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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究朦胧诗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冲击而造成强烈震撼的原因；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特殊成就地位，并分析其短暂的辉煌而归于沉寂的结局。
关键词： 朦胧诗 价值 兴衰
人们认识复杂的事物常常需要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而对于杂糅了政治的残酷、心灵的扭曲与反应的迷离的“朦胧诗”而言，这一认识过程无疑将更为艰难。“朦胧诗”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对此作一次概要的梳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的存亡兴衰。
一、背景与概貌
“朦胧诗”的概念被确定并广泛引用始于一九八○年[1]事实上，这是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个名称，彼时还有“晦涩诗”[2]“古怪诗”[3]“看不懂的诗”[4]等许多名称。从定义的纷乱上也可以窥见文坛对这一诗派出现的震惊和迷惑。其实，这时发表的许多诗作其实是“文革”后期的创作，其主要标志是北岛的诗作，在七十年代末期早已在一些地下刊物上流行，许多年轻人已经口诵心志、四处传抄。至于大量公开发表在全国刊物上，则在一九八○年文坛的第一个春天，散见于《诗刊》、《星星》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刊物上。如一九八○年十月10号《诗刊》即是青年专刊号，其中大部分诗均是所谓的“朦胧诗”，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5]，顾城的《远与近》[6]等以后引起大量争论的作品。自本期专栏之后，她仿佛获得了出生证似地在全国各地展现存在，并在其后两三年内造就了一批有很大成就的年轻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王小妮、杨炼……其余波迄今仍在撼动着中国沉寂、衰落的诗坛。校园诗人自觉不自觉地仍沿袭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行。但其洪波的跌落无疑应在一九八六年后，因为当时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气候不允许他们再做更多探索。他们无法适应这一痛苦的变革，大都无言痛别了缪斯而屈从生活的压力与新的追求。可以说，自从“朦胧诗”派的沉寂，中国现在已无与之相当的诗歌流派可言。至于汪国真等人的校园诗，在内容与深度上都只能说是池沼与大海之别，仿佛歌坛上的流行歌曲之类，是商业化的情感的流露。
总之，“朦胧诗”派是新时期诗坛上唯一引起巨大震撼并留下丰富遗产的真正流派，它摧毁了极“左”思潮在诗坛上最隐蔽且最顽固的戒律，它确立了传统诗国的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历程，留下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恢复了诗本身的艺术价值，为许多人，尤其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因而它最大的成功是造就了一批胸怀宽广、思维敏捷、思想新锐的读者群，为打破思想枷锁、开辟新路承受了本身不可承受的重负。这就是“朦胧诗”的主要成就。
二、原因
新时期文学的最大功勋在于：它从文学角度深刻地探讨了“文革”悲剧的原因、过程和教训，并启示人们如何竭力避免悲剧重现。它实际类似于现代启蒙，这是文学取代思想、哲学界的任务而使中国人倾心于她的主要原因。这方面小说的成就最大，从《班主任》、《伤痕》到《乔厂长上任记》，一直到《杂色》几乎现实地再现（有时甚至是预言）了中国新生的每一个过程。每一篇这类小说几乎都会引起全社会的注目和震撼，人们对这类小说的推崇与肯定从评奖方面就可见一斑。
同样承担了类似任务的诗歌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诗人在对“文革”的批判这一点上，远比小说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如北岛的《一切》[7]《回答》[8]与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9]《这也是一切》[10]却受到了无数责难，评论界对此的论战有时是因为陈旧的理论与新生的艺术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致的，但更多是因为非约束的原因──也就是思想意识的“左”倾与对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蓬勃朝气的新诗的恐惧的大力鞭挞。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许多反对者的战战兢兢、惶恐无奈与他们的浮躁心态是很不足取的。但是，小说也面临完全一样的问题，为什么诗歌却受到如此攻讦呢？
第一，诗歌在“文革”中受到极大摧残。甚至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来，中国就不存在真正的诗歌，作者、作品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充斥于耳的更多是政治宣传。因而真正的诗歌一旦出现，就被视为离经背道，它足以摧毁某些诗坛戒律，从而动摇其存在的基础。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知识界对诗歌的理解异常褊狭、幼稚，审美能力极度下降，而诗歌本身的特点又增加了理解、欣赏的难度——这是与小说、戏剧、散文最大的不同，它要求欣赏者有高度的智慧与悟性，这对于刚从文化荒漠中跋涉出来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造成误解与不解是很正常的。
