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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同思想是广大中国人民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良好愿望,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有着重要的契合点。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巨史宏篇之中有着无数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设想和生动描绘。这些憧憬、理想与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历史的联系,其中大同思想尤为突出。“大同”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这首先归功于其本身强大的感染力。其次,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niel Bell)所认为的:“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独特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程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的,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
大同思想的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诗经》中的《伐檀》、《硕鼠》体现了广大奴隶和平民对奴隶主进行着艰难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密地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大同思想体现在老子对于“小国寡民”社会的构想上。这种学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与各家学派的大同思想相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是最完美、最经典的,它完整地规范了中国以后历代理想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曾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容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马克思对儒家的大同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不仅是超出现在,更是超出未来”。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
1853 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封建时期反映革命农民大同思想的最完整、最高体现。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表达了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从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在中国许多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纷纷提出“大同”理想。具有这种思想特点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争取变法、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向往着中国在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将毕生的心血奉献于倡导民众共同奋斗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对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进行了辩证的否定。在孙中山看来,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三民主义是大同社会的低级阶段。他说: “三民主义,我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民主义里已经初露端倪,大同社会的曙光已经若隐若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博大精深,并设计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却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二、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中国人是怎么从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新信息的接收是主体用既有的认识图式对新信息的顺应或同化过程,而认识图式与新信息是否有契合点,是确定认识图式对新信息是接收还是排斥的前提。从文化的角度看,两种类型的文化接触,如系异质同构,则按同构原则相互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生产资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在心理层面上的契合点,是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早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和刘师复等人也把“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同”混为一谈。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
孙中山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类比的痕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渭‘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的孔子之理想世界,才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稍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铺垫。李大钊从伦理要求推“大同”理想至社会主义为必然。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的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地方”,就是单单主张物质变更,因而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主张,确信“当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他在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是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陈独秀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却相信“大同主义”,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毛泽东在1917年还在呼吁:“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直到1919年底毛泽东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天下为公的境界。
显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有着重要的契合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使马克思主义在2O世纪初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92.232.
[2]墨子[z].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74.
[3]太平天国印书(上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87.
[4]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8.
[6]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25.
[7]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44.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契合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巨史宏篇之中有着无数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设想和生动描绘。这些憧憬、理想与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历史的联系,其中大同思想尤为突出。“大同”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是源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这首先归功于其本身强大的感染力。其次,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niel Bell)所认为的:“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独特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剥削程度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是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的,是从朦胧的憧憬到鲜明的构想。
大同思想的萌芽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于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中,《诗经》中的《伐檀》、《硕鼠》体现了广大奴隶和平民对奴隶主进行着艰难的反抗与斗争,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密地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
道家的大同思想体现在老子对于“小国寡民”社会的构想上。这种学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与各家学派的大同思想相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是最完美、最经典的,它完整地规范了中国以后历代理想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曾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内容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马克思对儒家的大同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其“不仅是超出现在,更是超出未来”。到了近代以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和探索也就更加积极。
1853 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封建时期反映革命农民大同思想的最完整、最高体现。洪秀全设计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表达了农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从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与此同时,在中国许多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开始重新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纷纷提出“大同”理想。具有这种思想特点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在争取变法、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向往着中国在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他将毕生的心血奉献于倡导民众共同奋斗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他对传统儒家的大同理想进行了辩证的否定。在孙中山看来,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三民主义是大同社会的低级阶段。他说: “三民主义,我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同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三民主义里已经初露端倪,大同社会的曙光已经若隐若现。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博大精深,并设计出了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遗憾的是不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的正确道路,但这种理想追求却始终活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
二、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中国的文化缘由
中国人是怎么从对“大同”理想的追求转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新信息的接收是主体用既有的认识图式对新信息的顺应或同化过程,而认识图式与新信息是否有契合点,是确定认识图式对新信息是接收还是排斥的前提。从文化的角度看,两种类型的文化接触,如系异质同构,则按同构原则相互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详尽的描绘,但还是确定了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全民公有,生产资料“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国家消亡,等等。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同构,在心理层面上的契合点,是中国社会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0世纪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1878年,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西国近事汇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均有无”、“贫富均财”;早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梁启超和刘师复等人也把“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大同”混为一谈。梁启超说:“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足点。”
孙中山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出将中国传统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类比的痕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是基本一致的:“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渭‘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的孔子之理想世界,才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稍后,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目标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传统大同思想熏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融会贯通,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了铺垫。李大钊从伦理要求推“大同”理想至社会主义为必然。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的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加以救正的地方”,就是单单主张物质变更,因而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主张,确信“当这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他在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是号召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陈独秀在总体上对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却相信“大同主义”,认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毛泽东在1917年还在呼吁:“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直到1919年底毛泽东仍将共产主义描述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村,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天下为公的境界。
显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的大同思想有着重要的契合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使马克思主义在2O世纪初的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
参考文献:
[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92.232.
[2]墨子[z].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74.
[3]太平天国印书(上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87.
[4]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8.
[6]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25.
[7]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