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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注重乡村发展。欧盟在实施乡村发展计划中，建立了欧洲农林一体化体制，支持林业发展;英国出台乡村发展法律，建立了农村生态服务系统;美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欧美乡村振兴的实践和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欧盟乡村发展计划
欧盟农业委员会于1996年在爱尔兰寇克（Cork）召开有关全球化浪潮下农村地区发展的会议，参会者一致认为：农村地区应当更加充分地激发发展潜力，乡村明天才会更好。为此，需要各国决策者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寇克宣言”为欧洲发展农村、复兴农业拉开了序幕。
欧盟在欧洲农业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每七年一度的“乡村发展计划”，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基石。“乡村发展计划2014—2020”的主要框架包括：农村发展项目及规划，农村发展的财政支持、直接支付及有关转移支付等方面的法规。欧盟境内农村发展资助的优先领域包括：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包括新一代农民的培养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控制;提供灾害保险及其他保障;加大对农场及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乡村复兴建设，如投资商业网络、宽带及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林业发展，建立农林一体化的体制;灾害管理、保险及风险基金的使用分配;农户收入保障措施等。
该发展计划由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支持，覆盖118个农村发展子项目，总额达610亿欧元。该委员会每七年设立当期的优先发展项目和重点支持政策，各成员国及区域通过其农业部门申报计划，争取相关配套资金的划拨，在项目实施后由另外的机构评估实施效果。每七年一度的协商和立法机制，既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又能及时调整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新态势，将法案的严肃性和时效性结合起来，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乡村保护发展
整体上来说，英国乡村从来不是凋敝没落的代名词，有时反而是富裕阶层的胜地。历史上的英格兰乡村有稳定的乡绅阶层，具有遵从习惯、因循传统的历史基因。工业革命后乡绅阶层并未消失，反而成为人数虽少却异常稳定的农业产业家。乡村人口虽有减少，但是收入和田地的产值一直较为稳健，乡村的贫困人口密度远低于城市，乡村居所的质量和生活水平并不低于城市平均水准。
英国自中央至地方都会积极颁布成文法及地方立法以保障乡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颁布了第一个《农业法》，注重强化对农业耕地的保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大城市居民开始热衷回归乡村，为此英国颁布实施《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保护法》，加大了对乡村田园景观的保护力度，支持建设乡村公园。2000年，政府出台“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致力于创建有活力和特色的乡村社区，鼓励乡村采取多样化的特色发展模式。2010年以来的规划政策将城乡一体化目标融入地方政府发展计划中，提高了地方政府在规划中的地位，也增强了英国乡村发展的能动性。目前，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乡村发展的项目有：乡村基本支付支持计划，2017年约有7.1万农户接受该项目计划支持，资助金额达13亿英镑;乡村经济发展主体资助计划，2015—2020年安排1.38亿英镑用于支持乡村小微经营和农业多样化经营，振兴乡村旅游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林业生产率，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支持乡村文化和传统文物的保护开发活动。此外，从1978年开始，英国政府建立了农村生态服务系统，为乡村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保障。
目前，英国的乡村发展由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负责，十分注重政府咨询机构及民间机构在乡村发展中的充分参与，如英国自然委员会对保护英国乡村自然和特色景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乡村振兴战略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乡村振兴典范。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美国人口接近3.25亿。其中，农村人口不到2%，约在6000万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只有1%。但仅靠这1%的农民不仅养活了美国3亿多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美国大都市化迅猛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乡村传统的资源型經济（特别是伐木和采矿等掠夺型经济）日益萎缩，新兴产业步履维艰，乡村社会失业率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把“振兴乡村经济”纳入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就农业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措施。从县、州一直到联邦的各级政府，对乡村发展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乡村地区发展和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美国在进行乡村区域规划时，主要遵从3个原则进行实践：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当地民众生活的基本需求。美国政府对乡村整体布局要求严格，需要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并要求整体建设过程中保证“七通一平”（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此外，还制定了适用于农业及农村社区发展的特别税收措施，以及临时性社区设施借款及补贴措施等，为美国乡村长远规划奠定了基础。
二是最大限度地绿化，打造宜居乡村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进行“生态村”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使乡村自然环境大为改观，居住空间的舒适性、新鲜的空气、原生态的大山、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以及广袤的自然景观等都成为吸引投资和推动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动力。
三是挖掘并合理利用生态旅游与文化资源，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乡村旅游开始迅速崛起，并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美国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农业旅游、森林旅游、民俗旅游、牧场旅游、渔村旅游和水乡旅游等。游客既可以观赏田园景色，也可以参与田园、牧场等的耕作，还可以分享丰收的果实，参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娱乐项目，陶冶情操、强健身心。 欧美乡村振兴的启示
