中，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情节：纳粹统治时期，那个叫人闻之色变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也曾是一个涉世未深、懵懂无知的青年，当年竟然为参加哪一个政治组织而伤透脑筋，踌躇再三。当时的德国，政坛上异常热闹，有各式各样青年组织。最后，他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纳粹。而选择的原因，并非是赞同希特勒的执政纲领和纳粹信仰，只不过是那身挺拔、帅气的纳粹军装吸引了他的眼球，令他着迷。最终，他成为了纳粹队伍中的一员。
不单是希姆莱，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也是被纳粹制服在视觉上的美感所吸引。在德国人古多·克诺普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记述了当年参加纳粹的青年克劳斯·伯林的回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不是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纳粹的影响，但是我们是在制服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氛围里长大的。”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晚上，德国军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为了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装的军队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最后，德国军人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白天大屠杀的残存者。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批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这时候，楼房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钢琴声，乐曲流畅，旋律欢快、激扬。
两名纳粹德国军队的士兵听到这琴声，不由站在门口谈论起来：“这是巴赫？”“不，这是莫扎特。”此后，这只曲子就伴随着枪声一直在画面中延续。大屠杀的夜晚，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和被屠杀者凄厉的惨叫，这首钢琴曲一直伴随至这杀人现场切换成黑暗小镇全景的结尾。
这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一笔。斯皮尔伯格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德国军人在杀人时那种极为坦然的心态。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纳粹军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内心极为自然、平静。或许，在他们眼中，所枪杀的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的动物。他们把血腥的暴力当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务来完成，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音乐来调节杀人的趣味，或者来冲淡一下杀人的烦闷。
在《希特勒与艺术》这部书中，作家赵鑫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曾揭露，纳粹集中营中居然有囚犯组成的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合唱团，以及时常举办的钢琴音乐晚会。这确实是德国艺术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章。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1907-1945）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的演奏，当演奏到舒曼《梦幻曲》的时候，竟然动情地哭了！
可就是这个为纯洁、美好和至善的《梦幻曲》落泪的党卫军军官，恰恰是一个杀人魔王。他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受过训，在许多重点集中营中都留下过他罪恶的足迹。克拉麦的主要任务是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他说：“门一关上，她们（指裸体女囚犯）就开始尖叫。我通过管子把一些盐放进去，然后从一个小孔去窥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女人只挣扎了一分钟便倒在地上。”英国人审问他在窥视时的心境时，克拉麦回答：“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受的训练就是干这行的。”
一个个的德国青年被法西斯主义培养成铁血士兵，而这一个个的铁血士兵又都被纳粹的理念锻造成帝国元首的杀人机器，当看到他们在屠杀现场表现出的那种极其自然、轻松的心理状态时，我相信，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感到凉透骨髓的荒诞与恐惧，都会产生出“希特勒通过宣传教育，对于德国人民洗脑的毒害，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感受。
二
法西斯是罪恶的，但也是“迷人”的，正如罂粟花美丽的下面深藏着那罪孽的恶果。
纳粹时期有一个女性记录片大师，名字叫莱尼·瑞芬斯坦。她所拍摄的记录片《意志的胜利》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对于影片中宏大场面的把握，片中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以及对画面和音响的处理，莱尼·瑞芬斯坦确实是首屈一指，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声称可以超越她。
当年这部宣传1934年纳粹的纽伦堡大阅兵的影片在德国放映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无数的德国人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影片的。当他们离开电影院时，几乎所有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位民族英雄，是带领德意志走向繁荣富强的“天遣使者”，他们甘心情愿为第三帝国奉献一切，甚至慷慨赴死。即便是在今天，不少国家的电影艺术院校仍把这部纪录片作为教案。不过，在放映时却不肯将它完整地放完。有的教授这样评价到：“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学生们如果真的把片子看完，就会成为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的“迷人”之处不仅表现在服饰与电影作品方面，而且反映在其他方面。当年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倍尔说出了一句十分经典的法西斯语言：“谁想引诱他人，就必须能够提供引诱人的东西。”那么，希特勒究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哪些“诱人的东西呢”？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既然如此，希特勒便从此处下手，在政治上煽动起德国人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希特勒懂得，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最丰厚的东西，也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触点。自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思想一直是被颂扬的主题。无论是谁，甚至是流氓、无赖，只要挥舞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就可以聚集起无数自愿为之献身的民众，就可以兴风作浪，翻天覆地。就像爱因斯坦所痛斥的：“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
