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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位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他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艺术营养，散文追求诗的意境，诗化散文成为他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一直以来，对于杨朔诗化散文的研究，主要侧重在艺术表现方面或者是纯粹的意境理论研究，从诗性方面研究杨朔散文涉及的较少，所以本文着重从诗性意境方面来探讨杨朔的散文，重读杨朔的散文。
在唐代，王昌龄曾在《诗格》中明确提出了“意境”的概念，而且从论诗出发，把“境”分为三类：物境、情境、意境。“物境”是指自然景观所展示的境界；“情境”是指作者融情于物而构成的境界；“意境”是指内心意识的世界。晚清著名的学者王国维曾在《文学小言》中云：“文学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而王国维最强调意境的，是他在《人间词话》中的分析“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所谓“意”就是指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境”用以表达作家感情的具有形象或画面，意境要求作家把主观和客观、内情与外物、思想和形象高度统一在一个抒情写意的情境以及水乳交融的状态中，这样才能创造意境。杨朔散文不同于同期作家的散文，是他会把诗的意境与自己的散文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创造性的将抒情诗的那种美的艺术境界带入其散文中。他散文中诗的意境的创造性就体现在重视含蓄的立意，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
含蓄，是杨朔从我国古典诗歌意境中提取的共通的美感因素。清代赵冀说：“能者炼诗，不在乎句限语曲，惊人耳目，而在言简意深，一语圣人千百，此真炼也。”说的就是诗必须创造含蓄的意境。杨朔创作重视含蓄立意的散文大纲，比如《樱花雨》反映的是日本人民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英勇斗争的一个侧面反映。作者没有正面去描写过去那场斗争波澜壮阔的场面，而是放在了岛堂一个旅社叫君子的侍女身上，作品这样描写君子：这一问，君子迟疑起来。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的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从含蓄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美国兵曾经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比狼都可恶，君子身受强暴者的凌辱，性格胆怯，态度凄凉。在《蓬莱仙境》一文中，作者写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时：
我走上街，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一带长起来，哪里会有人认识我是谁。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一个出嫁的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老姐姐竟然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着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的叫了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
这段文字初读起来很平淡，细读使我们联想到了贺之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杨朔用简单的笔画把作者久别家乡的心情刻画的十分细致，亲切动人，充满了诗的魅力，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的意境。
毛主席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也曾提到过：“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运用比兴手法，是为了把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以创造出更优美深远的意境。杨朔散文以诗为文的重要艺术特色就是常常采用比兴的手法，来展开文章的意境。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兴是表达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段。它借助于形象思维来认识事物，表达情感。比兴所凭借的具体形象，经过作者的刻意选择、取舍、加工，使形象更加鲜明，不但有非凡的神采，意蕴也更加深广，具有诗的形象和诗的韵味，更富于感染力。
比如在《香山红叶》中杨朔塑造了一位老向导的形象，在文章开头描写了这位历尽艰辛的老人，“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这句为下文以红叶比喻老向导做了铺垫。到了“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的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民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在这里，作者以红叶为兴物，把红叶与老向导联系起来，更注重了红叶本身的意义。以红叶饱经风霜，越到深秋越红，显示了革命人民久经磨练、思想境界越高的美好品质。《茶花赋》的开头写作者寻求自己的画家朋友画一幅描写祖国面貌的画，准备挂在眼前欣赏，以释放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之苦的情怀，可是画家很難构思，于是就搁下这桩心愿。作者在下文一方面描写南国春深似海的场面；另一方面到华亭寺去看茶花，拿它与梅花、白玉兰花、迎春花相比，由此引出茶花的艳丽，又由茶花写到育花人，由育花人普之仁介绍“童子面”茶花，由此喻意诠出：以茶花的美丽比喻祖国的可爱，以茶花的春色比喻祖国的兴旺发达，以茶花的含露乍开比喻祖国灿烂的未来，同时由育花人普之仁联想到祖国的建设者，由育花人的辛勤栽培联想到祖国辛勤的建设者。创造了借童子面茶花比兴、托物言志的意境。
