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站在阿姆斯特丹法学院门口，一定想不到，这古色古香的罗马式廊柱旁约200米处，就是悬挂着魅惑彩灯的红灯区。这个城市有着出人意料的宽容与多样化。在这里，被许多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吸毒和嫖娼都是合法的。然而，这个城市也并非总是充斥着狂野与放纵。这里有伊拉斯谟、斯宾诺莎和格劳修斯的哲思，有伦勃朗、凡·高的光影、线条与色彩，有东印度公司的“海上马车夫”荣光，还有郁金香泡沫带来的疯狂与毁灭，更有无数犹太人至今仍响在耳边的哭泣与痛诉。
　　“现代化”治理的东印度公司
　　阿姆斯特丹的名称源于Amsteldam，原义指的是阿姆斯特尔河上的一座水坝。以水坝为核心，12世纪晚期建立起一个小渔村。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阿姆斯特丹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有了海上马车夫的威名。不过，我们的法律之旅，还是从这座城市的发端开始。那就是位于旧城区的水坝广场。
　　这里曾经是市政厅所在地，几乎所有政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市政厅旁，曾伫立过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并时常翻滚着烧死异端的浓烟。
　　从水坝广场沿东都伦街（Oude Doelenstraat）向东南方向走五分钟，经过亨克鲱鱼店，就来到了位于东胡格街24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旧址。这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的股份公司。两百年间，这家公司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其船只前往亚洲。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也是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很“现代”：70人的董事会向股东会负责，而董事会中的17人作为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这一切都明确记录在公司章程之中，在今天的东胡格街24号的旧址内，仍能看到这些章程制度。可以想象，这些实践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有着怎样的奠基功能。
　　根据章程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资金为650万荷兰盾。在其成立的最初80年间，分出去的红利达到原有资本的1482%。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投资啊。到166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和1万人的军队，股息高达40%。值得一提的是，1624年，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此时是明天启四年，熹宗皇帝朱由校正沉迷于木工，女真人努尔哈赤正兴于白山黑水之间，乘机攻占沈阳，声势日隆。朱由校的应对办法则是，派人挖断了北京房山附近的女真“龙脉”。后面的事情人尽皆知，清军入关，多年锁国海禁。而在地球另一端，海上马车夫则继续驰骋于大洋之上，公司法、证券法、海商法、保险法，同时日渐得以完善。
　　法学生伦勃朗因《夜巡》被诉上法庭
　　从东印度公司纪念馆出来，沿着东胡格街向东南方向走五分钟，经圣安东尼宽街拐进犹太人宽街，就到了伦勃朗故居。法律人可能不知道，这位著名画家曾经就读于莱顿大学法学院。这所大学建立于1575年，是奥朗治亲王为了奖励莱顿市民在1574年抵抗西班牙军队的英勇表现而设。直至今日，莱顿大学仍是世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伦勃朗所在的法学院，更是享誉欧洲、曾经走出过“国际法之父”雨果·格劳修斯的法学圣殿。
　　然而，于1621年注册的法学院新生伦勃朗对此并不怎么领情。他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法律知识，勉强在法学院上了三年，还是来到阿姆斯特丹开始了艺术生涯。不过，弃法从艺并不是一个荒诞的选择。在那个还没有出现照相术的时代，行会或商人经常请画家为他们画集体肖像。例如，伦勃朗为阿姆斯特丹外科医生同业公会所作的《杜普医生的解剖课》，就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有趣的是，这个“杜普”的姓氏其实是郁金香一词的变体。那个时代，“郁金香风暴”正席卷整个荷兰。商人们嗅觉敏锐，捕捉着郁金香之外的商机。绘画这种特殊商品，也迎来了强势投资。画作甫一问世，就会炒出天价。
　　伦勃朗正是在这个时候，创作了伟大的作品《夜巡》。1630年，荷兰国民卫队大厅扩建，决定委托他绘制集体肖像画，悬挂在新竣工的大厅墙廊上。然而，当伦勃朗完成这件作品时，国民卫队竟拒绝收件，并向法庭起诉了他。原来，伦勃朗在作品中革命性地突破了传统肖像画的人物分布规则，关注人物瞬间的动作，而非人物的地位，敢于将几位重要人物画到画面的暗部，相反把身份低微的普通射击手摆在突出位置，刻画出剑拔弩张的气氛。
