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从焚化炉升到空中，被业力和微风带着，落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死亡大门之外的小镇居民的屋前台阶和天竺葵花圃上。骨灰覆盖了居民后院的秋千和戏水池。
　　不可被否认的屠杀和折磨就在铁丝网的另一侧发生着。邪恶的果实多得像雪花一样，落在村民身上。邪恶覆盖了他们，他们有些人是慈爱的父母和能干的配偶，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去阻止邪恶，因为邪恶已经成长得过于壮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阻止它。因此，没有任何个人是共犯，然而每一个人又都是共犯。邪恶之所以能成长，是因为人们允许它发展壮大，而此刻邪恶正像雨点似的落在他们的姜饼屋和质朴而正统的生活上。
　　持不同政见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是在纳粹集中营的电网里受苦并最终死去的几百万人之一，他遭受酷刑，还被单独监禁。镇上的居民能听见无辜者的祈祷吗？朋霍费尔曾经这样评价旁观者：“在邪恶面前，沉默本身就是邪恶的。上帝不会认为我们是无罪的。不说话就是说话。不行动就是行动。”
　　村民不都是纳粹，事实上，许多德国人都不是纳粹。但他们在电台里追随纳粹头目，等着听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最新消息。纳粹已经掌握了电台这种新科技的优势，他们有机会在任何时间直接在德国人的家里接触他们，对他们的头脑进行静脉注射。人们已经接受了“劣等人天生如此”的谎言，集中营里的囚徒——犹太人、辛提人（即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帝国的反对者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类，因此小镇居民只是扫掉台阶上的骨灰，而后继续过他們的太平日子。起风的时候，母亲把孩子拉进屋里，催促他们动作快点，免得其他人类的骨灰沾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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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方一个小镇的主大道中央，矗立着一棵身姿雄伟的老树，可能是榆树、橡树或梧桐树，它早在现代道路铺设前就已经落地生根了。在镇上居民的心目中，这里是个圣地，尽管这棵老树的位置并不讨人喜欢。它阻碍来往的交通，驾车者必须绕过它才能穿过小镇。它引发了许多交通事故，因为驾车者不是总能看见树背后的情况。
　　但这棵树绝对不能被砍掉。因为它是当地的私刑树，它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片刻不停和永恒不变地”提醒镇子里的黑人居民——他们之中上一个被吊死在树枝上的是谁，下一个又有可能是谁。这棵树等待着属于它的时刻，白人居民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不便，冒着自己受伤和死亡的风险，也要让这棵树和从属种姓留在应有的位置上。这棵树无声地见证了黑人居民的永恒命运，同时也在低声地安抚支配种姓。
　　得克萨斯州东部村庄利斯堡的居民把马车车轴钉进地里充当桩子，然后把19岁的威利·麦克尼利绑在上面。他们把用来生火的木柴堆在他脚下，尽管他辩白自己是无辜的，与他们声称他攻击的白人女孩毫无关系。然而，1921年秋季的那一天，500人聚集起来，欣赏威利·麦克尼利在他们面前被活活烧死。但首先，私刑的领头人必须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抽签，看谁在麦克尼利被杀死后能得到他的哪一块身体，以此确定“他们视为最有品位的纪念品”的身体部位。他们在麦克尼利面前做这样的事情，而这个年轻人被绑在桩子上，被迫听着他的手指和耳朵将如何被分配给非法绑架他的那些人。这些领头人在500名居民面前讨论这些，而后者前来欣赏一个人的惨死，迫不及待地等待狂欢的开始。施刑者最终作出决定，一切都商量好了，然后点燃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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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女孩似乎在学校里，她们穿浅色的水手领棉裙，头发被剪成精致的童花头，长度刚好到耳朵下沿。画面里，阴影中两个更小的女孩似乎烦躁不安，她们靠近人群中的女性，后者也许是她们的母亲或姨妈。但你首先会注意到一个女孩，她约莫10岁，站在这群成年人和儿童的最前面，眼神警惕，视线集中。她身旁是个男人，他衣冠楚楚，身穿定制的白色长裤和白衬衫，戴白色的巴拿马草帽，像是要去参加划船派对的鸡尾酒会。他抱着双臂，表情安详而恬静，似乎还有点无聊。