第三，“朦胧诗”派的作品有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洪波之中难免泥沙俱下。有闪烁其词者，有不知所云者，有故弄玄虚者，更有言辞偏激而不见容于社会者，从反面为反对者抓住弱点，以致沸沸扬扬，攻讦不休。
第四，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朦胧诗”呈现了新的表达方式与审美原则。虽然，在中国早期白话诗歌的草创阶段，以李金发、穆旦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已有试探和一定的成就，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政策的双重压力下，早已完全消隐于文艺舞台。小说、散文与戏剧或有继承、或有摒弃、或有发展，但绝非完全新创，而朦胧诗则近乎完全意义上的新创，超越了大多数读者，甚至文艺专业工作者的阅读经验，这也是造成震撼的原因之一。
三、成就
它异常真实地反映了极“左”思潮对中国人的摧残，如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触电》，舒婷的《墙》、《一代人的呼声》，顾城的《事件》[11]、《昨天象黑色的蛇》[12]，梁小斌的《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13]，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14]，杨炼的《我们从自己的脚印上》[15]，等等。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极为形象，又是极为冷酷的。以《触电》[16]为证：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 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 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 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这将“文革”期间诡灭冷酷的人际关系揭露得多么深刻又生动。人的手本来都是人间交流的外在、显性、直接的工具，但在这里，无论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甚至是自己的双手，都成了伤害的源头，而不是交流的工具。
又如顾城的《眨眼》[17]：
在那错误的年代里，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我坚信
我目不转睛
彩虹，
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时钟，
在教堂里栖息，
沉静地嗑着时辰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口污井。
红花，
在银幕上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为了坚信，
我双目睁圆。
这首诗对单纯的人们的惊恐和深入骨髓的疑问用悖理的方式予以表达，是极为深刻而辛辣的。
其实，“朦胧诗”最大的成就在于艺术方面，这是它能在新诗诗坛几十年卓尔不群的最基本要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分析：
（一）回归了诗的自身价值
新诗发展史上有过几次高潮，以艺术成就而论，冯雪峰诸人的“湖畔派”，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以艾青为代表的“革命派”等各有千秋，虽然他们宗旨不一，取法有别，风格各异，或浪漫如“湖畔”，或抒情如“新月”，或激愤如“革命”，但总而言之，它们是诗，具有诗的各种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诗作比较清新自然。如郭小川、闻捷诸人的诗作，表现了一种明朗自然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诗艺走向狭窄小道。至于反右乃至“文革”期间，中国诗坛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诗艺已被人们有意识地遗忘。如果说在死寂的污水之下仍有鲜艳的色彩闪现的话，那就是悼念周总理的诗作及流传于地下的“朦胧诗”的先驱。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作已强制作者将个人情感封闭起来，转而表现人民的感情或时代的精神，诗歌自身的本质特征要求表现作者的独特感受，具有强烈的个性，两者背离的要求使诗歌无所适从，走向没落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朦胧诗”派回归内心的感受，回归强烈的个性，回归独特的表达，实际上是回归了诗的本性，回归了诗的自身价值。我们比较以下两首诗即可形象地感受这一切。
《元和近》[18] 顾城
齐崭崭，黄澄澄，
下连碧野，上接青云
……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一颗颗闪光的汗珠
那是社员透明的心……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二）采用了全新的诗歌语言
诗歌的优势在于用经济语言表达无限的内容，在于使不同读者获得不同的理解，在于让读者获得瞬间的享受和永久的思考。
作为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叛的“朦胧诗”采取全新的诗歌语言，既是对诗艺的深刻理解，又是对当时文化恐怖主义的艺术抗争。
我们所指的全新的诗歌语言的含义是：1.诗作者注重诗篇的整体情绪。2.诗作者注重运用各种意象、形象、声调、色彩综合。3.淡化情节性，强调意识流。4.在具体手法上，较多地运用了象征、抽象、黑色幽默、荒诞及有意识的语序混乱的方法，暗含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种种主张。
例如：《迷途》[19]（北岛）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又如：《石斧》[20]
风
草
树
山谷的杯子
倾斜
满月
把我浩劫
