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引子：贾立群牌B超
“快！去请贾主任！”手术室里主刀的主任医师急促地说。手术台上躺着一个来自甘肃的8岁女孩，6年来肚子一直断断续续地疼，在当地两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瘪瘪的小肚皮上留下了两道刺目的疤痕。这次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经验丰富的B超科主任贾立群在孩子的十二指肠肠壁上发现了一个蚕豆大小的囊肿，断定这就是病源。外科精心设计了手术方案，做好各种手术准备。可当主刀的主任医师打开孩子的腹腔，囊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情急之下，主刀医师火速请来贾立群。
贾立群马上赶到了手术室。他拿着消过毒的B超探头在患儿腹腔内查找，一会儿“消失”的囊肿在屏幕上现出了身形——它藏在胰头后部，在胰头的包围之中。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这个位置太危险了！下刀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胰腺，或是碰了胰管，危及到孩子的生命。主刀大夫问：“贾主任，你看从哪儿下刀合适？”贾立群调动了自己在胰腺解剖学上的全部经验，用探头找到一个距囊肿5毫米的部位，对主刀大夫说：“从这儿下刀吧。”
这5毫米的距离，生死攸关，手术室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
在贾立群的超声引导下，主刀大夫屏住气息切下了第一刀。这一刀的深度，或许不到0.01毫米。做一个深呼吸后，再切下第二刀……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劝主刀大夫擦擦汗歇会儿，他放下了手术刀。副手接替把手术继续下去，屏息小心地进刀，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能到达囊肿的部位。此时，肿瘤科主任也被请来了，接替主刀大夫的副手。
如果就此中止手术，医生们已经尽力；如果继续，医生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极点，稍有闪失，就可能给孩子造成终身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是，已经明确诊断，病灶也找到了，医生们不甘心啊！难道让孩子白挨第三刀，成长的日子里永远与病痛相伴？
两个多小时里，贾立群的手一直没有离开B超探头，他的衣衫已经汗透。他知道手术大夫面对的巨大风险，但是他希望把这台手术进行下去。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不住地对同事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外科主任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
贾立群两眼紧盯住B超屏幕：“再划深一点！”“再往里进！”梅花状的光标，引导着银色的柳叶刀一步步接近目标。刀尖终于碰到了囊壁，囊肿被完整地剥离下来。此刻，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小声欢呼起来。
“我们要对手术一线的同事们负责，要对孩子们的一生负责。”说起2010年春节前的这台手术，贾立群认真地说。贾立群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30多年来，他检查过的患儿达30多万人次，确诊疑难病患儿7万多名。因为贾立群的B超诊断总是和外科医生在患儿手术中见到的实际完全一致，所以医院的外科医生送给他一个绰号：B超神探。而在许多疑难病患儿家长手上的B超申请单上常常写着“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这在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了“贾立群牌B超”，成为患儿家庭对孩子平安健康的希望。
长成：一双眼这样炼出来
“神探”的神功是从勤奋探索业务、高度敬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修炼出来的。
1974年，北京一批大学到贾立群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贾立群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即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
