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舒婷诗歌创作的心理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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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诗歌创作与个体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能够起到心理疗救的效果。舒婷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性女诗人,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充满温情的笔触,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透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因此为众多读者喜爱。舒婷诗歌的创作以《致橡树》为代表,不仅用对话的方式和女性特有的温婉善意完成了自我疗救,更与广大读者产生同构心理,为读者走出思想困境、缓解情绪提供心理疗救的作用。舒婷诗歌的心理疗救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舒婷 《致橡树》 心理疗救 语境
  艺术创作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展现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与人类的情感表达、心理情绪等息息相关。而艺术治疗是医学、心理学与艺术学的结合,从心理治疗出发,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发挥了独特的价值与作用。“艺术治疗师通过对文字、图画、音符、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所表达的象征性意象进行理解和诠释,从而了解当事人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进而通过有效交流,最终达到艺术治疗的效果。”a毋庸置疑,诗歌作为艺术体裁的一种,也具有心理疗救的作用。诗歌疗法“主要是借用读书疗法与书写疗法的原理及方法,通过诗歌欣赏和诗歌创作,治疗精神性疾病,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中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b。诗歌是人类情感的文字呈现,在呵护人的内心、慰藉心灵、引起情感共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是诗歌文体工具性的体现。“诗歌在‘治疗’过程中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说教;诗可以产生的‘敏锐的感觉’‘美妙的情感反应’和‘新奇的想象’,让人更愉悦、更健康,情感更丰富,人格更健全。”c作为心理学与诗学的跨学科产物,从20世纪70年代起,诗歌疗法在英美等国长期受到关注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使诗歌在心理治疗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与实践性。然而,除学者王珂将诗歌疗法作为理论研究外,国内关于诗歌疗法的研究还较少,关于诗歌文本在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是寥寥数篇。
  当代朦胧诗派的代表性女诗人舒婷甫一出场就受到读者的欢迎,诗作引起文坛的热烈讨论。舒婷的诗歌写作以一种崭新的审美范式,注重细腻的情感表达,关切个体的生存状态,透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无论是1976年之后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是在21世纪的新时期,都具有女性袒露心声、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思想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结合舒婷的具体诗歌作品,从诗人的自我心理疗救与对读者大众的心理疗救两个层面来论述舒婷诗歌创作的心理疗救,阐释其诗歌创作心理疗救生成的时代语境,以期为诗歌治疗作用的发挥提供更多有的放矢的空间与价值。
  一、诗歌写作对诗人自身的疗救
  诗歌写作是一种表达性心理模式行为,从心理层面来说,通过诗歌写作,诗人可以表达现实难以实现的愿望与情感,展现内心的苦痛,排遣内在的心理压力,消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而起到情感宣泄与自我心理疗救的作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语境,女性诗人王小妮、翟永明都曾不同程度地强调文字的力量,表达过写诗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需要,可以维持自身的精神平衡,实现自我治疗。在这一点上,舒婷亦是如此,她曾明确表示:“写诗初只是拯救自己的一种手段,它令我在失学失业以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轧压得心力交瘁的岁月里, 坚持了最低限度的自尊。”d舒婷受到家庭阅读氛围的影响与熏陶,从小就喜欢阅读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痴迷于文学阅读与写作,这奠定了其对语言的兴趣与自觉性。1969年,舒婷带着普希金诗抄等书籍开始了知青上山下乡插队的生活,而在这三年的知青生活中,舒婷有诗歌做伴,生活也多了一分乐趣。“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e并且,她与其他知识青年的书信往来,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交流诗歌创作,朋友的相互鼓励与安慰让舒婷的生活有了更多的色彩,也更坚定了她诗歌创作的道路。这期间,母亲的去世,也让刚刚成年的舒婷更加的伤感与烦忧。回城之后,一开始她没有工作,生活被搁浅,这让她内心更加痛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感到‘沉沦的痛苦’。”f而在朦胧诗产生初期,舒婷的诗作常被拿来进行讨论,反对的声音也让舒婷猝不及防,伤心不已。但诗歌的阅读与创作让舒婷在痛苦压抑的环境下有了更多的心灵慰藉与心理释放。
  在艰难复杂的时代语境下,舒婷主要采用对话式的写作结构在诗歌中进行自我的心理疗救,这是一种自我心灵的舒展,通过幻想型对话书写,与诗歌中的人物畅谈生活与理想,呈现内心的情感波澜,架起了外部世界与内在隐秘世界沟通的桥梁。与其说诗歌写作在特定的环境下填补了舒婷寂寞孤独的精神生活,毋宁说诗歌写作为舒婷打开了另一扇实现自我突围和精神自救的窗,得以抒发她内心的情志。如写于1976年前的作品《致——》(1975)、《秋叶送友》(1975)、《当你从我窗下走过》(1976)、《心愿》(1976)以及1976年后创作的《致橡树》(1977)、《双桅船》(1979)、《读给妈妈的诗》(1981),等等,均建立起对话性场域,呈现出一种对话式关系。“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祝福我吧,/因为灯还亮着。”(《当你从我窗下走过》)“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双桅船》)“假如我的胸口,不能/为你抵挡所有打击,/亲爱的,你要勇敢些。”(《礁石与灯标》)无论是自己的母亲、二舅舅,还是自己的朋友乃至于读者,诗人将其作为“拟对话者”,仿佛面前站立着一位可以交流畅谈的对话者,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在这样一种“我”和“你”的对话中建立关系,找到了情感发泄的出口。第二人称的对话者“你”既可以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具体人物,也可以是更为广泛意义上可代入的虚指人物。在诗作中,诗人自我与拟对话者展开情感对话,以女性细腻温婉的情感心理出发,将内心无法言说的情感完全释放于筆尖,从而实现用诗歌来打开对自身的疗救,将压抑、沉郁的情感进行释放。“这是一种在痛苦中寻找希望的情感复调,展现了以情感的自由流动作为探寻外部世界的包容性对话场域。这种以情反理的诗歌书写立场和感情先行的认知方式明显与现实隔了一层,然而理想主义的光晕借着‘我’对友人的劝慰,构成温情脉脉的对话空间。”g诗人用对话的方式,感伤的笔调,以女性特有的温婉善意,娓娓道来,完成了自我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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