太高傲了以至不屑去死
穴居的夜
白骨和陨石
青苔泛滥
我 一颗无法孵化的心独自醒来
没有眼睛，只有风
没有耳朵，只有草
没有手臂，只有树
和一片渐渐发黑的嘴唇
咬紧泥土
太高傲了，以至不屑作流泪的梦
大地，无尽地朝圣
太阳的正午之光的绞索
早已勒紧
整个世界落在我身上
（白昼多么和谐地退入黑夜）
盘古的手，大禹的手
如今只剩下的一只手“我”被埋葬
讣告
从诞生第一天就发出
我
独
自
醒
来
这些诗作完全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新诗，它们摆脱了现实主义准确再现客观世界与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准则，力图充分发挥诗人主观的塑造能力，在物我之间，创造独有的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新的存在物——既非现实的，又非主观的。你不可能看到“白骨和陨石/青苔泛滥/我，一颗无法孵色的心独自醒来”，你也不可能看到“在镀金的天空中/漂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但一旦诗人用这种新异的语言表达之后，读者便会被这些具有极大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所震撼。 注重意味深长的意象，注重整体情感的冲击，注重象征的鲜明，注重表现独特感受的抒发，总之一句话，带有极为强烈的、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对读者的智力、知识与悟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许多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的人们，包括那些习惯了接受准确答案的读者，对此感到不解、朦胧与困惑、愤怒，就可以理解了。
3.为建立了新的审美原则提供思考
诗艺从来都是心灵探索的历程，但中国传统诗艺较多地要求作者从社会功利角度出发，或“文以载道”或“劝世讽物”或“为民请命”，即使“诗言志”，其“必合天道人情”，反之，斥之为“乖戾”，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但社会的发展，遭际的惨痛，前途的迷茫，已使朦胧诗作者下意识地背离了这一金科玉律。这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要求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表现自我”。
表现“自我”对世界的纤细感受，表现自我对独得之秘的惊喜与困惑，在“文革”后的初期，实际上表现了社会的宽容与进步，谁能设想四五年后能容许这样的诗篇存在呢？
总而言之，“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感。
四、去向
正如一个婴儿成长为健壮的青年一样，也许平安自然，但更多的是历经磨难。“朦胧诗”正如后者，她在中国必然要走夭折之路。除了非艺术原因外，它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弱点，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诗人们无法适应剧烈转型的社会，“朦胧诗”已经无法反映日渐复杂的社会，走向没落是正常的，是其二。
朦胧诗与生俱来的缺点是：它的读者面太狭窄了。有的诗人说“这是写给你的孙子看的”。读者因理论的争论而产生阅读兴趣，又因阅读的困惑造成更复杂的波涛。现代诗歌本身就是孤独的产物，当代大多数读者掉头不顾是可以理解的。
它的第二个弱点是：任何一种艺术既有提高读者水平的权力，更有迎合读者需求的义务——如果你想生存下去的话，但她们都是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更不肯苟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孑然独行，当最初的激情消退之后，又渐渐失却探索的勇气，固守原有的成绩，未能发扬光大，这里有另一个极好的例子，如话剧亦是如此。
社会的剧变是造成朦胧诗走向沉寂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朦胧诗是一个畸形社会孕育出的异花，当这个社会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之后，它存在的基础就崩溃了。她带有早熟婴儿的所有优点，同时命定早夭的结局。诗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然而也是时时重复的悲剧：预言者有双重痛苦，预示未来的孤独与未来实现之时反而落伍的悲哀。朦胧诗人明显孤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之外，既不能沉浸于以往的追忆，又不能投身于现实的洪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那么，沉寂将是他们必需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在结束本文之时，笔者并不断语“朦胧诗”派就此幻灭，恰当的解释是，作为符合世界艺术发展规律的朦胧诗派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她们涅槃了。但不久的某一天，当人们追逐到了足够的金钱，追逐到了一个平庸的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之后，她将重生。
参考文献：
[1]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8.
[2]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8.
[3]杨匡汉.愿新诗人走向成熟.福建文艺，1980.9.
[4]肖得丽.为什么写人们看不懂的诗.诗刊，1980.10.
[5][6][7]诗刊，1980.10.
[8]诗刊，1979.3.
[9][10][11][12][13][14][15]朦胧诗选.
[16]诗刊，1985.6.
[17][18][19]诗刊，1980.4.
[20]中国，1985.3.