欧美发达国家乡村发展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其经验对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引导，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战略规划引导，可有效衔接我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方略，无缝对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城乡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构建由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中心城镇和乡村构成的4级城镇体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提供优质产品，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要不断完善支持林草产业发展的投入政策，中央财政设立林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或建立政府性基金，对林业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和生产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等予以资金支持，重点支持国家储备林、油茶等木本油料、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山入林”。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应立足生态优势，充分发挥我国市场作用，持续把“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之中。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和利润来源，不断提高良好生态环境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有效推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鼓励林农、林业合作社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林权流转、生态银行等多样化的交易活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成“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市场化运作”的完整闭环，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生态产业化转化通道。同时，遵循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对山区、沙区等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耦合优化，着力推进产业与生态的融合发展，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是充分发挥林草作用，实施兴林富民。
我国在发展林草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结构优化的林业产业体系、服务体系，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示范基地。林草生态产品循环既是经济循环的有机组成，也是经济循环的根本保证，既能推动发展格局的形成，也保障着发展格局的构建。加快林草产业发展，既能拉动内需，也能增加有效供给，是畅通乡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健全林草现代流通体系，有利于生态产品“下山进城”走进每个家庭，方便百姓“上山下乡”去亲近自然享受生态。
此外，我国应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优化林草产业体系、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大力推进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证，建立森林生态产品品牌保证监督体系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森林生态产品信息发布（数据服务平台）和网上交易平台。建立生产者、销售者与购买者全交易链的信用监督体系。
欧盟乡村发展计划
欧盟农业委员会于1996年在爱尔兰寇克（Cork）召开有关全球化浪潮下农村地区发展的会议，参会者一致认为：农村地区应当更加充分地激发发展潜力，乡村明天才会更好。为此，需要各国决策者们步调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寇克宣言”为欧洲发展农村、复兴农业拉开了序幕。
欧盟在欧洲农业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每七年一度的“乡村发展计划”，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基石。“乡村发展计划2014—2020”的主要框架包括：农村发展项目及规划，农村发展的财政支持、直接支付及有关转移支付等方面的法规。欧盟境内农村发展资助的优先领域包括：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包括新一代农民的培养和支持;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控制;提供灾害保险及其他保障;加大对农场及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乡村复兴建设，如投资商业网络、宽带及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林业发展，建立农林一体化的体制;灾害管理、保险及风险基金的使用分配;农户收入保障措施等。
该发展计划由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支持，覆盖118个农村发展子项目，总额达610亿欧元。该委员会每七年设立当期的优先发展项目和重点支持政策，各成员国及区域通过其农业部门申报计划，争取相关配套资金的划拨，在项目实施后由另外的机构评估实施效果。每七年一度的协商和立法机制，既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又能及时调整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新态势，将法案的严肃性和时效性结合起来，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乡村保护发展
整体上来说，英国乡村从来不是凋敝没落的代名词，有时反而是富裕阶层的胜地。历史上的英格兰乡村有稳定的乡绅阶层，具有遵从习惯、因循传统的历史基因。工业革命后乡绅阶层并未消失，反而成为人数虽少却异常稳定的农业产业家。乡村人口虽有减少，但是收入和田地的产值一直较为稳健，乡村的贫困人口密度远低于城市，乡村居所的质量和生活水平并不低于城市平均水准。
英国自中央至地方都会积极颁布成文法及地方立法以保障乡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颁布了第一个《农业法》，注重强化对农业耕地的保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大城市居民开始热衷回归乡村，为此英国颁布实施《英格兰和威尔士乡村保护法》，加大了对乡村田园景观的保护力度，支持建设乡村公园。2000年，政府出台“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致力于创建有活力和特色的乡村社区，鼓励乡村采取多样化的特色发展模式。2010年以来的规划政策将城乡一体化目标融入地方政府发展计划中，提高了地方政府在规划中的地位，也增强了英国乡村发展的能动性。目前，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持乡村发展的项目有：乡村基本支付支持计划，2017年约有7.1万农户接受该项目计划支持，资助金额达13亿英镑;乡村经济发展主体资助计划，2015—2020年安排1.38亿英镑用于支持乡村小微经营和农业多样化经营，振兴乡村旅游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林业生产率，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支持乡村文化和传统文物的保护开发活动。此外，从1978年开始，英国政府建立了农村生态服务系统，为乡村生态系统保护提供保障。
