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坐船。
　　窄小的船舱里，腰也直不起来。抬头，只见四方的窗。更要命的是颠簸，时时刻刻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船上的伙食也不好，烤鸡是温凉的，牛排的软嫩要碰运气，开头的两天还有蔬菜，后面则越來越看不到绿色，陪伴你的只有土豆、豆芽和洋葱。
　　1934年1月，《大公报》副刊编辑沈从文收到家信，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告别新婚妻子张兆和，坐船回湘西老家。他大概和我一样，不喜欢坐船，在给张兆和的信里，沈从文多次表达了对于这趟旅程的不满，“我有点点不快乐处，便是路上恐怕太久了点，听船上人说至少得四天方可到辰州，或许还得九天方到家。”
　　更糟糕的是冷，张兆和给沈从文带了12个苹果，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水果。因为冷，沈从文只吃了两个，打算把剩下的留着，带回去送家里人吃。他懊悔不曾带些饼干，“方能把这日子一部分用牙齿嚼掉。船上冬天最需要的恐怕便是饼干，水果全不想吃”。
　　船上的伙食并不算差，因为水手们时刻捕上大而活鲜鲜的鱼，才一毛二分钱一斤。最好吃的是青鱼，沈从文觉得像海味一样鲜美，只用河水煮熟，就“实在好吃得很”。
　　天天吃鱼，难免有些厌倦。幸亏在常德时，买了半斤腊肉和腊肝。腊肝就是腊制的猪肝，也是湖南特产。那时没有冰箱，杀了猪，内脏要在冬天放十多天还保持新鲜，天气又不如东北那样冷，风干腊制是最好的处理方法。沈从文吃腊肝的方法依旧湖南——用辣子炒。可他还是抱怨，自己吃不惯船上的饭，因为煮得太硬——湘西人煮饭的通病，盛在碗里都是一粒粒的，不知道是米还是水的缘故。
　　一路风险颇多，“中间小船在滩上歪了一下”，船舱里进了水，冲走了沈从文的钢笔，被褥和信纸也都湿了。沈从文一路遭遇了许多次这样的险情，他不仅目睹了一条碎了的船，更曾经“遭遇大滩了，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儿随之相伴的，是船上伙食的最大挑战——没有蔬菜。一开始还有紫菜苔，后来只有大蒜，再后来连辣子都没有，沈从文一边唏嘘“可惜我们忘了带点豆腐乳，忘了带点北京酱菜”，一边拿他的腊肉腊肝和水手们换素菜，他“担心在船上拖瘦，回到家里不好看”。
　　回到家乡，母亲已经垂危。为了陪母亲过生日，沈从文不得不给张兆和写信，让她向杨振声写信请假，要多耽误几天。他心中隐隐觉得，母亲应该不久于人世了，便时常给来探病的亲戚们看妻子的相片，为了“使妈高兴”。
　　在病床边陪伴了三天，假期就算结束了，沈从文不得不启程回京。他给张兆和买了不少腊肉、腊肠，还有十筒茶叶，一百桔子。还有个牛角，还有圈子，是送张充和的，因为她央求沈从文给她带苗女的东西。他敏感地觉察到，自己这个“乡下人”，居然已经不太适应家乡的生活：“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了太多。”他爱的那些家乡人也变了，救过自己命的干爹已经去世；《边城》里“傩送”的原型被鸦片毁了；和保靖的老友重逢，那位曾经的红军做了保税局局长，还抽上了大烟，因为“这样人家就不再怀疑他曾经是红军了”。
　　他甚至已经不熟悉家乡的口味，在“辰州戴家吃宵夜，差不多每样菜上来都是一把辣子，上到鱼翅也不例外，谁知还有一钱以上的胡椒末在汤中”，他被辣得腹泻，心里不停计算着回到张兆和身边的时间。
　　2月5日，他终于结束了这趟一个月的旅途，回到北平。刚进家门，沈从文收到大哥沈云六的信：母亲去世了。