“我打小就喜欢无线电，从来没有接触过医学。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贾立群说，“上大学时，我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了学好解剖，我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在二层铺上，我抱着它反复琢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当我一睁眼，吓了我一大跳，我发现，这个头颅骨和我，躺在一个枕头上。”扎实的解剖学功底，为贾立群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影像医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毕业前，贾立群和60名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被安排到北京儿童医院实习。实习结束，有20人留下来，其中就有贾立群。进入儿童医院工作，学儿科的贾立群被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起初，他也颇有顾虑，不知道自己能在这儿干出什么来。贾立群清晰地记得带他的实习老师说：“你可别小瞧这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也就跟着你一块遭殃。”
放射科主任徐赛英是贾立群的老师，她是资深的X射线影像专家，看X光片的水平在国内儿科界享有盛名。贾立群看到了老师对工作的热爱，老师甚至放弃了调回上海和丈夫团聚的机会，大半辈子过着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老师常常在下班以后，带着贾立群整理病例，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在这些加班加点的时光里，老师把自己在X影像学上的学识、经验，点点滴滴传授给贾立群。贾立群学得格外认真，从不喊苦喊累。事实上，他也学到了老师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
给患儿透视或者拍片，贾立群花费的时间总比一般医生长。往往，别的放射医生的病人都做完了，贾立群的透视室门前还有等候的患儿。那时候，透视室没有隔离墙，也没有空调，下班时，同事们经常发现贾立群衣服上汗印的形状，和他手里拎着的铅围裙一模一样。看X光片，常规操作是把片子插在灯箱上，从正面看。贾立群在灯箱上看完，还要取下拿在手上，正着看，斜着看，横着看，竖着看，再插回去重新看，有时还倒退着远距离看。每一个细节都能解释清楚了，他才算把一个片子看结束。若干年后，科里整理过去的旧片子，对一些病例做总结时，凡是贾立群写的报告，都非常细致全面。
1980年代初，多种实时超声显像仪在我国综合医院逐渐普及起来。1987年，北京儿童医院决定引进这项新的诊疗手段，送了一名外科医生出去学习。1989年，又把贾立群送到了北京301医院学习。一年后，学到技术回医院的贾立群发现，成人疾病的超声诊断和儿童疾病的超声诊断几乎是完全不一样，他必须找大量的资料进行新的学习。于是，贾立群日夜苦读，从不通英文到通读美国超声学专著《儿科超声》。再后来，他还能通读日文《小儿外科》杂志的《胎儿型结肠专刊》。
那时候，贾立群用的是一台分辨率有限的二维黑白B超机。在仅有几平方米的封闭空间里，从早到晚，他一只手握着探头在一个个患儿小小的躯体上慢慢地划动，眼睛死死盯住B超机屏幕上那朦胧的黑白图像，从回声的高低中，从腹水的清浊里，从血流的速度上，从病变的部位和形态，从脏器毫米之差的厚薄间……去判断是阴性还是阳性，是此病还是彼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数次地操作中，贾立群发现给成人检查颈部的高频小器官探头用在儿童腹部，成像更加清晰。今天，全国的儿科腹部B超都使用这种高频探头。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5岁以下小儿常见的实体瘤，占腹部肿瘤的第二位，北京儿童医院年轻的超声医生们可以准确地对这种病做出诊断。可当年，年轻的贾立群在B超声像图上发现第一例神经母细胞瘤的时候，对这种病的超声诊断，无论是在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都处于摸索之中。为了确诊，贾立群拿着探头看了患儿整整一上午。看完，他查了一夜文献。第二天，在忙完一天的门诊后，他又推着B超机去病房，对照资料再一次为患儿做检查。 贾立群做B超有一个独特的习惯，给患儿查完临床医生申请单上要求的部位后，他会再用探头从左到右，从上腹到盆腔，在患儿的腹部横扫3下。这3下是看患儿的腹腔内脏器以外是否有病变。这额外的3下，让许多患儿隐匿的疾病得以发现，从而得到及时的治疗。
高手：无数疑难杂症，条条诊断标准
1993年8月，一个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两个月大的女婴被送到贾立群那里。孩子的爷爷、爸爸和妈妈满脸焦急。婴儿挺着个大肚子，头往后仰，身子成反弓形，此前家长跑遍了石家庄的大医院，医生们都不能确诊。贾立群给孩子检查了45分钟，如今他还清楚记得这个病例：“从B超屏幕上看到，孩子重度肿大的肝脏上布满小结节。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的肿瘤肝转移。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贾立群移动探头，一遍遍地查找，终于他在密密麻麻的小结节中发现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结节，这个结点不随着肝脏的移动而移动。再看，这个结节不是长在肝脏上而是长在左侧的肾上腺上。元凶找到了！
贾立群明确告诉家长诊断结果是：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需要住院手术，把肿瘤切除，术后化疗。果然，孩子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贾立群的诊断。