关键词： 朦胧诗 价值 兴衰
人们认识复杂的事物常常需要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而对于杂糅了政治的残酷、心灵的扭曲与反应的迷离的“朦胧诗”而言，这一认识过程无疑将更为艰难。“朦胧诗”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对此作一次概要的梳理，有助于理解和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的存亡兴衰。
一、背景与概貌
“朦胧诗”的概念被确定并广泛引用始于一九八○年[1]事实上，这是后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个名称，彼时还有“晦涩诗”[2]“古怪诗”[3]“看不懂的诗”[4]等许多名称。从定义的纷乱上也可以窥见文坛对这一诗派出现的震惊和迷惑。其实，这时发表的许多诗作其实是“文革”后期的创作，其主要标志是北岛的诗作，在七十年代末期早已在一些地下刊物上流行，许多年轻人已经口诵心志、四处传抄。至于大量公开发表在全国刊物上，则在一九八○年文坛的第一个春天，散见于《诗刊》、《星星》及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刊物上。如一九八○年十月10号《诗刊》即是青年专刊号，其中大部分诗均是所谓的“朦胧诗”，如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5]，顾城的《远与近》[6]等以后引起大量争论的作品。自本期专栏之后，她仿佛获得了出生证似地在全国各地展现存在，并在其后两三年内造就了一批有很大成就的年轻诗人。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王小妮、杨炼……其余波迄今仍在撼动着中国沉寂、衰落的诗坛。校园诗人自觉不自觉地仍沿袭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行。但其洪波的跌落无疑应在一九八六年后，因为当时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气候不允许他们再做更多探索。他们无法适应这一痛苦的变革，大都无言痛别了缪斯而屈从生活的压力与新的追求。可以说，自从“朦胧诗”派的沉寂，中国现在已无与之相当的诗歌流派可言。至于汪国真等人的校园诗，在内容与深度上都只能说是池沼与大海之别，仿佛歌坛上的流行歌曲之类，是商业化的情感的流露。
总之，“朦胧诗”派是新时期诗坛上唯一引起巨大震撼并留下丰富遗产的真正流派，它摧毁了极“左”思潮在诗坛上最隐蔽且最顽固的戒律，它确立了传统诗国的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历程，留下了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恢复了诗本身的艺术价值，为许多人，尤其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因而它最大的成功是造就了一批胸怀宽广、思维敏捷、思想新锐的读者群，为打破思想枷锁、开辟新路承受了本身不可承受的重负。这就是“朦胧诗”的主要成就。
二、原因
新时期文学的最大功勋在于：它从文学角度深刻地探讨了“文革”悲剧的原因、过程和教训，并启示人们如何竭力避免悲剧重现。它实际类似于现代启蒙，这是文学取代思想、哲学界的任务而使中国人倾心于她的主要原因。这方面小说的成就最大，从《班主任》、《伤痕》到《乔厂长上任记》，一直到《杂色》几乎现实地再现（有时甚至是预言）了中国新生的每一个过程。每一篇这类小说几乎都会引起全社会的注目和震撼，人们对这类小说的推崇与肯定从评奖方面就可见一斑。
同样承担了类似任务的诗歌却不能与之相比，实际上，诗人在对“文革”的批判这一点上，远比小说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如北岛的《一切》[7]《回答》[8]与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9]《这也是一切》[10]却受到了无数责难，评论界对此的论战有时是因为陈旧的理论与新生的艺术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致的，但更多是因为非约束的原因──也就是思想意识的“左”倾与对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蓬勃朝气的新诗的恐惧的大力鞭挞。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许多反对者的战战兢兢、惶恐无奈与他们的浮躁心态是很不足取的。但是，小说也面临完全一样的问题，为什么诗歌却受到如此攻讦呢？
第一，诗歌在“文革”中受到极大摧残。甚至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来，中国就不存在真正的诗歌，作者、作品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充斥于耳的更多是政治宣传。因而真正的诗歌一旦出现，就被视为离经背道，它足以摧毁某些诗坛戒律，从而动摇其存在的基础。
第二，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知识界对诗歌的理解异常褊狭、幼稚，审美能力极度下降，而诗歌本身的特点又增加了理解、欣赏的难度——这是与小说、戏剧、散文最大的不同，它要求欣赏者有高度的智慧与悟性，这对于刚从文化荒漠中跋涉出来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造成误解与不解是很正常的。
第三，“朦胧诗”派的作品有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洪波之中难免泥沙俱下。有闪烁其词者，有不知所云者，有故弄玄虚者，更有言辞偏激而不见容于社会者，从反面为反对者抓住弱点，以致沸沸扬扬，攻讦不休。