目前，英国的乡村发展由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负责，十分注重政府咨询机构及民间机构在乡村发展中的充分参与，如英国自然委员会对保护英国乡村自然和特色景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乡村振兴战略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乡村振兴典范。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美国人口接近3.25亿。其中，农村人口不到2%，约在6000万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只有1%。但仅靠这1%的农民不仅养活了美国3亿多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美国大都市化迅猛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乡村传统的资源型經济（特别是伐木和采矿等掠夺型经济）日益萎缩，新兴产业步履维艰，乡村社会失业率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把“振兴乡村经济”纳入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就农业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措施。从县、州一直到联邦的各级政府，对乡村发展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乡村地区发展和乡村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美国在进行乡村区域规划时，主要遵从3个原则进行实践：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当地民众生活的基本需求。美国政府对乡村整体布局要求严格，需要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并要求整体建设过程中保证“七通一平”（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热力通、道路通、煤气通和场地平整），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此外，还制定了适用于农业及农村社区发展的特别税收措施，以及临时性社区设施借款及补贴措施等，为美国乡村长远规划奠定了基础。
二是最大限度地绿化，打造宜居乡村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进行“生态村”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实施，使乡村自然环境大为改观，居住空间的舒适性、新鲜的空气、原生态的大山、充满活力的野生动物以及广袤的自然景观等都成为吸引投资和推动经济结构多样化的动力。
三是挖掘并合理利用生态旅游与文化资源，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乡村旅游开始迅速崛起，并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美国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多样，主要包括农业旅游、森林旅游、民俗旅游、牧场旅游、渔村旅游和水乡旅游等。游客既可以观赏田园景色，也可以参与田园、牧场等的耕作，还可以分享丰收的果实，参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娱乐项目，陶冶情操、强健身心。 欧美乡村振兴的启示
欧美发达国家乡村发展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其经验对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引导，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战略规划引导，可有效衔接我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方略，无缝对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城乡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构建由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中心城镇和乡村构成的4级城镇体系。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提供优质产品，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要不断完善支持林草产业发展的投入政策，中央财政设立林草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或建立政府性基金，对林业龙头企业、产业园区、示范基地和生产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等予以资金支持，重点支持国家储备林、油茶等木本油料、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山入林”。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应立足生态优势，充分发挥我国市场作用，持续把“生态+”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之中。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效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和利润来源，不断提高良好生态环境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有效推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鼓励林农、林业合作社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林权流转、生态银行等多样化的交易活動，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成“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市场化运作”的完整闭环，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生态产业化转化通道。同时，遵循产业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对山区、沙区等特定地域空间内的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耦合优化，着力推进产业与生态的融合发展，促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是充分发挥林草作用，实施兴林富民。
我国在发展林草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结构优化的林业产业体系、服务体系，建立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示范基地。林草生态产品循环既是经济循环的有机组成，也是经济循环的根本保证，既能推动发展格局的形成，也保障着发展格局的构建。加快林草产业发展，既能拉动内需，也能增加有效供给，是畅通乡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健全林草现代流通体系，有利于生态产品“下山进城”走进每个家庭，方便百姓“上山下乡”去亲近自然享受生态。
此外，我国应推动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优化林草产业体系、服务体系和监督体系。大力推进森林生态标志产品认证，建立森林生态产品品牌保证监督体系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森林生态产品信息发布（数据服务平台）和网上交易平台。建立生产者、销售者与购买者全交易链的信用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