一个月后，患儿的双胞胎妹妹也因为肝脏肿大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两个孩子的病情一模一样，贾立群却找不到妹妹的原发瘤。一连几夜，他埋头在文献里，直到找到答案：这个肾上腺上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了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姐妹俩病患的元凶原是一个。这种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极其罕见。
准确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挽救了这对姐妹的生命。治疗结束后，姐妹俩定期到北京儿童医院复查，贾立群的B超贯穿了这对孪生姐妹的幼年。1996年6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1999年8月，姐姐来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复查。从此，压在这个家庭头上6年的大山，彻底搬掉了。这个家庭，保存着姐妹俩从初诊到最后一次复查几乎全部的B超报告单，每一张都写满贾立群工整的笔迹。
这是一个家庭与贾立群的难忘记忆，20多年来，贾立群的高超诊断为众多疑难杂症的患儿带来了希望。
比如，贾立群用超声诊断出了上千例结肠息肉的患儿，仅2005年5月～2009年11月，他留存的一组资料完整的典型的结肠息肉病例就达342例。2012年，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据此写了《小儿结肠息肉临床特点和B超诊断价值》一文，介绍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在结肠息肉方面独特的诊治经验，论文投给美国著名的学术杂志《小儿外科》，审稿人提出质疑：能用超声诊断结肠息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检查结肠息肉，公认的是用肠镜。肠镜能直接看到息肉，还可以同时做息肉的切除。病人很害怕这种检查，需要进行全身麻醉。而且，被怀疑是结肠息肉接受肠镜检查的人，最后被确诊为结肠息肉的，仅为7%～8%。
在进行了翔实的资料补充和理论上的阐述以后，这篇论文顺利发表。
贾立群首创的不仅仅是结肠息肉的超声诊断，还有更为复杂也更具学术意义的梅克尔憩室——一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和肠重复畸形的超声诊断。这项成果，目前国内外很少有大宗病例的报道。但在北京儿童医院，每年都有数十例患儿用超声确诊。
在国内，超声诊断阑尾炎，也是贾立群的一大发明。
1990年前，国内外的医生几乎不把B超作为检查阑尾炎的手段，因为阑尾的位置较深，加上肠气干扰，B超不容易找到。有一天，北京儿童医院一位临床医生向贾立群提出：能不能帮忙用B超看看阑尾炎？面对这个在几乎所有同行看来天方夜谭式的要求，贾立群回答：“我试试。”在尝试了各种手法后，贾立群用B超不但可以准确地看出阑尾脓肿，还可以看出包块中哪些是液化的部分，哪些是没有液化的部分。接下来贾立群不但可以看出导致阑尾发炎的阑尾粪石，还可以看出阑尾炎是否已经穿孔。再后来，他从阑尾外径的1毫米之差上看出了轻微发炎的阑尾和正常阑尾的区别。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就在贾立群的无数次实践中确立。“贾立群牌B超”对阑尾炎的准确诊断和精准定位，促成了阑尾脓肿治疗手段的进步。
过去，外科治疗阑尾脓肿，最常做的是腹腔引流术，患儿至少要接受一次麻醉，一次手术，脓液往往几天才能排净。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对阑尾脓肿的治疗改成了超声引导下穿刺——用注射器把脓液直接从腹部脓腔中彻底地吸出来。患儿不用开刀，不用住院，减少了患儿的痛苦，也减轻了患儿家长的经济负担。依靠“贾立群牌B超”，北京儿童医院还可以进行肝穿、肾穿、肺穿等操作，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例失误。
当今医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只有用最新最高档的仪器，上最新的项目，才能创新，才算创新。贾立群给医学界昭示了另外一个理念。他用在许多诊断领域已经被CT、核磁等更新的设备所替代的B超机，把一些病人需要承担更多痛苦和风险以及更高昂费用才能诊断的疾病，准确诊断出来。
教徒：美国医生不再傲慢
除了忘我工作外，贾立群也悉心带学生。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团队正在茁壮成长，已经有“王小曼B超”“王玉B超”“王佳梅B超”出现在临床医生笔下，这些被备注的医生们都是贾立群的学生。从怎样拿探头开始，贾立群把自己苦苦钻研得来的技术和经验，包括教科书上没有的超声知识，多种疑难病症的超声诊断鉴别，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王小曼1994年分到北京儿童医院放射科，1995年调到B超室，她是贾立群手把手教的大弟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主任医师。2012年，王小曼到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进修，贾立群全力支持，他相信中国的儿科超声发展到今天，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理念和科室管理模式，也需要获得国际超声界的认知。