第四，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朦胧诗”呈现了新的表达方式与审美原则。虽然，在中国早期白话诗歌的草创阶段，以李金发、穆旦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已有试探和一定的成就，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政策的双重压力下，早已完全消隐于文艺舞台。小说、散文与戏剧或有继承、或有摒弃、或有发展，但绝非完全新创，而朦胧诗则近乎完全意义上的新创，超越了大多数读者，甚至文艺专业工作者的阅读经验，这也是造成震撼的原因之一。
三、成就
它异常真实地反映了极“左”思潮对中国人的摧残，如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触电》，舒婷的《墙》、《一代人的呼声》，顾城的《事件》[11]、《昨天象黑色的蛇》[12]，梁小斌的《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13]，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14]，杨炼的《我们从自己的脚印上》[15]，等等。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极为形象，又是极为冷酷的。以《触电》[16]为证：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 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 一声惨叫
他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是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 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这将“文革”期间诡灭冷酷的人际关系揭露得多么深刻又生动。人的手本来都是人间交流的外在、显性、直接的工具，但在这里，无论是有形的手，还是无形的手，甚至是自己的双手，都成了伤害的源头，而不是交流的工具。
又如顾城的《眨眼》[17]：
在那错误的年代里，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我坚信
我目不转睛
彩虹，
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时钟，
在教堂里栖息，
沉静地嗑着时辰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口污井。
红花，
在银幕上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
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为了坚信，
我双目睁圆。
这首诗对单纯的人们的惊恐和深入骨髓的疑问用悖理的方式予以表达，是极为深刻而辛辣的。
其实，“朦胧诗”最大的成就在于艺术方面，这是它能在新诗诗坛几十年卓尔不群的最基本要素。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分析：
（一）回归了诗的自身价值
新诗发展史上有过几次高潮，以艺术成就而论，冯雪峰诸人的“湖畔派”，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及以艾青为代表的“革命派”等各有千秋，虽然他们宗旨不一，取法有别，风格各异，或浪漫如“湖畔”，或抒情如“新月”，或激愤如“革命”，但总而言之，它们是诗，具有诗的各种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些诗作比较清新自然。如郭小川、闻捷诸人的诗作，表现了一种明朗自然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诗艺走向狭窄小道。至于反右乃至“文革”期间，中国诗坛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诗艺已被人们有意识地遗忘。如果说在死寂的污水之下仍有鲜艳的色彩闪现的话，那就是悼念周总理的诗作及流传于地下的“朦胧诗”的先驱。
总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作已强制作者将个人情感封闭起来，转而表现人民的感情或时代的精神，诗歌自身的本质特征要求表现作者的独特感受，具有强烈的个性，两者背离的要求使诗歌无所适从，走向没落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朦胧诗”派回归内心的感受，回归强烈的个性，回归独特的表达，实际上是回归了诗的本性，回归了诗的自身价值。我们比较以下两首诗即可形象地感受这一切。
《元和近》[18] 顾城
齐崭崭，黄澄澄，
下连碧野，上接青云
……
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一颗颗闪光的汗珠
那是社员透明的心……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二）采用了全新的诗歌语言
诗歌的优势在于用经济语言表达无限的内容，在于使不同读者获得不同的理解，在于让读者获得瞬间的享受和永久的思考。
作为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叛的“朦胧诗”采取全新的诗歌语言，既是对诗艺的深刻理解，又是对当时文化恐怖主义的艺术抗争。
我们所指的全新的诗歌语言的含义是：1.诗作者注重诗篇的整体情绪。2.诗作者注重运用各种意象、形象、声调、色彩综合。3.淡化情节性，强调意识流。4.在具体手法上，较多地运用了象征、抽象、黑色幽默、荒诞及有意识的语序混乱的方法，暗含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种种主张。
例如：《迷途》[19]（北岛）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又如：《石斧》[20]
风
草
树
山谷的杯子
倾斜
满月
把我浩劫
太高傲了以至不屑去死
穴居的夜
白骨和陨石
青苔泛滥
我 一颗无法孵化的心独自醒来
没有眼睛，只有风
没有耳朵，只有草
没有手臂，只有树