杨朔在散文意境创作中重视含蓄的立意，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同时他在构思方面善于在动情中寻找迷人的“诗眼”，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服从意境的创造，生动的塑造了其散文的诗性意境，“以诗为文”使得他的散文以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被读者接受和喜爱。
在唐代，王昌龄曾在《诗格》中明确提出了“意境”的概念，而且从论诗出发，把“境”分为三类：物境、情境、意境。“物境”是指自然景观所展示的境界；“情境”是指作者融情于物而构成的境界；“意境”是指内心意识的世界。晚清著名的学者王国维曾在《文学小言》中云：“文学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而王国维最强调意境的，是他在《人间词话》中的分析“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所谓“意”就是指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境”用以表达作家感情的具有形象或画面，意境要求作家把主观和客观、内情与外物、思想和形象高度统一在一个抒情写意的情境以及水乳交融的状态中，这样才能创造意境。杨朔散文不同于同期作家的散文，是他会把诗的意境与自己的散文结合起来，在作品中创造性的将抒情诗的那种美的艺术境界带入其散文中。他散文中诗的意境的创造性就体现在重视含蓄的立意，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
含蓄，是杨朔从我国古典诗歌意境中提取的共通的美感因素。清代赵冀说：“能者炼诗，不在乎句限语曲，惊人耳目，而在言简意深，一语圣人千百，此真炼也。”说的就是诗必须创造含蓄的意境。杨朔创作重视含蓄立意的散文大纲，比如《樱花雨》反映的是日本人民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英勇斗争的一个侧面反映。作者没有正面去描写过去那场斗争波澜壮阔的场面，而是放在了岛堂一个旅社叫君子的侍女身上，作品这样描写君子：这一问，君子迟疑起来。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的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从含蓄的语言中可以感受到美国兵曾经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比狼都可恶，君子身受强暴者的凌辱，性格胆怯，态度凄凉。在《蓬莱仙境》一文中，作者写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时：
我走上街，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一带长起来，哪里会有人认识我是谁。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一个出嫁的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老姐姐竟然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着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的叫了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
这段文字初读起来很平淡，细读使我们联想到了贺之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杨朔用简单的笔画把作者久别家乡的心情刻画的十分细致，亲切动人，充满了诗的魅力，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的意境。
毛主席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也曾提到过：“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运用比兴手法，是为了把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以创造出更优美深远的意境。杨朔散文以诗为文的重要艺术特色就是常常采用比兴的手法，来展开文章的意境。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兴是表达形象思维的重要手段。它借助于形象思维来认识事物，表达情感。比兴所凭借的具体形象，经过作者的刻意选择、取舍、加工，使形象更加鲜明，不但有非凡的神采，意蕴也更加深广，具有诗的形象和诗的韵味，更富于感染力。
比如在《香山红叶》中杨朔塑造了一位老向导的形象，在文章开头描写了这位历尽艰辛的老人，“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这句为下文以红叶比喻老向导做了铺垫。到了“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的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民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在这里，作者以红叶为兴物，把红叶与老向导联系起来，更注重了红叶本身的意义。以红叶饱经风霜，越到深秋越红，显示了革命人民久经磨练、思想境界越高的美好品质。《茶花赋》的开头写作者寻求自己的画家朋友画一幅描写祖国面貌的画，准备挂在眼前欣赏，以释放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之苦的情怀，可是画家很難构思，于是就搁下这桩心愿。作者在下文一方面描写南国春深似海的场面；另一方面到华亭寺去看茶花，拿它与梅花、白玉兰花、迎春花相比，由此引出茶花的艳丽，又由茶花写到育花人，由育花人普之仁介绍“童子面”茶花，由此喻意诠出：以茶花的美丽比喻祖国的可爱，以茶花的春色比喻祖国的兴旺发达，以茶花的含露乍开比喻祖国灿烂的未来，同时由育花人普之仁联想到祖国的建设者，由育花人的辛勤栽培联想到祖国辛勤的建设者。创造了借童子面茶花比兴、托物言志的意境。
杨朔在散文意境创作中重视含蓄的立意，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同时他在构思方面善于在动情中寻找迷人的“诗眼”，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服从意境的创造，生动的塑造了其散文的诗性意境，“以诗为文”使得他的散文以一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被读者接受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