为了征服人心，博得人民的拥戴，成为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弥赛亚”，希特勒总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换取德国人民的信任。在各种演说中，他不断地提醒德国人民，不要忘记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丧失了有七百三十多万人口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军队被裁减到陆军只剩下十万、海军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军舰只有三十六艘；并且不许拥有空军，不许建立军校，不许拥有坦克、重炮；还要赔偿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而这笔赔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赔付干净。德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忍受着饥饿和骚乱的威胁。
紧接着，希特勒又煽动德国民众的种族情绪。他宣称：“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高于一切的人类的创始者，是我们所谓‘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为争取雅利安人后裔即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必须消灭“非我族类”的劣等民族。希特勒咬牙切齿地叫嚣着：“民族不是由于打败而毁灭的，却是由于丧失任何抵抗而毁灭的。只有用武力的形式把争取独立的思想付诸战斗行动之时，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我们不怕暴力，我们认为对付暴力只能用暴力。”〔1〕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百多万人战争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战争伤残，以及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的悲惨遭遇之后，整个德国遭受巨大创伤。工业下降百分之四十，外贸减少百分之六十九，七万多家企业破产，将近八百万人失业。此时，陷入沉沦的德国人民忽然听到了一个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危机的承诺，一个鼓舞他们民族自立的号召，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听从这样的呼唤，愿意跟随这个人同行。于是“爱国主义”就成为人们唯一遵从的信仰与道德，“祖国”就成了不可侵犯的圣物。德国人民被这个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儿搞得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根本无法辨别文明的历史与集权的现实有什么区别，无法辨别自由和民主体制下的国家与专制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趁机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赫尔岑语），凡是对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表示异议和反抗的，统统都会被作为“卖国者”、“德意志民族的叛徒”而遭受逮捕、流放、枪毙。
希特勒明白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如果不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和成就，就不会赢得德国人民的拥护。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希特勒向工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打破大资产阶级占有的特权，工人也应分享到所有权、领导权和红利；他向农民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让社会中最纯洁的分子——农民获取利益，因为“德国农民的毁灭，就是德国人民的毁灭”，纳粹党不仅要没收大容克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而且还要禁止拍卖土地来保护农民；他向军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德国军队，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方面，德国军人应该显现自己的英雄本色；他向青年保证说，德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担负着德意志复兴的希望，“高贵的人民摆脱了压迫与枯萎，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要到来了”；他向中小资产阶级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保证你们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向几乎所有人做出了承诺。其实，法西斯所提的这些“诱人的东西”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是需要人民用丧失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交换的。而所有这一切却都隐藏在谎言与欺骗的背后。
客观地说，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千五百零八天当中，他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解决了大众失业问题。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百分之一点三，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九，英国为百分之八点一，比利时为百分之八点七，荷兰为百分之九点九。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同时，希特勒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陆军从十万人发展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同时德国空军也从无到有，拥有近八千三百架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军。
此外，希特勒还推进了社会变革，提出要“促进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集体生活的温暖”，并且通过组织义务劳动活动来改善和美化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让每一个人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了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约有一千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对此，希特勒故作幽默地宣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人的身体变得臃肿。新一代的德国人“不应再是肥胖的啤酒小市民，身材苗条而修长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1938年夏天，他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
切身利益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改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当处于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诉求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秩序与稳定的保证，以及能够解决温饱与工作的承诺。尤其像德国这样曾经富裕的国家，不用说是上流社会，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当1923年他们发现手中的货币从战前的四马克兑换一美元，竟然贬值到四十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时，几乎对生活陷入了绝望，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手中的薪水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对于他们而言，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确保生活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就是好主义。
