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在中国真的找不出第二座城市能像深圳这样。
　　20多年前,推土机犁开这里的第一铲红土时,除了极个别的伟大政治家和极少数具有深刻历史洞察力的人之外,有谁会想到,一座伟大的城市会在这里诞生呢?
　　1988年,我第一次来深圳。那一天是中秋节,梧桐山那边的小镇上满街筒子都是清一色的打工妹,我好像来到一个女儿国。他们用廉价的时尚服装把自己打扮得红红绿绿,稚气未脱的脸上洋溢着莫名的兴奋。所有的邮局门前都排着长队,打工妹门在往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贵州、广西、浙江的农村汇钱。他们的父母可能正等着这点钱去治病,她们的兄弟可能正等着这点钱交学费。
　　梧桐山上的情形却正好是另一个极端。我路过了好几个采石場,这里没有女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他们也没有中秋节。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除了两个黑眼珠子是黑的,全身都裹在白色的石粉里。就在梧桐山顶,我看到了蔚蓝色的大鹏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
　　当我正对着蔚蓝色遐想时,一座城市的轮廓映入了我的眼帘。不,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是一片巨大的工地。在蓝色的大海与绿色的山林之间,是被无数推土机无情掀开的红色土壤,在南国的阳光下是那么的触目惊心。许多的楼房矗立起来了,更多的塔吊矗立在旁边。“野麦岭!”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日本电影《野麦岭》。我刚刚翻过的,不就是野麦岭吗?翻越野麦岭,是日本民族在100年前的选择,原因,也是西方文明惊涛拍岸。今天,我们中国,难道也要翻越一次野麦岭吗?难道,历史真的有某种轮回的命数,注定还是要从这个几十米外就可以看到英国米字旗的地方,重新翻越野麦岭吗? 19年前,这是一个令人害怕也让自己恐慌的想法。
　　4年之后,我再次来到深圳,拍摄一部4集电视专题片。许多工地上长出了大厦,许多农田变成了工厂。更多的港人来这里淘金,更多的内地人来这里寻梦。有整整半年时间,我穿行在深圳的新街老巷,从古老的客家围屋到傲人的国贸大厦,从海边的养殖场到电子元件的生产线,从逃港人遗留的鬼村到蛇口工业园区,从用铁丝网层层围住的血汗工厂到窗明几净的写字楼,从打工妹居住的寮棚到带游泳池的豪宅,从开炮炸山的采石场到莺歌燕舞的夜总会……我采访了大量的深圳人。
　　如今,许多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许多人的故事也已经模糊了,但我记住了他们的群像。我记住了她们打卡上厕所,一路小跑;我记住了她们吃午饭,撑开上千把花阳伞;我记住了他们在邮局排队汇款,认真地清点钞票;我记住了她们周末相约,到机场的引桥上看飞机降落和起飞…… 中国的野麦岭,他们,还有她们,正在翻越。
　　余海波说他守望了这座城市18年,他拍下那些淳朴的欢乐和忧伤;他也拍下了这些匆匆过客在人生驿站的生命轮回;他拍下极度疲惫后沉睡的躯体,他也拍下极度紧张后肆无忌惮的宣泄。他拍下阳光下那些黑白分明的脸和身体,他也拍下灯红酒绿中那些魑魅魍魉似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