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楼梦》所处和表现的时代中，“存天理，灭人欲”禁锢着人们的情感欲望，“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盛行，世人忽略了对内在道德的要求，面对此种情况，曹雪芹决定“为天补情”，即以宝玉对女儿们的一种没有功利色彩的、纯洁无瑕的感情补儒家思想文化之天，整部小说因此围绕着“补天”的意旨所展开。但是，儒家学说与礼教制度积弊已深，以情补天注定是一场悲剧，曹雪芹自己也预见了文化衰落与人心异化后封建统治秩序必然走向衰落的结局。
　　关键词：《红楼梦》 儒家文化 为天补情
　　《红楼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伟大之处就在于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纯粹而神秘的、毫无杂念的感情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小说描写出这种感情来，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曹公欲用这最珍贵的感情，弥补当时社会中了无情趣、压抑人性的状态，这也自然涉及曹公对当时现实文化的反思。这种弥补和反思之意在《红楼梦》开篇便以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暗示出来，正如有学者所说：“‘补天’石头神话，乃是全书的总纲。”a
　　事实上，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补天”的寓意进行过分析和讨论，多数认为这一故事是个巧妙的隐喻，即“天”象征着封建专制主义之天，曹雪芹希望挽救抑或批判日益衰落的封建社会。但本文认为，“天”相比封建王朝，更代表着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毕竟，儒家文化是封建制度的理论支撑，封建制度是儒家文化规训背后的社会体系。文化和社会风气的衰败是统治制度崩坏的先行表现，而统治制度的崩坏也是文化衰败的必然后果。封建制度的没落必要从它内部文化的变异开始显现，就如贾府的衰败要从内部的破坏而开始，“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b。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红楼梦》“大旨谈情”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并做出深度论证。
　　一、儒家文化之天：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
　　《红楼梦》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中必然少不了儒家思想的痕迹，人们的一切行动都离不开儒家规范。比如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在《红楼梦》中频频出现：林黛玉进贾府时告知众人自己刚只念了《四书》。贾政嘱咐小厮告诉学堂太爷授课时先把《四书》讲明背熟才要紧。儒家准则也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宁、荣二公之灵为挽救贾家颓势，嘱托警幻警醒宝玉，使其委身于经邦济世之道；贾政毒打宝玉的原因之一是让宝玉走上仕途，光宗耀祖。此类事情多如牛毛，不一一赘述，由此便可看出，《红楼梦》中的人物“从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信念到行酒令、制灯谜，从做人的标准到交友处世都离不开儒家思想规范，他们都是儒家的信徒”c。
　　宋元明清之时，封建社会已开始走向末路，但儒家文化政治化程度却不断加深，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来控制人的思想，树立有利于巩固统治的社会规范。彼时，程朱理学讲求“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将儒家伦理道德上升为“天理”，其中“天理”的本质又是“礼”——“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d“礼”和“理”被划上等号，天理和私欲站在了对立面，彼此界限分明。朱熹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学说，他认为“天理”是人际关系、伦理规范、生命道德所需要遵从的道理，因此，道德伦理的地位便被进一步抬高，“天理”不仅是约束人道德行动的准则，更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中等级尊卑的说法。朱熹强调“天理”与“人欲”不可并存，人欲是人们完善自己道德人格路上的障碍，是产生罪恶的罪魁祸首，想要“存天理”，必须“灭人欲”。之后的陆王心学欲弥补理学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点，但对于“理”与“欲”的看法，心学家陆九渊、王阳明与朱熹的观点相差无几，他们都将二者极端对立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官学化，“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成为抹杀人心人性的工具，思想上的文化专制与政治上的高压使得宋明理学走向僵化，不仅阻碍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更使得读书人愚妄固陋，不知变通。
　　这种文化上的僵化难免导致学术八股的出现，只读孔孟之书，只讲程朱理学，学术争鸣的环境被打破的后果便是儒士将宋明理学奉为圭臬，要么高扬“内圣”之理，追求内心成圣、注重内在修养而脱离社会现实，“空谈而鲜用”；要么寻求“外王”之道，拼命读“死书”，一味追求功名利禄，忘记严于律己的约束告诫，儒家学说成为他们升官发财、“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工具。更有甚者，在“人欲”长期的禁锢下，在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而以“天理”强化上下、男女尊卑时，“天理”对于伦理道德的约束被忽略了，人们满口仁义道德，忠君爱民，实际上男盗女娼，声色犬马，这便造成了社会道德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红楼梦》深刻反映了这一现实。作为真儒士的甄士隐是仁者君子，他为人正派，疼爱女儿，善待并接济读书人贾雨村，却在家中变故之时毫无实际本领，既不会治家也不会守财，最终家道落败只得出家而去，真应了“费”之名——甄费。再看贾雨村，他饱读诗书，却虚伪无耻，在得到甄士隐的资助后未曾道谢便连夜离去；做官不久就因“贪酷之弊”被弹劾革职。再次步入官场后依然徇私枉法，为了卖四大家族人情，面对薛蟠打死冯渊、把英莲拖去的惨案，即使知道英莲是曾经的恩人走失的女儿，也不顾正义和情谊而胡乱判案。后来又为了讨好贾赦，动用私权将抄家没收来的古扇子献给贾赦，逼得别人家破人亡。贾雨村就是贪官污吏的代表，由他一人便可见官场积弊之深，封建吏治的罪惡早已光明正大地招摇过市。
　　除去“护官符”盛行的官场，连贾家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都逃不过鸡鸣狗盗、乌烟瘴气的侵袭，正如贾蓉口口声声将自家比为“脏唐臭汉”。宁荣二府的男子们要么在等级森严的儒家礼教制度之重压下失去了真情真心，对“修齐治平”的规训置若罔闻，只知沽名钓誉，阿谀奉承；要么干脆连最基本的人伦道德都置之不顾，毫无羞耻感和尊严感，卑琐无能、寻花问柳、荒淫无度。宁府大老爷贾敬只知求仙问道，家中大小事务一概不管；子孙贾珍、贾蓉素有聚麀之诮，为人所知；荣府贾赦冷漠残暴、威逼鸳鸯做妾、贪图钱财将女儿嫁给“中山狼”；贾琏淫乱浪荡，先后与鲍二家的、多姑娘勾搭，又偷娶尤二姐；贾环愚笨猥琐，与丫鬟撒泼耍赖，多次陷害宝玉；贾瑞贪财好色，竟惦记着自己的嫂子王熙凤；端庄正派的贾政算得上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典型，虽比前述子弟高出一个境界，却也是古板迂腐、麻木教条之人。无一人能挽救贾家颓唐之势，他们的行为却又同时加速贾府落败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