于是，当1938年8月兴登堡去世，纳粹接管政权之初，希特勒提出要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获得合法依据时，竟然有百分之九十的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德国人民用自己的顺从，从希特勒那里换来了暂时的眼前利益。可是他们忘记了，做狗是需要看主人脸色的，是要被人豢养的，是没有丝毫的自尊和权利的，正像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预言的：极权社会将会丧失个人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无法想象会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保障。如果失去了这一切，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若是只能苟且偷生地活着，那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
约阿希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记》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实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暗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许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太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看来，历史总是钟情胜利者，甚至原谅胜利者卑鄙的目的和罪恶的手段。
理解所有这一切，就会理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巴蒂安·哈夫纳在《解析希特勒》中所分析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
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人也是一种社会动物，需要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有归属感。法西斯利用人在情感上的弱点，使德国人民对纳粹产生归属感。希特勒清楚，人民是善良的，也是可以欺骗的。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尤其对年轻一代更是可以诱骗。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对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完全树立自己明确的观点和判断，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渴望——具有寻求信仰、寻求归属的渴望。
希特勒给予青年的教诲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一个民族愈残忍，愈富有攻击性，便愈容易得到生存；而愈柔弱，愈主张和平，则愈难免有灭顶之灾。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自己的伟大”，“大自然……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它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这就是日耳曼民族。这里，我不禁想起最近一个时期，国内那些宣传“狼文化”、“狼的生存之道”、“狼的进取精神”的图书甚嚣尘上，这些人是否明白，他们宣传的这一套，早在七十多年前希特勒就曾经倡导过。
作为个人而言，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国家面临剧烈动荡，经济陷入停顿状态，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挫折感、失败感和压抑感。尤其是青年，更加觉得苦闷彷徨，茫然无措。就大多数人来说，对于选择自我，思考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以及探究自己生存状态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本来就十分淡漠和懒惰，而法西斯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让普通人觉得救民于水深火热的大英雄已经出现，只需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出去，献给纳粹党，交给领袖，跟随元首，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三
法西斯替人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给予人以精神支柱。它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事业”的口号，让人觉得自己应无愧于日耳曼民族，让国家强盛的使命感一下子回到了每个人的身上，使自己的情操得到了升华，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利用种族偏见，让德国人将一切失败、贫穷的过错都归于“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身上，用这些民族的渺小、卑鄙来衬托日耳曼人的伟大、高贵，让所有的德国人都觉得，只有战胜他们、消灭他们，自己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做人的地位。就像希特勒青年团宣誓中所说的：“我们信奉：德国！我们信赖：元首！我们决心：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通过广播、电影、标语以及学校教育等各种手段将青少年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青年之家、体育比赛、徒步野营、团体操和健美比赛、合唱团与戏剧表演等，把青少年的热情调动起来，培养他们与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希特勒用一种极其荒谬的世界观毒害整整一代人，大面积地系统地给他们洗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教育德国青年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自豪”，“民族国家的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务就是，本能地理智地向受教育中的青年人灌输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时至今日，许多当年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耄耋老者回忆往事的时候，还感慨道：“当唱着庄严的歌曲时，我们感到与这个集体融在一起了。在这一刻，人们可以为祖国去死。”〔2〕
希特勒在1938年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代青年人，除了以德国人方式思维，以德国人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他们从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我们立即吸收他们入党。假如他们在那里还没有完全变成纳粹分子，那他们就去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如果到了一定时候还没有培养出阶级觉悟或者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优越感，那么德国国防军便接过这项任务，他们终生将不再是自由之身。”不难看出，对于纳粹主义教育，希特勒认为是一辈子的事，他表示“只有当最后一个德国人踏进坟墓时，它才会终结”。从这点来看，希特勒是成功的，他让纳粹精神迷惑了一代人。
或许人类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献身于一种信念或是一种价值观，并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和行为去践行这种信仰时，一直不清楚或不明白自己所实践的只是一些非正义和非人道的，或者说是荒诞与罪恶的东西。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在短短的四千五百多天当中，由于战争死去了八百多万条性命。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的元首“关怀”下，平均每分钟至少就会有一人在战火中丧生。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流血牺牲，或者死在德国国内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从大西洋沿岸到黑海边，从北极圈到非洲，再经过科尼斯堡和波兰的布雷斯劳，最后回到柏林，这一路上，德国军人用自己的坟墓证明了被诱骗一代人的悲剧。
正是“迷人”的法西斯将他们引上了不归的迷途。
注释：
〔1〕王俊：《希特勒的魔鬼口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5页。