和一片渐渐发黑的嘴唇
咬紧泥土
太高傲了，以至不屑作流泪的梦
大地，无尽地朝圣
太阳的正午之光的绞索
早已勒紧
整个世界落在我身上
（白昼多么和谐地退入黑夜）
盘古的手，大禹的手
如今只剩下的一只手“我”被埋葬
讣告
从诞生第一天就发出
我
独
自
醒
来
这些诗作完全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新诗，它们摆脱了现实主义准确再现客观世界与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准则，力图充分发挥诗人主观的塑造能力，在物我之间，创造独有的带有诗人主观色彩的新的存在物——既非现实的，又非主观的。你不可能看到“白骨和陨石/青苔泛滥/我，一颗无法孵色的心独自醒来”，你也不可能看到“在镀金的天空中/漂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但一旦诗人用这种新异的语言表达之后，读者便会被这些具有极大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所震撼。 注重意味深长的意象，注重整体情感的冲击，注重象征的鲜明，注重表现独特感受的抒发，总之一句话，带有极为强烈的、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对读者的智力、知识与悟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许多不能达到这一要求的人们，包括那些习惯了接受准确答案的读者，对此感到不解、朦胧与困惑、愤怒，就可以理解了。
3.为建立了新的审美原则提供思考
诗艺从来都是心灵探索的历程，但中国传统诗艺较多地要求作者从社会功利角度出发，或“文以载道”或“劝世讽物”或“为民请命”，即使“诗言志”，其“必合天道人情”，反之，斥之为“乖戾”，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但社会的发展，遭际的惨痛，前途的迷茫，已使朦胧诗作者下意识地背离了这一金科玉律。这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要求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表现自我”。
表现“自我”对世界的纤细感受，表现自我对独得之秘的惊喜与困惑，在“文革”后的初期，实际上表现了社会的宽容与进步，谁能设想四五年后能容许这样的诗篇存在呢？
总而言之，“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感。
四、去向
正如一个婴儿成长为健壮的青年一样，也许平安自然，但更多的是历经磨难。“朦胧诗”正如后者，她在中国必然要走夭折之路。除了非艺术原因外，它无法克服与生俱来的弱点，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诗人们无法适应剧烈转型的社会，“朦胧诗”已经无法反映日渐复杂的社会，走向没落是正常的，是其二。
朦胧诗与生俱来的缺点是：它的读者面太狭窄了。有的诗人说“这是写给你的孙子看的”。读者因理论的争论而产生阅读兴趣，又因阅读的困惑造成更复杂的波涛。现代诗歌本身就是孤独的产物，当代大多数读者掉头不顾是可以理解的。
它的第二个弱点是：任何一种艺术既有提高读者水平的权力，更有迎合读者需求的义务——如果你想生存下去的话，但她们都是坚强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更不肯苟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孑然独行，当最初的激情消退之后，又渐渐失却探索的勇气，固守原有的成绩，未能发扬光大，这里有另一个极好的例子，如话剧亦是如此。
社会的剧变是造成朦胧诗走向沉寂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朦胧诗是一个畸形社会孕育出的异花，当这个社会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之后，它存在的基础就崩溃了。她带有早熟婴儿的所有优点，同时命定早夭的结局。诗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然而也是时时重复的悲剧：预言者有双重痛苦，预示未来的孤独与未来实现之时反而落伍的悲哀。朦胧诗人明显孤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之外，既不能沉浸于以往的追忆，又不能投身于现实的洪流——这并不意味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那么，沉寂将是他们必需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在结束本文之时，笔者并不断语“朦胧诗”派就此幻灭，恰当的解释是，作为符合世界艺术发展规律的朦胧诗派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她们涅槃了。但不久的某一天，当人们追逐到了足够的金钱，追逐到了一个平庸的人所能想象到的一切之后，她将重生。
参考文献：
[1]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8.
[2]高继恒.含蓄与晦涩.海鸥，1980.8.
[3]杨匡汉.愿新诗人走向成熟.福建文艺，1980.9.
[4]肖得丽.为什么写人们看不懂的诗.诗刊，1980.10.
[5][6][7]诗刊，19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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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1][12][13][14][15]朦胧诗选.
[16]诗刊，1985.6.
[17][18][19]诗刊，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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