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我刚来伦敦，第一次逛我家附近的高街——High Street（相当于社区商业街），发现了这家叫Chener Books的书店。
　　这是典型的英国老书店。临街是宽大的玻璃橱窗，窄门仅容一人通过，木质门框和窗框都漆成绿色。那天傍晚走出一个老汉，慢条斯理地锁门。我意识到这人是老板。他有点驼背，举止透着老绅士的沉稳，披散及肩的白发又增加了几分老嬉皮士的味道。下午5点的阳光还很强烈，反光令我无法看清橱窗里面。老汉看到我的东方面孔，迟疑了一下，终究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几天后我收到一份社区杂志，在关于高街的文章中，碰巧有Chener Books的介绍。那须发皆白的老汉叫约翰·肯尼迪，跟美国总统同名。他在本社区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做过几年公务员，1978年开了Chener Books，1983年书店搬到现址就再没变过。他固执、有个性，自称20世纪男孩。高街每天在变，他的书店却一直保持上世纪的模样。
　　我想这又是一个英国怪人的故事。新闻说，英国的独立书店从10年前的3000家已经锐减了2/3，大多数书店都面临困境。这和中国的情形何其相似。人们习惯了在网上购买折扣书，书店开始卖咖啡、泰迪熊、马克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像Chener Books这样只卖书的书店越来越少。
　　改天我特意进书店蹓了一圈。三面墙全是书架，书从天花板一直排到地面，房中央是堆满书的大木桌，木桌和书架之间的通道只容一人通过。木板地吱吱呀呀。靠近橱窗是办公区域，一张办公桌、一把脱皮的转椅、一台老电脑。书店透着一股老气。等到须发皆白的老汉从书堆里钻出来，我才发现里面居然还隐藏着一个储量丰富的童书区。英国的儿童绘本太贵了，动辄六七英镑起价。外屋的成人书对我也没吸引力。我在中国曾经抽风买过几本英文书，从没读完。来到英国终于意识到，中文才是永远的乡愁。
　　我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甚至没和老汉打招呼。以后也没有。不久我在高街的慈善商店发现有大量的二手儿童绘本出售，好几次我都赶上4本1英镑甚至8本1英镑的好事。我大量买回家给女儿看，省去了很多银子。后来我办了借阅卡，可以在社区图书馆随时借新书，连慈善商店也很少去了。我熟悉了高街、熟悉了伦敦，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几乎每天我都会经过高街。我经常看到书店橱窗旁的桌椅空着。老汉很少坐在那里，而是在各个角落溜达，要不和顾客交谈，要不在把某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或者把书插入书架。
　　高街上的商家如走马灯一样更换。印度人的超市关张了。新开了一家全是白人大厨的寿司店。我在两家中餐馆都叫过外卖，其中的刘先生餐厅在去年黄了。我们发现了一家好吃的冰激凌店。我还曾频繁光顾高街的药店去买止咳糖浆——我到伦敦的第一个冬天水土不服，总在夜里咳嗽。我开始怀念北京。
　　我为新生活奔忙，很长一段时间忘记了Chener Books的存在。有一天我发现橱窗后面坐著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才意识到很久都没看到老汉了。等我有机会走近这家书店，发现橱窗里摆着老汉的照片，下面写着“约翰·肯尼迪，1951—2018”。一打听，老汉在去年5月去世了。
　　我查了本地的社交网络，只发现零星的哀悼。死因未详。老汉唯一舍不下的就是开了40年的书店。去世前，他用十分慷慨的价格把书店转让给了一位女诗人，希望书店可以一直保留下去。女诗人十年前在他的书店干过兼职，就是如今坐在橱窗后的女人。
　　忙碌的生活中，也许我错过了一些真正的故事。我再次推门走进书店，还是老样子。没有卖咖啡和泰迪熊，也没有卖马克杯或日历。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是书。和很少坐着的老汉不同，女诗人总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老电脑换成了小笔记本。桌上摆着一小盆绿植。脱皮的转椅换成了新的。她敲打着键盘，抬起头浅浅一笑。
　　高街依旧忙碌。Chener Books橱窗里，一直陈列着须发皆白的老汉戴着厚片眼镜的相片，似乎在守护着他心爱的书店。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伦敦的25封来信：英国现场观察》    作者：杨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