〔2〕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中，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情节：纳粹统治时期，那个叫人闻之色变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也曾是一个涉世未深、懵懂无知的青年，当年竟然为参加哪一个政治组织而伤透脑筋，踌躇再三。当时的德国，政坛上异常热闹，有各式各样青年组织。最后，他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纳粹。而选择的原因，并非是赞同希特勒的执政纲领和纳粹信仰，只不过是那身挺拔、帅气的纳粹军装吸引了他的眼球，令他着迷。最终，他成为了纳粹队伍中的一员。
不单是希姆莱，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也是被纳粹制服在视觉上的美感所吸引。在德国人古多·克诺普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记述了当年参加纳粹的青年克劳斯·伯林的回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不是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纳粹的影响，但是我们是在制服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氛围里长大的。”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晚上，德国军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为了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装的军队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最后，德国军人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白天大屠杀的残存者。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批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这时候，楼房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钢琴声，乐曲流畅，旋律欢快、激扬。
两名纳粹德国军队的士兵听到这琴声，不由站在门口谈论起来：“这是巴赫？”“不，这是莫扎特。”此后，这只曲子就伴随着枪声一直在画面中延续。大屠杀的夜晚，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和被屠杀者凄厉的惨叫，这首钢琴曲一直伴随至这杀人现场切换成黑暗小镇全景的结尾。
这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一笔。斯皮尔伯格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德国军人在杀人时那种极为坦然的心态。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纳粹军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内心极为自然、平静。或许，在他们眼中，所枪杀的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的动物。他们把血腥的暴力当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务来完成，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音乐来调节杀人的趣味，或者来冲淡一下杀人的烦闷。
在《希特勒与艺术》这部书中，作家赵鑫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曾揭露，纳粹集中营中居然有囚犯组成的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合唱团，以及时常举办的钢琴音乐晚会。这确实是德国艺术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章。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1907-1945）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的演奏，当演奏到舒曼《梦幻曲》的时候，竟然动情地哭了！
可就是这个为纯洁、美好和至善的《梦幻曲》落泪的党卫军军官，恰恰是一个杀人魔王。他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受过训，在许多重点集中营中都留下过他罪恶的足迹。克拉麦的主要任务是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他说：“门一关上，她们（指裸体女囚犯）就开始尖叫。我通过管子把一些盐放进去，然后从一个小孔去窥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女人只挣扎了一分钟便倒在地上。”英国人审问他在窥视时的心境时，克拉麦回答：“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受的训练就是干这行的。”
一个个的德国青年被法西斯主义培养成铁血士兵，而这一个个的铁血士兵又都被纳粹的理念锻造成帝国元首的杀人机器，当看到他们在屠杀现场表现出的那种极其自然、轻松的心理状态时，我相信，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感到凉透骨髓的荒诞与恐惧，都会产生出“希特勒通过宣传教育，对于德国人民洗脑的毒害，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感受。
二
法西斯是罪恶的，但也是“迷人”的，正如罂粟花美丽的下面深藏着那罪孽的恶果。
纳粹时期有一个女性记录片大师，名字叫莱尼·瑞芬斯坦。她所拍摄的记录片《意志的胜利》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对于影片中宏大场面的把握，片中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以及对画面和音响的处理，莱尼·瑞芬斯坦确实是首屈一指，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声称可以超越她。
当年这部宣传1934年纳粹的纽伦堡大阅兵的影片在德国放映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无数的德国人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影片的。当他们离开电影院时，几乎所有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位民族英雄，是带领德意志走向繁荣富强的“天遣使者”，他们甘心情愿为第三帝国奉献一切，甚至慷慨赴死。即便是在今天，不少国家的电影艺术院校仍把这部纪录片作为教案。不过，在放映时却不肯将它完整地放完。有的教授这样评价到：“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学生们如果真的把片子看完，就会成为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的“迷人”之处不仅表现在服饰与电影作品方面，而且反映在其他方面。当年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倍尔说出了一句十分经典的法西斯语言：“谁想引诱他人，就必须能够提供引诱人的东西。”那么，希特勒究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哪些“诱人的东西呢”？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既然如此，希特勒便从此处下手，在政治上煽动起德国人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希特勒懂得，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最丰厚的东西，也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触点。自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思想一直是被颂扬的主题。无论是谁，甚至是流氓、无赖，只要挥舞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就可以聚集起无数自愿为之献身的民众，就可以兴风作浪，翻天覆地。就像爱因斯坦所痛斥的：“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