在费城儿童医院，一天，超声组的组长和王小曼讲起病例，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个超声图。王小曼一看，毫不犹豫地说：“肠道先天性畸形，有梅克尔憩室。”组长很意外，他仔细看了看图后说：“你说对了一半。”他转动了一下图片的角度：“你再看……”“有异物。”王小曼把另一半也说对了。这是一个异物掉到梅克尔憩室里的特殊病例，但给患儿做超声检查的医生的报告单上，只提到了异物。组长问王小曼：“你怎么能看出梅克尔憩室？”王小曼告诉他：“这种病我们医院B超看得很多。” 又一天，王小曼和费城儿医本院的大夫一起给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做颈部超声检查。王小曼一眼就看出患儿是淋巴结炎，直接下了诊断。可美国医生还是建议患儿再做一个CT。CT结果出来，和王小曼的B超诊断一样。
费城儿童医院是全美国多年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美国医生对来进修的中国医生多是傲慢的。经过几次病例讨论，超声组组长对王小曼的态度变了。对一些病例，他会问王小曼：“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会按照王小曼的意见修改自己的超声报告，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你的名字也写上。”
后来，组长邀请王小曼讲课。王小曼把带去的超声图片做成海报，贴在检查室的墙上，给当班的影像医生和技术员讲解。
在北京，贾立群知道了王小曼的表现，感到无比欣慰。除了教自己的学生，对从外地或者外院来进修学习的超声医师，贾立群也是倾囊相授。从2009年起，他率领B超室办起了全国儿科超声培训班。迄今，已经举办了四期，全国有300多名超声医师受益。
医德：患者喜欢才是好医生
贾立群一直在忙，他没有法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白天，他不是在医院的B超室，就是在病房、手术室。晚上他查资料，研究病例，学习国际上最前沿的超声发展成果。他在医院，对患儿和患儿家长要不停地说话，回到家里，和家人就没有力气说话了。22年前，贾立群向医院的临床科室做出承诺：“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此后，就连夜里的睡眠都不属于他了。几乎每夜都有急诊叫他，最多的一夜，贾立群被叫了19次。那夜，直到早上近7点他才回家躺下，只睡了半个多小时，贾立群就被上班的闹钟叫醒，匆忙去上班，没有发现自己穿的不是一双鞋。某个休息日，贾立群正在理发店理发，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他顶着理了一半的头发就去了医院。又一个休息日，他和妻子去看望亲戚，刚走到亲戚家门口，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医院的急诊电话，他连亲戚家的门都没进就返回了医院。
医生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在贾立群心里，B超机不仅是一种医疗检查仪器，也是与患儿和患儿家长沟通交流的桥梁。
有时候，有的住院孩子是由护工陪同来做检查的。贾立群会轻轻地把孩子抱到检查床上，像一个父亲那样温柔地帮孩子解开衣扣，在检查部位涂好耦合剂。把探头伸向孩子的身体前，他会笑着跟孩子说：“别怕，不疼，一会儿就完。”在检查中，贾立群会抽空档跟孩子说话：“小朋友几岁啦？”“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检查完，他会为孩子擦干净身上的耦合剂，系好衣服，把孩子抱下检查床。一次，一个5岁的女孩检查完了并没有走，她在一边看着贾立群。贾立群问：“看我干什么？”小女孩很认真地说：“伯伯，我喜欢你。”
有时候家长们会有各种要求，贾立群总是宽容地理解，还会体贴地补充到今后的工作中。
多年前，寒冬的深夜里一个年轻父亲抱着出生20多天的婴儿来做B超。从家里匆匆赶来的贾立群拿起耦合剂的瓶子刚要往孩子身上挤，那位父亲突然说：“您能不能先把它挤在我手上，我给孩子捂一会儿。”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会耽误贾立群的时间。贾立群微微一笑，他把耦合剂挤到了患儿父亲的手心里，等到耦合剂被患儿父亲的体温捂热，贾立群才开始对患儿开始检查。
这个充满父爱的小小要求，让贾立群想到了更多的孩子。从此，他冬天给患儿做检查前，都先把耦合剂挤在自己手心里捂热，再涂抹到患儿身上。这个举动，感动过无数患儿家长。再后来，北京儿童医院B超室冬天的暖气片上，总放着一排排耦合剂瓶，利用暖气的热力给耦合剂加温。
爱孩子的家长们，有时候提出的要求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一个家长抱着一个大哭的孩子来B超室检查，他说孩子一看到白色就害怕，要求贾立群把白大褂脱下来。为了检查顺利，贾立群脱了白大褂，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贾立群穿的毛衣上有白色块，得把毛衣也脱了。“好在我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贾立群笑着说。在他看来，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