　　那是1935年7月19日，地点是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的松树林，这些人站在一棵树底下。他们上方挂着鲁宾·斯塔西瘫软的尸体，他的工作服被撕破，沾满鲜血，遍布弹孔，他的双手被铐在身前，颈部被私刑绞索拽断。他被杀，仅仅是因为惊吓了一名白人女性。前排的女孩仰望黑人的尸体，表情不是惊恐而是惊喜，她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像是马戏团里的小马刚刚从身旁跑过。她年幼面庞上的迷恋与这场集会的可怖本质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摄影师捕捉了这个瞬间，这张照片成为20世纪美国私刑照片中流传最广的一张。
　　私刑一半是行刑室，一半是嘉年华，会吸引数以千计的看客，他们共同成为施虐的帮凶。摄影师事先收到消息，在私刑地点架设便携式照片冲印机，而后像舞会上的摄影师似的把照片卖给施刑者和看客。还有人把胶印照片做成明信片，供人们寄给亲人。1907年伊利诺伊州的开罗，人们把威尔·詹姆斯快被烧焦、被割下来插在木棍上的头颅的照片当明信片寄给别人。在那些寄出的明信片上，烧焦的躯体就像已经石化的维苏威火山爆发的遇难者，但这一恐怖景象是现代人类亲手制造的。有些人把私刑照片装进相框，要是能找到受害者的一撮毛发，就把毛发也压在玻璃底下。1916年，一名看客在他从得克萨斯州韦科寄出的明信片背面写道：“这是我们昨晚的烧烤大会，照片里我在左边，十字架在上面。你的儿子乔。”
　　只有美国才做得出这种事。多年以后，《时代》杂志写道：“就连纳粹也没堕落到出售奥斯维辛的纪念品。”20世纪初的美国，印有私刑照片的明信片是一种极为普遍的通信媒介，以至于私刑景象“成了明信片行业中一个蓬勃发展的子门类”。1908年，这个行当的规模已变得极为庞大，寄送印有暴民杀人照的明信片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因此美国邮政部禁止邮寄这种明信片。但这并没能阻止一些美国人分享他们的私刑“伟绩”，他们只是把明信片放进了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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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马哈的市中心，人们点起火堆，准备烧死威尔·布朗。报纸提前发布了这场私刑的信息，因此1919年9月的这一天，法院广场上聚集的民众多达1.5万人，人数多到你无法从俯拍的广角照片中辨认人海里的任何一张面孔。所有人只有同一个念头，把自己融进一个有机体，完成一个使命——他们不但要杀死一个人，更要侮辱他，折磨他，将他活活烧死，然后一起呼吸焚烧人体产生的烟雾。
　　两天前，一名白人女性和她的男友声称他们来到这座城市后遭到了一名黑人的猥亵。目前还在世的当事人没有一个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当时，这一事件也存在诸多疑点。大迁徙期间，人们对涌入北方的南方黑人的怨恨一直在蓄积，而当地治安官逮捕的正是威尔·布朗，一名肉类加工厂的工人。没有刑事调查，没有正当程序，那天，暴民们扒光威尔·布朗的衣服，前排的人为了殴打他而彼此争斗。他们把半昏迷的威尔·布朗吊在法院门口的路灯柱上，然后朝被悬在半空中他的身体开枪，他们边扣动扳机边欢呼。验尸官说，布朗就是被这些子弹打死的。然后，暴民在法院广场点燃火堆焚烧威尔·布朗的尸体，再把焦尸绑在警车上，拖着穿过奥马哈的大街小巷。
　　最后，他们把拖尸体的绳索剪碎，当纪念品出售，或摆在陈列柜和壁炉架上。在场的摄影师从多个角度拍摄这场私刑并印制了明信片：身穿正装的男人和头戴报童帽的少年像是参加婚宴似的摆出姿势，围在烧焦的尸体旁挤进取景框，灰烬中溅出火花。印有这个画面的明信片被寄给全国各地。
　　暴乱发生的时候，一名14岁的少年正好在法院街对面的印刷厂帮父亲干活。这个少年名叫亨利·方达，他长大后离开奥马哈，在好莱坞当上男主角，为自己赢得了名声。
　　1919年的那个傍晚，在暴民的叫嚣声当中，看着被挂在路灯柱上的男人和火堆中的炭块，方达和父亲锁上工厂的门，默默地开车回家。多年后，已经是老人的方达说：“那是我见过的最骇人的景象。”几十年的时光并没有扫除他记忆中烧人后的灰烬。
　　他在许多电影里以正义的角色出现，呼吁其他角色放过一个人的生命，这也许并不是巧合。在1943年讲述法外暴力的电影《龙城风云》里，正是方达扮演的角色提醒嗜血的暴民：“一个人绝不可能不顾法律随便把人吊死，而不给世上的任何人带来伤害。”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美国不平等的起源》  作者：[美]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译者：姚向辉 顾冰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