为了征服人心，博得人民的拥戴，成为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弥赛亚”，希特勒总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换取德国人民的信任。在各种演说中，他不断地提醒德国人民，不要忘记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丧失了有七百三十多万人口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军队被裁减到陆军只剩下十万、海军不超过一万五千人、军舰只有三十六艘；并且不许拥有空军，不许建立军校，不许拥有坦克、重炮；还要赔偿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而这笔赔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赔付干净。德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忍受着饥饿和骚乱的威胁。
紧接着，希特勒又煽动德国民众的种族情绪。他宣称：“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高于一切的人类的创始者，是我们所谓‘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为争取雅利安人后裔即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必须消灭“非我族类”的劣等民族。希特勒咬牙切齿地叫嚣着：“民族不是由于打败而毁灭的，却是由于丧失任何抵抗而毁灭的。只有用武力的形式把争取独立的思想付诸战斗行动之时，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我们不怕暴力，我们认为对付暴力只能用暴力。”〔1〕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百多万人战争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战争伤残，以及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的悲惨遭遇之后，整个德国遭受巨大创伤。工业下降百分之四十，外贸减少百分之六十九，七万多家企业破产，将近八百万人失业。此时，陷入沉沦的德国人民忽然听到了一个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危机的承诺，一个鼓舞他们民族自立的号召，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听从这样的呼唤，愿意跟随这个人同行。于是“爱国主义”就成为人们唯一遵从的信仰与道德，“祖国”就成了不可侵犯的圣物。德国人民被这个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儿搞得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根本无法辨别文明的历史与集权的现实有什么区别，无法辨别自由和民主体制下的国家与专制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趁机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赫尔岑语），凡是对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表示异议和反抗的，统统都会被作为“卖国者”、“德意志民族的叛徒”而遭受逮捕、流放、枪毙。
希特勒明白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如果不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和成就，就不会赢得德国人民的拥护。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希特勒向工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打破大资产阶级占有的特权，工人也应分享到所有权、领导权和红利；他向农民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让社会中最纯洁的分子——农民获取利益，因为“德国农民的毁灭，就是德国人民的毁灭”，纳粹党不仅要没收大容克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而且还要禁止拍卖土地来保护农民；他向军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德国军队，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方面，德国军人应该显现自己的英雄本色；他向青年保证说，德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担负着德意志复兴的希望，“高贵的人民摆脱了压迫与枯萎，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要到来了”；他向中小资产阶级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保证你们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向几乎所有人做出了承诺。其实，法西斯所提的这些“诱人的东西”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是需要人民用丧失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交换的。而所有这一切却都隐藏在谎言与欺骗的背后。
客观地说，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千五百零八天当中，他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解决了大众失业问题。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百分之一点三，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九，英国为百分之八点一，比利时为百分之八点七，荷兰为百分之九点九。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同时，希特勒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陆军从十万人发展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同时德国空军也从无到有，拥有近八千三百架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军。
此外，希特勒还推进了社会变革，提出要“促进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集体生活的温暖”，并且通过组织义务劳动活动来改善和美化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让每一个人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了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约有一千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对此，希特勒故作幽默地宣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人的身体变得臃肿。新一代的德国人“不应再是肥胖的啤酒小市民，身材苗条而修长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1938年夏天，他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
切身利益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改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当处于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诉求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秩序与稳定的保证，以及能够解决温饱与工作的承诺。尤其像德国这样曾经富裕的国家，不用说是上流社会，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当1923年他们发现手中的货币从战前的四马克兑换一美元，竟然贬值到四十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时，几乎对生活陷入了绝望，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手中的薪水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对于他们而言，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确保生活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就是好主义。