为了感谢，很多家长都给贾立群送红包，他不收，家长们以为他是客套，就硬往兜里塞。一个躲一个送，来回撕扯，贾立群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得耷拉下来了。这样的情况多了，贾立群干脆把白大褂上的两个兜给撕下来了，同事们笑说主任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贾立群想想也对，又把两个兜缝回去，还特意从里面把兜口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怎么也塞也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您甭塞啦。”
“快！去请贾主任！”手术室里主刀的主任医师急促地说。手术台上躺着一个来自甘肃的8岁女孩，6年来肚子一直断断续续地疼，在当地两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瘪瘪的小肚皮上留下了两道刺目的疤痕。这次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经验丰富的B超科主任贾立群在孩子的十二指肠肠壁上发现了一个蚕豆大小的囊肿，断定这就是病源。外科精心设计了手术方案，做好各种手术准备。可当主刀的主任医师打开孩子的腹腔，囊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情急之下，主刀医师火速请来贾立群。
贾立群马上赶到了手术室。他拿着消过毒的B超探头在患儿腹腔内查找，一会儿“消失”的囊肿在屏幕上现出了身形——它藏在胰头后部，在胰头的包围之中。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这个位置太危险了！下刀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胰腺，或是碰了胰管，危及到孩子的生命。主刀大夫问：“贾主任，你看从哪儿下刀合适？”贾立群调动了自己在胰腺解剖学上的全部经验，用探头找到一个距囊肿5毫米的部位，对主刀大夫说：“从这儿下刀吧。”
这5毫米的距离，生死攸关，手术室里的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
在贾立群的超声引导下，主刀大夫屏住气息切下了第一刀。这一刀的深度，或许不到0.01毫米。做一个深呼吸后，再切下第二刀……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劝主刀大夫擦擦汗歇会儿，他放下了手术刀。副手接替把手术继续下去，屏息小心地进刀，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没能到达囊肿的部位。此时，肿瘤科主任也被请来了，接替主刀大夫的副手。
如果就此中止手术，医生们已经尽力；如果继续，医生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极点，稍有闪失，就可能给孩子造成终身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是，已经明确诊断，病灶也找到了，医生们不甘心啊！难道让孩子白挨第三刀，成长的日子里永远与病痛相伴？
两个多小时里，贾立群的手一直没有离开B超探头，他的衣衫已经汗透。他知道手术大夫面对的巨大风险，但是他希望把这台手术进行下去。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不住地对同事说：“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外科主任再一次拿起了手术刀。
贾立群两眼紧盯住B超屏幕：“再划深一点！”“再往里进！”梅花状的光标，引导着银色的柳叶刀一步步接近目标。刀尖终于碰到了囊壁，囊肿被完整地剥离下来。此刻，手术室里所有的人都小声欢呼起来。
“我们要对手术一线的同事们负责，要对孩子们的一生负责。”说起2010年春节前的这台手术，贾立群认真地说。贾立群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30多年来，他检查过的患儿达30多万人次，确诊疑难病患儿7万多名。因为贾立群的B超诊断总是和外科医生在患儿手术中见到的实际完全一致，所以医院的外科医生送给他一个绰号：B超神探。而在许多疑难病患儿家长手上的B超申请单上常常写着“请贾立群主任做B超”，这在家长们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了“贾立群牌B超”，成为患儿家庭对孩子平安健康的希望。
长成：一双眼这样炼出来
“神探”的神功是从勤奋探索业务、高度敬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修炼出来的。
1974年，北京一批大学到贾立群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贾立群上了北京第二医学院，即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
