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苦于国库不丰的汉明帝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于是马上遍赏群臣。没想到，有一位官员竟然“拒受”，令皇帝和满朝文武颇为尴尬。
　　事情的起因是交趾太守张恢因犯贪赃千金之罪，被召回京伏法。其所贪之金银珠宝“簿入大司农”。汉明帝下诏将这些金银珠宝遍赏群臣。交趾是产珠玑之地，贪赃者自是近水楼台，贪得珠玑不可胜数。碰到这样的“好事”，文武官员皆喜不自胜，无不叩头跪拜。但在尚书钟离意的眼中，这些不是珠玑珍宝，而是“污秽之物”，他“悉以委地而不拜赐”。此举显然大煞风景。史书载“帝怪而问其故”。钟离意回答：“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
　　钟离意在这件事上有三点值得称道：一是不贪财。这是送到手上的珠宝，并非巧取豪夺，也无权钱交易，但他仍坚辞不受;二是不从众。别的官员都叩头跪拜，他的“另类”将别人置于难堪境地;三是不唯上。钟离意用自己的行动给汉明帝纠错。惩处贪官固然是对的，且国库不丰，皇帝骤得财宝急于施赏在情理之中。但是，以赃物遍赏群臣不会收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先收归国库再论功行赏才是正途。
　　汉明帝是明智的，他懂得钟离意之意。于是，“上乃止”。后来，汉明帝以库钱三十万赏赐钟离意，并称他为“清平尚书”。钟离意的操守值得肯定。以史家之说，“一代直臣，明帝时独敢谏争者”。
　　像钟离意这样的“直臣”，行事建言能够坚持原则，从不认为多数人赞同的就是对的，也不认为上级认定的就是对的。
　　在武则天时期也有一位这样的“直臣”——徐有功。他长期在朝廷的司法系统中主事，屡次公然给武则天纠错。武则天令诸酷吏“捕将相，俾相钩逮”，致使“朝野震恐，莫敢正言”。徐有功则站在了酷吏的对立面。
　　武则天对“谋反”类案件特别敏感，凡是牵涉到谋反的，都必须深挖彻查。所以酷吏们往往把非谋反的案件往谋反上牵扯。博州刺史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一个叫颜余庆的县令糊里糊涂被牵扯进来。李冲很快就被镇压，与其父李贞都被杀。事发时恰逢永昌改元，朝廷发布赦令，赦免主犯之外的人死刑。颜余庆正是在赦令发布后被人举报的。
　　武则天命来俊臣审理颜余庆案。来俊臣揣摩武则天心思，极力主张将颜余庆视为主谋处斩。在朝堂公议此案时，绝大多数大臣都支持来俊臣。只有徐有功力主将颜余庆流放，因为颜余庆是从犯，应按永昌赦令免死。他说：“永昌年间的赦令写着：魁首已处死刑，尚未直接参与行动的从犯给予赦免。颜余庆在颁发赦令之后被告发，是从犯。如果把从犯当作魁首，就是把不该判死刑的人推向死亡。”
　　武则天听后怒问：“什么叫作魁首？”徐有功挺直了腰板回答：“魁，就是主帥;首，就是主谋。”武则天问：“颜余庆怎么不算魁首？”徐有功反问：“魁首是李贞父子，已被处死。颜余庆现在才被追究，不是从犯是什么？”武则天冷静考虑后，听从了徐有功的意见，免去颜余庆死罪。
　　徐有功三次被罢官，最危险的一次被押到刑场，他对前来送行的朋友说：“不要哭，难道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会死吗？权不能大于法。我为执法、护法而死，死何足惜！”在最后一刻，武则天改变主意，赦免了他。《新唐书》载徐有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他一生卓然守法，时人赞之“听讼惟明，持法惟平”。唐中宗、唐玄宗都曾为其追授官职。唐武宗下诏追赠其谥号“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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