于是，当1938年8月兴登堡去世，纳粹接管政权之初，希特勒提出要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获得合法依据时，竟然有百分之九十的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德国人民用自己的顺从，从希特勒那里换来了暂时的眼前利益。可是他们忘记了，做狗是需要看主人脸色的，是要被人豢养的，是没有丝毫的自尊和权利的，正像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所预言的：极权社会将会丧失个人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无法想象会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保障。如果失去了这一切，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若是只能苟且偷生地活着，那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
约阿希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记》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实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暗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许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太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看来，历史总是钟情胜利者，甚至原谅胜利者卑鄙的目的和罪恶的手段。
理解所有这一切，就会理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巴蒂安·哈夫纳在《解析希特勒》中所分析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
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人也是一种社会动物，需要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有归属感。法西斯利用人在情感上的弱点，使德国人民对纳粹产生归属感。希特勒清楚，人民是善良的，也是可以欺骗的。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尤其对年轻一代更是可以诱骗。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对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完全树立自己明确的观点和判断，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渴望——具有寻求信仰、寻求归属的渴望。
希特勒给予青年的教诲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一个民族愈残忍，愈富有攻击性，便愈容易得到生存；而愈柔弱，愈主张和平，则愈难免有灭顶之灾。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自己的伟大”，“大自然……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它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这就是日耳曼民族。这里，我不禁想起最近一个时期，国内那些宣传“狼文化”、“狼的生存之道”、“狼的进取精神”的图书甚嚣尘上，这些人是否明白，他们宣传的这一套，早在七十多年前希特勒就曾经倡导过。
作为个人而言，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国家面临剧烈动荡，经济陷入停顿状态，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挫折感、失败感和压抑感。尤其是青年，更加觉得苦闷彷徨，茫然无措。就大多数人来说，对于选择自我，思考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以及探究自己生存状态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本来就十分淡漠和懒惰，而法西斯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让普通人觉得救民于水深火热的大英雄已经出现，只需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出去，献给纳粹党，交给领袖，跟随元首，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三
法西斯替人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给予人以精神支柱。它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事业”的口号，让人觉得自己应无愧于日耳曼民族，让国家强盛的使命感一下子回到了每个人的身上，使自己的情操得到了升华，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利用种族偏见，让德国人将一切失败、贫穷的过错都归于“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身上，用这些民族的渺小、卑鄙来衬托日耳曼人的伟大、高贵，让所有的德国人都觉得，只有战胜他们、消灭他们，自己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做人的地位。就像希特勒青年团宣誓中所说的：“我们信奉：德国！我们信赖：元首！我们决心：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通过广播、电影、标语以及学校教育等各种手段将青少年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青年之家、体育比赛、徒步野营、团体操和健美比赛、合唱团与戏剧表演等，把青少年的热情调动起来，培养他们与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希特勒用一种极其荒谬的世界观毒害整整一代人，大面积地系统地给他们洗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教育德国青年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自豪”，“民族国家的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务就是，本能地理智地向受教育中的青年人灌输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时至今日，许多当年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耄耋老者回忆往事的时候，还感慨道：“当唱着庄严的歌曲时，我们感到与这个集体融在一起了。在这一刻，人们可以为祖国去死。”〔2〕
希特勒在1938年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代青年人，除了以德国人方式思维，以德国人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他们从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我们立即吸收他们入党。假如他们在那里还没有完全变成纳粹分子，那他们就去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如果到了一定时候还没有培养出阶级觉悟或者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优越感，那么德国国防军便接过这项任务，他们终生将不再是自由之身。”不难看出，对于纳粹主义教育，希特勒认为是一辈子的事，他表示“只有当最后一个德国人踏进坟墓时，它才会终结”。从这点来看，希特勒是成功的，他让纳粹精神迷惑了一代人。
或许人类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献身于一种信念或是一种价值观，并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和行为去践行这种信仰时，一直不清楚或不明白自己所实践的只是一些非正义和非人道的，或者说是荒诞与罪恶的东西。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在短短的四千五百多天当中，由于战争死去了八百多万条性命。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的元首“关怀”下，平均每分钟至少就会有一人在战火中丧生。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流血牺牲，或者死在德国国内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从大西洋沿岸到黑海边，从北极圈到非洲，再经过科尼斯堡和波兰的布雷斯劳，最后回到柏林，这一路上，德国军人用自己的坟墓证明了被诱骗一代人的悲剧。
正是“迷人”的法西斯将他们引上了不归的迷途。
注释：
〔1〕王俊：《希特勒的魔鬼口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5页。
〔2〕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