“我打小就喜欢无线电，从来没有接触过医学。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贾立群说，“上大学时，我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了学好解剖，我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在二层铺上，我抱着它反复琢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当我一睁眼，吓了我一大跳，我发现，这个头颅骨和我，躺在一个枕头上。”扎实的解剖学功底，为贾立群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影像医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毕业前，贾立群和60名医科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被安排到北京儿童医院实习。实习结束，有20人留下来，其中就有贾立群。进入儿童医院工作，学儿科的贾立群被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起初，他也颇有顾虑，不知道自己能在这儿干出什么来。贾立群清晰地记得带他的实习老师说：“你可别小瞧这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也就跟着你一块遭殃。”
放射科主任徐赛英是贾立群的老师，她是资深的X射线影像专家，看X光片的水平在国内儿科界享有盛名。贾立群看到了老师对工作的热爱，老师甚至放弃了调回上海和丈夫团聚的机会，大半辈子过着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老师常常在下班以后，带着贾立群整理病例，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在这些加班加点的时光里，老师把自己在X影像学上的学识、经验，点点滴滴传授给贾立群。贾立群学得格外认真，从不喊苦喊累。事实上，他也学到了老师对工作的认真和负责。
给患儿透视或者拍片，贾立群花费的时间总比一般医生长。往往，别的放射医生的病人都做完了，贾立群的透视室门前还有等候的患儿。那时候，透视室没有隔离墙，也没有空调，下班时，同事们经常发现贾立群衣服上汗印的形状，和他手里拎着的铅围裙一模一样。看X光片，常规操作是把片子插在灯箱上，从正面看。贾立群在灯箱上看完，还要取下拿在手上，正着看，斜着看，横着看，竖着看，再插回去重新看，有时还倒退着远距离看。每一个细节都能解释清楚了，他才算把一个片子看结束。若干年后，科里整理过去的旧片子，对一些病例做总结时，凡是贾立群写的报告，都非常细致全面。
1980年代初，多种实时超声显像仪在我国综合医院逐渐普及起来。1987年，北京儿童医院决定引进这项新的诊疗手段，送了一名外科医生出去学习。1989年，又把贾立群送到了北京301医院学习。一年后，学到技术回医院的贾立群发现，成人疾病的超声诊断和儿童疾病的超声诊断几乎是完全不一样，他必须找大量的资料进行新的学习。于是，贾立群日夜苦读，从不通英文到通读美国超声学专著《儿科超声》。再后来，他还能通读日文《小儿外科》杂志的《胎儿型结肠专刊》。
那时候，贾立群用的是一台分辨率有限的二维黑白B超机。在仅有几平方米的封闭空间里，从早到晚，他一只手握着探头在一个个患儿小小的躯体上慢慢地划动，眼睛死死盯住B超机屏幕上那朦胧的黑白图像，从回声的高低中，从腹水的清浊里，从血流的速度上，从病变的部位和形态，从脏器毫米之差的厚薄间……去判断是阴性还是阳性，是此病还是彼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数次地操作中，贾立群发现给成人检查颈部的高频小器官探头用在儿童腹部，成像更加清晰。今天，全国的儿科腹部B超都使用这种高频探头。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5岁以下小儿常见的实体瘤，占腹部肿瘤的第二位，北京儿童医院年轻的超声医生们可以准确地对这种病做出诊断。可当年，年轻的贾立群在B超声像图上发现第一例神经母细胞瘤的时候，对这种病的超声诊断，无论是在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都处于摸索之中。为了确诊，贾立群拿着探头看了患儿整整一上午。看完，他查了一夜文献。第二天，在忙完一天的门诊后，他又推着B超机去病房，对照资料再一次为患儿做检查。 贾立群做B超有一个独特的习惯，给患儿查完临床医生申请单上要求的部位后，他会再用探头从左到右，从上腹到盆腔，在患儿的腹部横扫3下。这3下是看患儿的腹腔内脏器以外是否有病变。这额外的3下，让许多患儿隐匿的疾病得以发现，从而得到及时的治疗。
高手：无数疑难杂症，条条诊断标准
1993年8月，一个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两个月大的女婴被送到贾立群那里。孩子的爷爷、爸爸和妈妈满脸焦急。婴儿挺着个大肚子，头往后仰，身子成反弓形，此前家长跑遍了石家庄的大医院，医生们都不能确诊。贾立群给孩子检查了45分钟，如今他还清楚记得这个病例：“从B超屏幕上看到，孩子重度肿大的肝脏上布满小结节。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的肿瘤肝转移。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贾立群移动探头，一遍遍地查找，终于他在密密麻麻的小结节中发现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结节，这个结点不随着肝脏的移动而移动。再看，这个结节不是长在肝脏上而是长在左侧的肾上腺上。元凶找到了！
贾立群明确告诉家长诊断结果是：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需要住院手术，把肿瘤切除，术后化疗。果然，孩子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贾立群的诊断。