　　今天来看，这幅跨时代的天才之作，既带有风俗画特征，又有史诗韵味，使人们追忆起昔日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然而，当时画作却让那些平摊了作品酬金却没有在作品中完整露脸的国民卫队成员不满。一场对画家不利的诉讼之后，伦勃朗仍然拒绝修改画作。国民卫队只得“勉强”收下了画作，并四处宣扬伦勃朗是“装模作样的骗子”。这幅作品带给伦勃朗的伤害，是此前所有荣耀和声名都无法承担的。再没有人来找他画集体肖像，只剩下一些圣经故事订单。随着郁金香泡沫破灭，外贸遭遇窘境，整个城市的经济急转直下，伦勃朗原本斥以巨资购买的资产也缩了水。他委托法院替他处理资产，但是当财产清理估价之后，却发现已经资不抵债。于是，1657年阿姆斯特丹公证处宣布伦勃朗无力还债，个人破产。经济的困境给他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最终在穷困和落寞中患病死去。
　　那幅画则于1715年被国民卫队移到前面说到的水坝广场的市政厅。为了迁就大厅墙面尺寸，画面四沿被愚蠢地做了裁剪：高度缩减了28厘米，长度截掉了64厘米，破坏了整体平衡和布局。不仅如此，由于当时的大厅是靠烧泥炭明火取暖，画面上积了厚厚的炭灰，整幅图的色彩变得黯淡——原本伦勃朗所画的白天场景，被误传为发生在夜間的一幕，并有了《夜巡》之名。然而，饶是受毁损至此，这幅巨作仍堪称伟大。那位曾经的法学院学生，尽管尝尽贫富冷暖、炎凉世态，受尽误解嘲弄、病痛折磨，却仍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最闪亮的名字。
　　少女的日记
　　尽管犹太人宽街4号称为伦勃朗故居，但由于他败诉后资不抵债，不得不把房子卖掉。他去世后，被葬在了位于城西的西教堂。从犹太人宽街需走回水坝广场坐17路有轨电车，途经西市场站才会抵达。教堂外摆着一尊雕像，不是伦勃朗，而是一位少女，她的名字叫作安妮·弗兰克。 　　西教堂北门，王子运河267号，是一间纪念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的博物馆，同时也是她躲藏了两年的小阁楼。从1942年7月8日到1944年8月4日之间，她和家人躲藏在这个屋子里。之后，她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强制收容所，并不幸在集中营内死去，时年仅15岁。在“安妮之家”躲避期间，她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记》。
　　安妮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由于纳粹德国排犹风气日盛，举家迁至阿姆斯特丹。但是1940年5月，亲德的统治者赛斯·英夸特将排犹法律也适用于荷兰，于是，1941年夏天，安妮和姐姐玛格不得不转入专为犹太人设置的学校就读。1942年，纳粹分子开始逮捕犹太人，姐姐玛格也收到了拘捕的传票。于是，一家人躲藏起来，在王子运河267号的小阁楼里隐居。安妮只能躲在狭小的房间里，从窗帘的缝隙看着外面的乱世。
　　消息不断传来，纳粹逮捕犹太人并将他们赶往集中营。妇女、小孩、老人、病人无一能幸免，在集中营里强奸、毒杀时有发生，那里的犹太人最终难逃一死。安妮真实地记录着恐惧，也记录着成长。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这本日记不是为自己而写。因为，她在广播里听到荷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杰瑞特·波克斯坦的演说——他说，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收集有关荷兰人民在德军占领之下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公之于众。特别是信件与日记。安妮听到后，决定在战争结束后将日记出版。从这一刻起，她的日记就开始面向那些潜在的读者来写。
　　遗憾的是，由于他人告密，安妮一家于1944年8月被纳粹逮捕。次年3月，安妮在集中营因患斑疹伤寒而死。1947年，《安妮日记》出版，即引起轰动。因其不但真实地再现了安妮一家在秘密小屋里两年多的躲藏生活，还记录了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行，并敦促人们尽快反思，将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们绳之以法。
　　然而，一些右翼分子却叫嚣《安妮日记》是部虚构的作品。1954年，《安妮日记》英文版已经出版两年多，逮捕安妮一家的秘密警察西尔伯鲍尔却仍逍遥法外，甚至还返回维也纳当起了警察。直到1963年，维森塔尔经过多年追捕，才将他送上法庭。受审时，他终于承认：“是我逮捕了安妮·弗兰克。”当维森塔尔问他是否读过《安妮日记》时，他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是的，上周我买了這本书，想看看日记里有没有提到我。”此时，距离安妮躲进小屋，带着恐惧，从窗帘的缝隙向外看，已经过去二十一年。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