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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雪后的北京。早上9点刚过,100岁的何兹全就坐到了电视机前,看冬奥会滑雪比赛。运动员在空中做着高难度的翻腾,现场的观众一阵阵惊呼,电视机前的何兹全却不动声色。他坐在轮椅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胸脯平稳地起伏,让人一时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经沉沉睡去。
何兹全听力不好,思维却依旧清晰。他讲述着过往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写在史书前页。轻轻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国民党与研究社会史
何兹全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本是大族,到何茲全父亲一辈中落。他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兹全的小学老师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经常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格言,给学生们讲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给了何兹全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
他说,这辈子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间偏左,进步,但不过激。这与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非常兴奋地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自此,三民主义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者反思失败原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时,何兹全已考入北平大学。开始他选读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政治理论,不讲历史根源,于是转入了史学系。
北大的自由学风,何兹全记忆犹新。他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许多年后,他的儿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回忆,“老一代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发现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影响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9 年以前,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受到过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 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冲击;一次是1927 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何兹全说:“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兹全的同辈学人中,多半出身“五四”这一系统,只有他左右兼顾,接续了社会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何兹全加入时,史语所已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李庄没有码头,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史语所办公室是当地一个大乡绅的房子,同事们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们一生生活得最安详的一段时间,”何兹全回忆,“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
山上没有电灯,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来读书,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阔天空地聊。“那时,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个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来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上来几条。”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区。除了史语所,还有同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等,而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偏远荒僻的小镇,一时云集诸多学术文化机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训话”。林徽因很健谈,和她在一起,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
在战争年代,史语所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李庄,何兹全写出了3篇文章。因条件困难,史语所以手写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庄的文章,命名为《六同别录》,到抗战胜利后,才以史语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兹全说,那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很感激傅斯年,当年若没有傅的帮助,他很难在李庄专注学术。史语所迁台时,尽管何兹全正在美国留学,傅斯年还是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都带到了台湾。
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活动。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来到台大墓园,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师。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 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
雪后的北京。早上9点刚过,100岁的何兹全就坐到了电视机前,看冬奥会滑雪比赛。运动员在空中做着高难度的翻腾,现场的观众一阵阵惊呼,电视机前的何兹全却不动声色。他坐在轮椅上,穿着厚厚的棉袄,胸脯平稳地起伏,让人一时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经沉沉睡去。
何兹全听力不好,思维却依旧清晰。他讲述着过往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写在史书前页。轻轻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国民党与研究社会史
何兹全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本是大族,到何茲全父亲一辈中落。他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兹全的小学老师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经常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格言,给学生们讲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给了何兹全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
他说,这辈子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间偏左,进步,但不过激。这与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非常兴奋地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自此,三民主义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者反思失败原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时,何兹全已考入北平大学。开始他选读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政治理论,不讲历史根源,于是转入了史学系。
北大的自由学风,何兹全记忆犹新。他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许多年后,他的儿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回忆,“老一代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发现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影响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9 年以前,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受到过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 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冲击;一次是1927 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何兹全说:“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兹全的同辈学人中,多半出身“五四”这一系统,只有他左右兼顾,接续了社会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何兹全加入时,史语所已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李庄没有码头,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史语所办公室是当地一个大乡绅的房子,同事们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们一生生活得最安详的一段时间,”何兹全回忆,“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
山上没有电灯,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来读书,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阔天空地聊。“那时,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个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来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上来几条。”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区。除了史语所,还有同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等,而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偏远荒僻的小镇,一时云集诸多学术文化机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训话”。林徽因很健谈,和她在一起,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
在战争年代,史语所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李庄,何兹全写出了3篇文章。因条件困难,史语所以手写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庄的文章,命名为《六同别录》,到抗战胜利后,才以史语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兹全说,那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很感激傅斯年,当年若没有傅的帮助,他很难在李庄专注学术。史语所迁台时,尽管何兹全正在美国留学,傅斯年还是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都带到了台湾。
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活动。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来到台大墓园,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师。
“择善而固执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迁往台湾时,何兹全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职位,回到大陆,落户北师大历史系。
1950 年代,何兹全写了一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那时,魏晋封建说是敏感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说,但也不违背“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只有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与“周秦以来”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说,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号)发表。
不久,史学界就开始了对尚钺和魏晋之际封建社会说的批判。何兹全与他私交不算深,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更可怕的是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也曾执此说。
何兹全说,“作为陶希圣的学生,我一度认为自己在劫难逃,多亏当年的批判风潮瞬息万变,还没来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运动的风向就转了,我得以逃过一劫。”
1958年,全国到处掀起炼钢高潮,家家户户都把破铁烂锅拿出来炼。北师大也就地炼钢,何兹全的任务是把收来的破锅砸碎,碎到比指甲还小。
官方还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参观人民公社。何兹全记得,一次去参观河北徐水一个小学,几个孩子围成一桌,老师把饭端上来。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满是苍蝇,轰开又来。回去的路上,何兹全心情沉重: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后才出现的,这么贫苦落后的农村,怎么就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贴上“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临汾干校劳动两年。
他至今记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说的话:“你哪里是做学问的?你是搞政治的。”这句话让何兹全念念不忘。“我是一个读书人,也确实是一个念念不忘国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当爱国、关心政治成为罪状,那人的话使我警惕:要读书,不要使人说你不是读书人。”
“文革”后,他终于得以发表长文《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他提倡的魏晋封建说更趋完善。
“在治学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话:择善而固执之,”何兹全说,“就我的学术论点说,1930 年代的论点,今天多仍在固执。”
只不过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他不再与人争辩,只埋头于自己的学问。1989年,标志着他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国古代社会》出版了。这部书的主旨发端于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此时,何兹全已是须发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学术评述》里,何兹全写道:20 世纪30 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70 年。虽然有时也曾“骄傲”、“委屈”,但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贫乏”但不“浅薄”。
如今,这位百年沧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何兹全说,“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
(本文参考了何兹全著作:《大时代的小人物》、《爱国一书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