一个月后，患儿的双胞胎妹妹也因为肝脏肿大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两个孩子的病情一模一样，贾立群却找不到妹妹的原发瘤。一连几夜，他埋头在文献里，直到找到答案：这个肾上腺上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了另一个胎儿的肝脏，姐妹俩病患的元凶原是一个。这种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极其罕见。
准确的诊断、及时的治疗，挽救了这对姐妹的生命。治疗结束后，姐妹俩定期到北京儿童医院复查，贾立群的B超贯穿了这对孪生姐妹的幼年。1996年6月，妹妹来医院做最后一次复查，1999年8月，姐姐来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复查。从此，压在这个家庭头上6年的大山，彻底搬掉了。这个家庭，保存着姐妹俩从初诊到最后一次复查几乎全部的B超报告单，每一张都写满贾立群工整的笔迹。
这是一个家庭与贾立群的难忘记忆，20多年来，贾立群的高超诊断为众多疑难杂症的患儿带来了希望。
比如，贾立群用超声诊断出了上千例结肠息肉的患儿，仅2005年5月～2009年11月，他留存的一组资料完整的典型的结肠息肉病例就达342例。2012年，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据此写了《小儿结肠息肉临床特点和B超诊断价值》一文，介绍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在结肠息肉方面独特的诊治经验，论文投给美国著名的学术杂志《小儿外科》，审稿人提出质疑：能用超声诊断结肠息肉？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检查结肠息肉，公认的是用肠镜。肠镜能直接看到息肉，还可以同时做息肉的切除。病人很害怕这种检查，需要进行全身麻醉。而且，被怀疑是结肠息肉接受肠镜检查的人，最后被确诊为结肠息肉的，仅为7%～8%。
在进行了翔实的资料补充和理论上的阐述以后，这篇论文顺利发表。
贾立群首创的不仅仅是结肠息肉的超声诊断，还有更为复杂也更具学术意义的梅克尔憩室——一种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和肠重复畸形的超声诊断。这项成果，目前国内外很少有大宗病例的报道。但在北京儿童医院，每年都有数十例患儿用超声确诊。
在国内，超声诊断阑尾炎，也是贾立群的一大发明。
1990年前，国内外的医生几乎不把B超作为检查阑尾炎的手段，因为阑尾的位置较深，加上肠气干扰，B超不容易找到。有一天，北京儿童医院一位临床医生向贾立群提出：能不能帮忙用B超看看阑尾炎？面对这个在几乎所有同行看来天方夜谭式的要求，贾立群回答：“我试试。”在尝试了各种手法后，贾立群用B超不但可以准确地看出阑尾脓肿，还可以看出包块中哪些是液化的部分，哪些是没有液化的部分。接下来贾立群不但可以看出导致阑尾发炎的阑尾粪石，还可以看出阑尾炎是否已经穿孔。再后来，他从阑尾外径的1毫米之差上看出了轻微发炎的阑尾和正常阑尾的区别。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就在贾立群的无数次实践中确立。“贾立群牌B超”对阑尾炎的准确诊断和精准定位，促成了阑尾脓肿治疗手段的进步。
过去，外科治疗阑尾脓肿，最常做的是腹腔引流术，患儿至少要接受一次麻醉，一次手术，脓液往往几天才能排净。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对阑尾脓肿的治疗改成了超声引导下穿刺——用注射器把脓液直接从腹部脓腔中彻底地吸出来。患儿不用开刀，不用住院，减少了患儿的痛苦，也减轻了患儿家长的经济负担。依靠“贾立群牌B超”，北京儿童医院还可以进行肝穿、肾穿、肺穿等操作，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一例失误。
当今医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只有用最新最高档的仪器，上最新的项目，才能创新，才算创新。贾立群给医学界昭示了另外一个理念。他用在许多诊断领域已经被CT、核磁等更新的设备所替代的B超机，把一些病人需要承担更多痛苦和风险以及更高昂费用才能诊断的疾病，准确诊断出来。
教徒：美国医生不再傲慢
除了忘我工作外，贾立群也悉心带学生。北京儿童医院的超声团队正在茁壮成长，已经有“王小曼B超”“王玉B超”“王佳梅B超”出现在临床医生笔下，这些被备注的医生们都是贾立群的学生。从怎样拿探头开始，贾立群把自己苦苦钻研得来的技术和经验，包括教科书上没有的超声知识，多种疑难病症的超声诊断鉴别，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王小曼1994年分到北京儿童医院放射科，1995年调到B超室，她是贾立群手把手教的大弟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主任医师。2012年，王小曼到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进修，贾立群全力支持，他相信中国的儿科超声发展到今天，需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理念和科室管理模式，也需要获得国际超声界的认知。
在费城儿童医院，一天，超声组的组长和王小曼讲起病例，他打开电脑，调出一个超声图。王小曼一看，毫不犹豫地说：“肠道先天性畸形，有梅克尔憩室。”组长很意外，他仔细看了看图后说：“你说对了一半。”他转动了一下图片的角度：“你再看……”“有异物。”王小曼把另一半也说对了。这是一个异物掉到梅克尔憩室里的特殊病例，但给患儿做超声检查的医生的报告单上，只提到了异物。组长问王小曼：“你怎么能看出梅克尔憩室？”王小曼告诉他：“这种病我们医院B超看得很多。” 又一天，王小曼和费城儿医本院的大夫一起给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做颈部超声检查。王小曼一眼就看出患儿是淋巴结炎，直接下了诊断。可美国医生还是建议患儿再做一个CT。CT结果出来，和王小曼的B超诊断一样。
