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变经济体制，这对于新中国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快，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先搞“试验田”，成立经济特区的设想。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成立，一场伟大的试验拉开了序幕。那时深圳是“一穷二白”，在中央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情况下，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4年，小平亲自到深圳来视察那一年。来之前，他就说：“办经济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中央的决定。究竟对不对，我要去看一看。”当时我们也盼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能亲眼来看看他的“作品”。
　　1984年1月24日，终于把小平给盼来了。在他视察深圳时，梁湘、周鼎和我全程陪同在左右。
　　在行程当中，我们登上了国商大厦。我记得小平在这座当时深圳最高层的建筑俯瞰整个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以及远眺对面的香港时，曾陷入了深思。看到渔民村的变化，小平特别高兴，边走边看时，梁湘、周鼎等同志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可是他光是看和听，就是不发言，也不表态。临行去珠海前，他只是说了：“你们说的这些事，我都放在脑子里了。”
　　小平走后，市委感觉小平对深圳应该还是满意的，一路兴致都很好。到了1月29日，我们得知小平在离开珠海前，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这样一来，我们困惑了：“小平同志在深圳不吭声，去了珠海说‘珠海经济特区好’，那深圳经济特区是好还是不好呢？”当晚，市委连夜紧急召开了常委会议，认为：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了，我们替珠海高兴，但能不能也给深圳题词呢，表扬也好，批评也罢，至少给深圳之行的观感留下意见。
　　梁湘同志决定派人到广州，请小平同志题词。派谁去呢？小平住在深圳迎宾馆时，是接待處处长张荣全程为他服务的，张荣对各方面的情况和人都很熟悉，自然是最佳人选了。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派张荣代表市委向小平同志反映这个恳求，先去“打前站”;如果小平同志要深圳市的领导去，那梁湘、周鼎再过去。张荣去之前，我们还草拟了几个题词的内容，比如“深圳特区好”“大鹏展翅”等。没想到张荣去了广州后，两天都没有结果，我们在深圳望眼欲穿。
　　2月1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张荣后来回来描述了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幕：当天上午，小平同志看到张荣还在，然后就问：“你怎么还没走？”张荣说：“您还没写题词，我怎么回去向市委交代？”小平就吩咐工作人员把纸铺开，很快就挥毫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把落款的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也就是他离开深圳的那一天，这充分证明小平同志一直在心里酝酿此事，早已是胸有成竹。
　　那一天，我早早就守在市委的电话机旁，忐忑地等待张荣的电话。那个上午过得特别漫长，每一分钟都像在煎熬，我既期盼又紧张。到了10点多，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迫不及待地拿了起来，张荣兴奋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小平同志刚刚为深圳题词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按照我们草拟的其中一个内容，他念了三遍，我逐字逐句记下小平题词的内容，真是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这是对特区最大的支持和肯定啊！”
　　当即，市委决定在《深圳特区报》上刊发小平的题词。第二天见报后，国内外为之轰动。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派代表来深圳考察，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越迈越大，国家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就没有深圳经济特区如日中天的迅猛发展，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也不可能那么快。
　　（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