费城儿童医院是全美国多年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美国医生对来进修的中国医生多是傲慢的。经过几次病例讨论，超声组组长对王小曼的态度变了。对一些病例，他会问王小曼：“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会按照王小曼的意见修改自己的超声报告，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我应该把你的名字也写上。”
后来，组长邀请王小曼讲课。王小曼把带去的超声图片做成海报，贴在检查室的墙上，给当班的影像医生和技术员讲解。
在北京，贾立群知道了王小曼的表现，感到无比欣慰。除了教自己的学生，对从外地或者外院来进修学习的超声医师，贾立群也是倾囊相授。从2009年起，他率领B超室办起了全国儿科超声培训班。迄今，已经举办了四期，全国有300多名超声医师受益。
医德：患者喜欢才是好医生
贾立群一直在忙，他没有法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节假日。白天，他不是在医院的B超室，就是在病房、手术室。晚上他查资料，研究病例，学习国际上最前沿的超声发展成果。他在医院，对患儿和患儿家长要不停地说话，回到家里，和家人就没有力气说话了。22年前，贾立群向医院的临床科室做出承诺：“只要我在北京，24小时随叫随到。”此后，就连夜里的睡眠都不属于他了。几乎每夜都有急诊叫他，最多的一夜，贾立群被叫了19次。那夜，直到早上近7点他才回家躺下，只睡了半个多小时，贾立群就被上班的闹钟叫醒，匆忙去上班，没有发现自己穿的不是一双鞋。某个休息日，贾立群正在理发店理发，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他顶着理了一半的头发就去了医院。又一个休息日，他和妻子去看望亲戚，刚走到亲戚家门口，他的手机就响了，是医院的急诊电话，他连亲戚家的门都没进就返回了医院。
医生是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在贾立群心里，B超机不仅是一种医疗检查仪器，也是与患儿和患儿家长沟通交流的桥梁。
有时候，有的住院孩子是由护工陪同来做检查的。贾立群会轻轻地把孩子抱到检查床上，像一个父亲那样温柔地帮孩子解开衣扣，在检查部位涂好耦合剂。把探头伸向孩子的身体前，他会笑着跟孩子说：“别怕，不疼，一会儿就完。”在检查中，贾立群会抽空档跟孩子说话：“小朋友几岁啦？”“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检查完，他会为孩子擦干净身上的耦合剂，系好衣服，把孩子抱下检查床。一次，一个5岁的女孩检查完了并没有走，她在一边看着贾立群。贾立群问：“看我干什么？”小女孩很认真地说：“伯伯，我喜欢你。”
有时候家长们会有各种要求，贾立群总是宽容地理解，还会体贴地补充到今后的工作中。
多年前，寒冬的深夜里一个年轻父亲抱着出生20多天的婴儿来做B超。从家里匆匆赶来的贾立群拿起耦合剂的瓶子刚要往孩子身上挤，那位父亲突然说：“您能不能先把它挤在我手上，我给孩子捂一会儿。”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会耽误贾立群的时间。贾立群微微一笑，他把耦合剂挤到了患儿父亲的手心里，等到耦合剂被患儿父亲的体温捂热，贾立群才开始对患儿开始检查。
这个充满父爱的小小要求，让贾立群想到了更多的孩子。从此，他冬天给患儿做检查前，都先把耦合剂挤在自己手心里捂热，再涂抹到患儿身上。这个举动，感动过无数患儿家长。再后来，北京儿童医院B超室冬天的暖气片上，总放着一排排耦合剂瓶，利用暖气的热力给耦合剂加温。
爱孩子的家长们，有时候提出的要求让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一个家长抱着一个大哭的孩子来B超室检查，他说孩子一看到白色就害怕，要求贾立群把白大褂脱下来。为了检查顺利，贾立群脱了白大褂，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贾立群穿的毛衣上有白色块，得把毛衣也脱了。“好在我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贾立群笑着说。在他看来，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
为了感谢，很多家长都给贾立群送红包，他不收，家长们以为他是客套，就硬往兜里塞。一个躲一个送，来回撕扯，贾立群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得耷拉下来了。这样的情况多了，贾立群干脆把白大褂上的两个兜给撕下来了，同事们笑说主任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贾立群想想也对，又把两个兜缝回去，还特意从里面把兜口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怎么也塞也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您甭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